这套丛书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各自不同的学习要求，安排相关内容。适当增加课内教科书和语文读本上所没有，而又比较重要的内容。二是趣味性。编写者充分考虑了大多数读者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和阅读基础，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解说经典，文心与文字兼美，知识与趣味并重，情趣盎然，胜意无限，以激发阅读兴趣。三是实用性。既考虑到中考、高考对学生语文阅读鉴赏、表达交流能力的要求，同时又注重文化内涵的滋养，使之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和书卷气息。阅读这套课外读物，不像读教科书，没必要正襟危坐，也不需要整块时间。精研细品亦可，浮光掠影亦可；挑灯夜读亦可，见缝插针亦可；“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亦可，“好读书不求甚解”亦可。即使随便翻翻，也定会有所收获。我相信，聪明的读者朋友一定会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主题广泛、文风多姿的《沙与沫》汇集了纪伯伦的思想，体现了“纪伯伦风格”，给人慰藉，给人智慧。一如纪伯伦在其中的自白：“若是真懂我的价值，你便会知道：我心中的多于我说出的，我渴望的多于我手中的。”

《老年》思想深刻、意象丰富、语言诗化，是屠格涅夫晚年思想和艺术的缩影。《老年》是屠格涅夫给世界的最后留言，更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精品。这些散文诗犹如秋日傍晚的风景。正像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屠格涅夫传记的作者爱德华·加奈特所说，“山谷在即将到来的夜的阴影中颤抖，较高的土地依然在温暖的光明中闪亮。”

《飞鸟集》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捧读《飞鸟集》，你会感到天地间久违的真与美重新回到了你视界。《飞鸟集》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简明疏朗的词句当中，充满反璞归真之美，饱含出水芙蓉之秀。其短诗警句，犹如一幅幅用文字描绘的水彩，读来如闻牧歌，如嗅幽兰，而三百余则断想，又像连环画与多面的水晶，待连缀成集，便合成了一帧多维立体图，使人瞥见了作者思想的全景。

《曼殊外集：蘇曼殊編譯集四種》研究苏曼殊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柳亚子先生，在《重订苏曼殊作品索引》中曾订下了三个出版计划，即《曼殊余集》、《曼殊画集》及《曼殊外集》。“余集”中的大部分资料已由柳亚子哲嗣柳无忌教授整理，与顺德马以君先生着手编刊一部极具规模的曼殊研究资料集，而部分数据，亦早已编人《柳亚子文集》第六部《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画集的出版计划最难完成，因曼殊传世画作多已散佚，小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则极难看到，更遑论制版印刷了。这个计划，非交游广阔、有心有力者不能胜任。我在2000年重刊了蔡守编刊的《曼殊上人妙墨册子》，只印了五百册，还是原书的那二十二幅，添人了新发现的邓尔雅的题跋、翻译了佛莱蔗的英文题诗；只此而已。至于“外集”的编刊，柳亚子在《苏曼殊传略》中说：“一本《曼殊外集》，包括《文学因缘》、《拜轮诗选》、《潮音》、《汉英三昧集》在内。也迟迟没有动手。”

诗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是人类有语言以来最早出现的文学语言形式。它运用精练的、富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以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传达人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和经验。同时，诗歌还赋予诗人创造的快感，给予阅读者鉴赏的乐趣，增加人们对于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思想上的启迪。正如美国现代大诗人弗洛斯特所说：“诗，始于乐趣，终于智慧。”英语诗歌创作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近现代以及当代都产生了很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不仅是英语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英语诗歌有其自身诸多文体特点，如格律和音韵表现出的音乐美、传情达意的语意美以及诗体形式美等。

《全球化语境下的阿拉伯诗歌：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的撰写以笔者于2001年通过的阿拉伯文学博士论文为基础，该论文试图循着阿拉伯近代诗歌发展的轨迹，对阿拉伯近现代诗歌做一个整体性呈现，然后通过对一个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的深入研究，揭示阿拉伯诗歌在世纪交替之际出现的一个变化趋势，从而对中国的阿拉伯诗歌研究有所推动，为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和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一点文化背景方面的借鉴。

普希金是19世纪俄国伟大诗人，俄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被高尔基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是一位诗人，在他的作品中诗歌自然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诗歌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追求、情感、品格和风格。他的诗激情澎湃，始终为自由而追求不懈，梦想有朝一日他能挣脱沙皇专制制度的羁绊，纵情翱翔在无拘无束的蓝天底下。他的作品中还有大量的爱情诗，诗人在其中抒发了万千热烈真挚的情怀，讴歌了他所倾慕的女性，极富真情实感，脍炙人口，沁人心脾。《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套装上下卷）》收入普希金一生所创作的全部抒情诗共800余首，是我国第一本由一个译者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单行本。译者曾在本社出版过独力翻译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三十年来潜心研究了普希金的全部文学作品，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准确精当，优美流畅，其译文在目前国内纷繁的普希金诗歌译本中独树一帜。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生于奥廖尔城。父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母为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卢托维诺娃。兄弟三人，排行第二。长兄尼古拉，至今仍健在；幼弟谢尔盖，于行年十六之际夭折。父亲于叶利扎维特格勒胸甲骑兵团中服役，驻防奥廖尔，以上校衔退休，于妻子的领地斯帕斯基一卢托维诺沃村定居，离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城十俄里。1822年携全家及婢仆乘坐两辆大篷马车出国旅行，其间我几乎丧命：在瑞士的伯尔尼城，参观饲养着几头熊的熊山时从外围护栏上掉了进去，幸好父亲眼疾手快，赶紧抓住了我的一条腿。返回斯帕斯基以后，全家开始了乡居生活，那种贵族的懒散、悠闲而琐碎的生活，在当今一代人中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每日处在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瑞士人和德国人、从小跟随的老仆和农奴出身的保姆中间，长大成人。1827年初，在萨莫捷卡购得一所房屋后，全家移居莫斯科。1833年，年仅十五，即进入莫斯科大学，按照我那时的叫法，在"语文系"就读。我时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昔日的师长们，其中有俄语教师德·尼·杜宾斯基、数学教师普·尼·波戈列利斯基，以及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的文学家伊·彼·克柳什尼科夫，他写的诗署名只是一个字母。我在莫斯科大学求学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听过波戈金教授和帕夫洛夫教授讲课；后一位是谢林的信徒，根据他的哲学讲授物理学。此外还有一位老人，名叫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按照罗蒙诺索夫的值得赞美的言辞来管教学生。时常向我们"训话"。1834年，父亲为了让我与进入近卫军炮兵部队的长兄居住在一起，把我转至彼得堡大学：而父亲就在这一年去世了。1837年我从大学毕业，获候补博士学位。1838年赴柏林以完成学业，乘坐的"尼古拉一世"号轮船在特拉夫明德@海面上起火焚烧。彼得堡大学所得的知识有限，教授之中只有普列特尼奥夫一人能对听讲的学生发生影响。我在柏林主要攻读黑格尔哲学（教授为韦德）、语文学和历史。这个时期柏林大学能够引以为荣的教授有博克、楚姆普特、兰克、里特尔、汉斯等多人。在柏林修习了两个学期，与我一起听课的有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凯维奇。1840年曾短期回到俄国，并去意大利一游，然后再到柏林，住了将近一年，与大名鼎鼎的巴枯宁同宿在一个房间里，那时他还没有从事政治活动。1841年归国，并于1842年进入内务部当差，在弗·伊·达里的手下工作，但政绩甚差。疏于职守，1843年即行告退。同年开始文学生涯，发表一首小叙事诗《帕拉莎》（未署自己的名字），并结识别林斯基。在此后的两年中继续写作小诗以至长篇叙事诗，没有也不配受到赞扬。1846年年底前往国外，决心完全停止或者改变自己的活动，但是留在刚刚复刊的《现代人》杂志编辑部里的一小篇题为《霍尔与卡里内奇》的散文作品获得成功，终于使我重操文学的旧业。从此以后一直没有停笔，：去年已出版了全集的第五版。这中间仅在1852年稍有停顿，当时由于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章，或者确切地说，由于出版《猎人笔记》的单行本，我被关入警察局一个月，然后送往乡间居住，直到1854年方才回城。1861年以后，大部分时日生活在国外。

本书为《冈村繁文集》的第九卷，收辑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著名诗人广濑旭庄的两千多首汉诗。诗由冈村繁重先生校勘整理，俞慰慈译。这些诗内容广泛，既可从中了解十九世纪日本的风土人情，又可看到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次与我国读者首次见面，对研究日本汉诗创作、中日诗歌彼此影响都极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