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石先生从1981年完成《野草》研究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中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研究（这在当时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但也因此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陆续出版了《〈野草〉研究》（1982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1990，合作）、《中国现代诗歌艺术》（1992），近期又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需要指出的是，前述诸书或是分流派研究，或是分期研究，或是个案研究，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后一本书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朱自清先生“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的治学风格：他考辨字句是为拟想中的批评史或诗歌史作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的上述研究都是在中国现代解诗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按孙先生的说法，“所谓中国现代解诗学，是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一种现代诗学批评的理论。朱自清先生是这一理论的创建者。它的精髓在于，在对于象征派、现代派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这一诗潮中个别作品文本的内在性的阐释，以求沟通审美的创造者与审美的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孙先生在80年代中后期多次撰文呼吁“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意在求是致用，鉴往知今，为当下无序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体系，促使新诗和新诗批评健康发展。《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正是孙先生“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具体实践和典范之作。首先，本书采用“释古”的态度进行研究。作者对在50年代以来被视为“逆流”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王瑶先生纪念集》P397 ）。作者耗费10年的功夫（从1987年在《文艺报》连载本书的提纲起）“对于新诗中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发掘与描绘，审视与评价，是恢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史本来面目的应尽的职责”，作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具了解之同情”，用大量事实说明，“它在中国新诗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同其他流派的诗潮一样，尽了自己的一份社会承担和艺术探索的职责”（以上引文引自该书“前言”）。这些评论无疑是“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能做到这一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该书“努力去做到，在宏观的历史的叙述中，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着意地进行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如该书第四章“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勃兴”，作者在对“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产生”和“理论追求”作宏观描述时，穿插了对戴望舒的《雨巷》、《断指》、《我的记忆》，徐迟的《赠诗人路易士》，林庚的《春野》、《沪之雨夜》，废名的《街头》，施蛰存的《银鱼》等诗作的微观分析；此外，作者对于一些重要作品，还采用列专节，或加“附论”的形式作深入的微观解读，如在第二章“初期象征派诗的诞生”的后面“附论”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在第八章“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和超越”中列专节： “冯至：架起通向新现代主义的桥梁”，着重论述冯至的诗歌；在第九章“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后面“附录”“穆旦的《诗八首》解读”。作者由此做到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立论更严谨。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到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王瑶先生认为“兼有京派与海派之风”就是：“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作者在该书中“不完全按照历史人物构成的框架进行叙述，而是着重从探讨这一诗潮发展的脉络和问题为主，因此，它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只是一本史论性质的东西”。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强调：“在史实的基础上追寻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应该是治史的精魂所在。我努力的正是在史的描述中完成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述言论显示出作者“既不是纯客观的‘征实’，又不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是二者的结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P395）。这也可谓是兼取京派的“谨严”与海派的“开阔”的两派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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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迄今以来出版的跨年代最长的一部当代诗歌。选收了建国以来我国一百五十多位优秀士人创作的六百余篇诗作。这些作品都是编者作了严格的甄别，沥汰工作后筛选出来的，无论在表现我国诗歌的创作时代特征方面，还是诗人个人特定发展阶段的思想，艺术倾向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作品汇于一卷，可以概括地反映出四十年代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主要脉流和步伐。

片断：全唐诗续补遗卷一初唐一李渊高祖为秦王制诗初太宗为秦王，高祖制诗云云。帝于宫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玺以至帝所，缙绅先生相谓曰：“诗及玉玺，盖奉国之祥瑞者欤。”今按：《全唐诗凡例》引胡震亨谓唐初无五星联聚之事，疑其伪托。曾见陕西鄠县有大业三年郑州刺史李渊为子世民祈疾疏石刻拓本，孙星衍《访碑录》亦收载。圣德合天地，五宿连珠见。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册府元龟》二一《帝王部·征应》李世民太宗题龟峰山在麻城县乾坤造化有神功，胜地安然气象雄。马迹印开苍石上，龟头横插白云中。山高每有神仙过，寺号能仁天子封。试剑石边风拂拂，虎跑泉内水溶溶。龙吟南岭崎山雨，虎啸东林什子风。舍利塔中遗释子，观音崖上礼慈容。天开云现琉璃碧，日落霞明玛瑙红。岩畔芊芊罗汉草，领头郁郁大夫松。望龟亭内迎仙客，喷雪崖前活水通。万里黎民皆润泽，一堂贤圣总虚空。游山宰相书名字，采药仙人留迹踪。任是丹青描不就，恍疑身世九霄宫。《弘治黄州府志》七《艺文》武则天后游石淙诗并序若夫圆峤方壶，涉沧波而靡际；金台玉阙，陟玄圃而无阶。惟闻《山海》之经，空览《神仙》之记。爰有石淙者，即平乐涧也。尔其近接嵩领，俯届箕峰，瞻少室兮若莲，睇颍川兮如带。既而蹑崎岖之山径，荫蒙密之藤萝，汹涌洪湍，落虚潭而送响；高低翠壁，列幽涧而开筵。密叶舒帷，屏梅氛而荡燠；疏松引吹，清麦候以含凉。就林薮而王心神，对烟霞而涤尘累。森沉丘壑，即是桃源；淼漫平流，还浮竹箭。〔纫〕（网）薛荔而成帐，耸莲石而如楼。洞口全开，溜千年之芳髓，山腰半坼，吐十里之香粳。无烦昆阆之游，自然形势之所。当使人题彩翰，各写琼篇，庶无滞于幽栖，冀不孤于泉石。各题四韵，咸赋七言。《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六○《嵩山部》。今按：此诗在《全唐诗》有诗无序，而《全唐诗》一般有诗有序者，大都全录，此系遗漏。现特补序，诗不重录。又《图书集成》同卷，作嵩山石淙侍宴应制者，有宋之问、沈佺期、苏味道、李峤诸人。①①据《金石萃编》卷六十三校改。许敬宗辽左雪中登楼岁杪崇朝雪，天涯绝塞城。冻云连海色，枯木助风声。本书前言全唐诗续补遗前言唐诗体制繁复。前承乐府、古风，后启律诗、杂言，抒情、说理、叙事、写景，蔚为大观。上自达官，下至隐逸，文士笔述，民间口传，遍地开花，丰富多彩。它在中国诗坛上，也在世界诗歌史上，都占有并将永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唐、宋、元至明中叶以前，唐诗选本多，而全集少。明中期以后，渐有人重视唐诗全集的编刻，但断代分期出书，流传极少。如隆庆时吴琯等《唐诗纪》，只成初唐、盛唐。至清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才开始根据胡震亨《唐音统签》及钱谦益、季振宜连接编辑的《全唐诗集》（只有稿本。初稿为不同版本的诗集拼成，有抄有刻，我曾写出目录，留备参考。该稿现在台湾。清内府旧藏是重抄稿本。）综合改编成为现时仍在通行的《全唐诗》。《全唐诗》共九百卷，收诗五万馀首。因当时急于求成，存在不少缺点错误。近代有不少人，如刘师培、李嘉言等提出勘误和改编的意见，偶然也提到尚有可补之诗。日本河世宁能早在我国乾隆时期进行《全唐诗》的辑逸工作，虽然所辑有限，又多属摘句，最后附李峤几首诗的校异，也还是值得欢迎的。近半个世纪中，有罗振玉、王重民，包括最近舒学等，单从敦煌遗书中先后辑出唐人遗诗共约一百八十首。只限于文士的雅言诗，而未收民间的口语诗，终令人对唐诗有不全之感。我在较长时期，对全汉至隋诗、全唐诗，都留心辑补，随见随钞，各有积稿。现中华书局以《全唐诗》先行再版，广征补遗。最近一年多，我根据原辑加工，仅就手边可利用的书，加以钞补，五百五十馀人，诗一千馀首，摘句（一联一韵作为一句）二百三十以上，词三十一首，编为二十一卷。现时的工作以补为主，但也以补带校。如不事先反复细校，则又不知缺在何处。多卷集的大家、名家，比较难补，而零句比全诗更难补。古今学者中，虽对某一家某一集，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而竟不知何者可补，或虽补而反误。明、清刻本中，误补者更多一些。如《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张籍集》，极为错乱，有《台城》及其他十题，共十七首，实为刘禹锡诗，《杨柳送客》等四首，为李益诗，竟大量收入。席刻《唐诗百名家集》中，《马戴集》比《全唐诗》多出《早秋宿崔业居处》以下九首，皆为秦系诗，又席刻百家有《于邺集》，江标五十家小集有《于武陵集》。《唐诗纪事》及《全唐诗》都分作二家，据《唐才子传》，武陵为邺之字，实为一个。也有些诗，见于两家以上，不能肯定为某一人诗者，保留诗题，文字出入较大者并存。有些诗虽有疑问，如王维乐府诗等，也作为附录保存，留待后来学者参考。以上这些情况，都在诗前、诗后或诗人小传中，加以说明。体例问题：现在略依原书凡例，如已有传的，就不再录，没有传而可以查到的，就略补小传。如暂时查不出，就参照原书前后人次，订其时代。否则统依姓名笔划，集中放在“无世次”一卷之中。本辑稿每诗后面，都注明出处。所附小传及诗解等，大都引用原文，形式近于《宋诗纪事》。原书补遗、歌谣、神仙等诗，也是如此。不过有详、有略、也有遗漏，又多数不注出处。这对以后校勘或改编《全唐诗》，有一定困难。本辑稿破除以往惯例，不论帝王将相、朝野人士、妇女、僧道，都按时代先后排列。缺姓名而有时代，或有关人物可寻，也依照上例列入。本辑稿略依《唐诗品汇》及《诗薮》、《唐音癸签》所论，暂分为初、盛、中、晚。五代十国补诗较多，（李调元《全五代诗》晚于《全唐诗》，缺漏还很多。）题作《全唐五代诗续补遗》，也是可以的。胡震亨对胡应麟的论述，比较佩服。但初、盛、中、晚，具体细分，又不尽相同。如应麟以李適、孙逖为盛唐，震亨改为初唐；应麟以包融为初唐，刘方平为中唐，震亨都改为盛唐；应麟以元载、苏涣为盛唐，震亨改为中唐；应麟以魏暮、孙元宴为中唐，震亨又改为晚唐；应麟以杜荀鹤、沈彬、陈陶、黄滔等为晚唐，震亨改为闰唐（即五代十国）。而初、盛、中、晚之中，又各有先后，至于五代十国诗在《全唐诗》中混而不分，现也略依《全五代诗》并参照《五代史》、《十国春秋》加以区分。本稿是继《全唐诗》原有补遗辑补的，故称《续补遗》。笔者限于时间和水平，目前只能勉成此初稿，难免有误有漏，至于修改补充，更准确地加以排比，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努力。童养年于安徽大学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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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文有“并序”之例，是先说明写作的原由。原由多种，用意则一，是写有必要，并非没事找事。说明写有必要，有些篇什容易，如上至宫廷的高文典册，下至小民的来往书札，都是为办事，文先事后，无文，事多半就办不成。我的这些篇什是诗词，过时之物，办事用不着，说明写有必要就大难。大还是双料的，一是为什么要写，二是为什么想印。理想的理由是写得好，因而，冠冕的，可以供人欣赏，甚至助人学，不冠冕的，自己由这冷清的角落捞点荣誉。可惜这理想是幻想；事实是，自己确信，所写仍是吾家的传统，打油，拿出去就难免贻笑大方之家。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还想印呢？我觉得，诗词的形式，至少是表达某些“欲说还休”的情意，更合用，于是就效昔人之颦，也写。写是法定的自由，估计必可以说服人。以下说想印就难了。只是为看着方便，依一般选本之例，以类为序。诗在前，词在后。诗，古体在前，近体在后。无论诗词，都是篇幅短的在前，长的在后。次韵、集句之类，因不完全由己，更在后。类、体、短长都相同的，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问风啊，你究竟从何处吹来？怎么带点奇异的香气，像是风信子在上风初开，紫色的风信子或者薰衣草，也就难怪窗外的阳台暮霭怎么也带一点淡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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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另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初著名文学家。其诗与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齐名，号称“清初四大家”。其所倡导师的“神韵”诗论，对当时及其后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渔洋一生赋诗三千余首，《渔洋精华录》收入一千六百余首，是其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创作成就的集中代表。王士禛一生创作诗歌三千余首，分别载于其所编渔洋集、渔洋集等诸书中。本书《渔洋精华录》是在康熙三十九年编写的，全书十卷，前四卷所载古体诗，后六卷所载是今体诗，共一千六百九十四首，每首诗都附有题解、注释、集译。

《经典丛话·文苑撷英系列：唐诗风骚》主要内容包括：诗分唐宋、《谈艺录》节选（两则）、唐宋诗风格之别、读钱钟书的《（谈艺录>节选（两则）》、周振甫冀勘、唐宋诗之争、闻一多说唐诗（节选）、唐代乐府诗的三种类型、从一首唐诗谈起、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唐代边塞诗中的英雄形象、唐代边塞诗与流行歌曲、唐诗中的禅趣、平凡的话、唐诗是怎样“发表”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