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读不厌，永远那么新鲜。也正是这种新鲜的认识感，唐代诗人们才能把祖国河山写得那么宏伟壮丽。作为大自然的河山，其实千百年来并没有多大不同，为什么特别在唐诗中就那么引人入胜呢？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的缘故。中国被称为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就是在这国度中最绚丽的花果。它的丰富的创造性、新鲜的认识感是祖国古代灿烂文化中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成就。我们今天读唐诗当然不是打算去摹仿唐诗，摹仿是永远也不会让人感到新鲜的。唐诗之后，摹仿唐诗的人不知有多少，那些作品都早已被们们遗忘，而唐诗却还是那么新鲜。我们读唐诗正是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新鲜有力，富于生气，这种精神状态将有助于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世界的认识却是无限的。唐诗因此正如一切美好的古典艺术创作，启发着历代一切的人们。

《宋词三百首赏译》为专修古代文学并在此领域造诣颇深的范晓燕女士所选编，在清代上疆村民版本的基础上，参考了不同的注释，进行了部分删节，译成优美动人的现代新词，使之更适合于现代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阅读。唐诗、宋词、元曲为中华文学史上的三大瑰宝，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精华。二00二年春节前夕，范晓燕从深圳回到长沙，参加庆祝他们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离长前，她告诉我，所编著的《唐诗三百首赏析》、《宋词三百首赏译》二书拟将成套再版，并勤托我为此作序。她说，不是求老师为这两本小书说些什么，只是希望二十世余年师生的情谊能留下点文字的痕迹。我听了很感动，于是欣然命笔，写了这篇短文。

辽金诗学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近年来出现了可喜的转变，一些有份量的论著陆续问世，中国辽金文学会（筹）也于2002年11月在河北大学宣告成立。为了进一步推动辽金文学的研究，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会同中国辽金文学会（筹）联合倡议编篡《辽金诗学研究专辑》，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响应和支持。该辑汇集了海内外学者论文17篇，涉及辽金诗学理论及批评、辽金诗歌创作和辽金诗学文献等多个方面。在此特对辽金文学会（寿）会长张晶先生及所有惠赐佳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对浙江历史文化和秀丽风景的总结和考量，是对浙江的从整体上的思考和认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也有具体细微的可感性。不论是从艺术上在闲暇时的翻阅欣赏，还是从技巧上作为诗歌学习的优秀作品，本书都是适合的。本书采用链式结构，以诗中所咏对象发生年代为序，不分内容区域、长短诗交错，有一条以时间为主线的清晰线索，读者可以清楚的认识到浙江文化的血脉与根基所在。

勃兰兑斯和韦勒克曾先后明确表示，要写以文学英雄为主体的文学史，但在具体操作时，却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将个体情状与群体风貌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学界，蓝棣之在其专著《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也如此实验过。作者认为，比起以往的、实际上至今仍在盛行的、一般性地描述文学群体风貌的文学史来，这已是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只感兴趣于文学史中的“英雄个体”，而对那些由文学凡夫堆积起来的“堆沙包”之类的所谓的文学史则表示出“兴”冷淡。大家想想，同属于人们常说的“自由诗派”里的胡适与郭沫若，“象征诗派”里的李金发与戴望舒，“格律诗派”里的朱湘与徐志摩，“九叶诗派”里的穆旦与郑敏，“七月诗派”里的曾卓与牛汉，“朦胧诗派”里的北岛与梁小斌，他们的风格各异，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诗歌特色，但习惯上人们却偏好把他们放在一起，强调他们彼此问淡得几乎没有的文学共性，这又是多么的勉强和乏力啊！文学是非常强调个性的东西。张扬文学个性并保持其原貌才是文学史写作的真正使命。所以，从根本上，作者厌恶只一味强调“流派”、“群体”、“集团”之类的文学史。作者总固执地认为那是些不痛不痒的“大路货”。谢冕也将其蔑称为“一般性著述”。由于疏于对文学史事的细读，人们总是无鉴别地“前接受”文学史上的一些“定论”，并将其作为自己逻辑思辨的起点和依据。殊不知，这些“定论”其实是文学史家与其置身的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间“合谋”的结果。比如，人们一提到胡适，就会乐此不疲地谈论他的《蝴蝶》、《鸽子》之类的半文半白的白话诗，并认为它们就是胡适新诗写作的经典，还习惯地推导出以胡适为龙头的白话诗写作的幼稚，以之证明新诗永远在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你重新通读胡适的白话诗，就会发现：他本人最喜欢而一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遮蔽的《十一月二十四夜》，是多么好的一首白话诗啊；进而，如果你选出它来作为胡适白话诗写作的经典，将会得出白话诗写作成就较高的结论。这表明，重新选出新诗经典，重新勘定新诗史的版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出发，才能推动我们沉重的、早已休眠了的文学史思维，彻底打破如北岛所不屑的文学史写作惯用的伎俩——“危险的平衡”，恢复文学史原本就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文学史是由一个个文学英雄共同创造出来的。作者的这本小书就是以一个个诗歌英雄为主体，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新诗的主流状貌及其流向；以个人来呈现主流，而非以主流来附带个人。它与现今不少有识之士强调文本细读异曲同工。在撰写诗歌史时，我们应该着力于“诗人细读”，只有这样方能回到诗的历史现场及其主体，重现诗歌发展历史的原貌和脉络，揭示其真相。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所选择的诗歌英雄与作者对新诗的读解和多年来培养的诗歌趣味密切相关。书末附录两篇文章的用意，一是为了进一步突现本书文本细读之特色，一是为了弥补本书在选择对象上的欠缺。

本书共收录唐代题写在山崖、寺壁、驿亭、廓柱、官厅等诗841首，涉及有关作者324人。这些诗或叹身世之悲，或述思乡之苦，或说科场失利之恨……从而使作品闪烁着夺目的思想光辉。

多年来作者一直注意寻求清人所写的关于西藏的诗词，尽可能地把它们全都搜集到。作者从8种不同的典籍中，遴选出23位作者的216首诗词，编成这本《清人咏藏诗词选注》。这些诗词，极少纯文人作品，大多是军政官员业余所制，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不同程度的具有史料的或文学的价值。这23位作者所留下的具有西藏特色的诗篇，或许可以聊补西部边塞诗的一处空白。由于历史的局限，有的诗中称藏族为“番”为“蛮”，有的诗宣扬“皇恩”，这是无法苛求于前人的。这些作者不是以诗著称于世的，因此从艺术的角度看，大都不能同唐代的边塞诗相比。这也是不能苛求的。

船山词起元朝三百年词学之哀，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自朱疆村、况蕙风以来，词家评价甚高。清初三大爱过学者中顾亭林与黄鹂洲都未闻有词，为唯船山独有，切为数甚多。

纳兰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清代著名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诗文均工，尤长於词。辑有《全唐诗選》和《词韵正略》。著有词集《侧帽集》和《飮水词》。诗，徐乾学综合編纂其诗、词、文、赋成《通志堂集》。其词作“缠绵清婉，为当代冠”又思想深沉，风格清新，抒情益状物不落窠臼，别开生面因而他的词集问世后，曾形成“家家争唱飮水词”的局面。纳兰词地真纯、自然、深婉、凄美。王国维在论及纳兰性德时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習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不仅指出了他在中国词壇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概括了他的个人美术风格。本书所收词作壛選自陈乃乾辑《通志堂词》，并参考其它版本，对其中个别字进行了修改。计收词两百零三首，配图二十七幅，精心編排，双色套印。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