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鉴赏辞典》编撰体例除原诗（词）外，特有诗（词）人简介、注释、鉴赏及插图。“诗（词）人简介”力求言简意赅；“注释”疏通义，求其简洁准确；“鉴赏”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助于读友掌握原诗（词）的美学内涵，陶冶性情；适量的“插图”则以视觉形象与诗（词）境交相辉映，触发读友的通感。另外，我们还汇编了“名句索引”作为附录，能让读友在最短时间内鸟瞰唐诗宋词千古绝唱，可谓事半功倍。中国素有诗国之称。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更是进入巅峰状态，达到精美绝伦的境地。一谈起诗歌，人们就自然会想到唐诗宋词。中国又有散文之邦的美誉。无论是古代散文，还是现、当代散文，都以它自身的发展轨迹，辉煌成就，独特的艺术和美学特质，成为中国散文园地奇葩。恰如长江、黄河流贯在中国大地上一样这一诗一文，也闪闪发光地流贯在中国文学史上。

《唐宋词鉴赏辞典》编撰体例除原词外，特有词人简介、注释、鉴赏及插图。“词人简介”力求言简意赅；“注释”疏通词义，求其简洁准确；“鉴赏”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优美精当，有助于读友掌握原词的美学内涵，陶冶性情；适量的“插图”则以视觉形象与词境交相辉映，触发读友的通感。另外，我们还汇编了精当实用的附录。其中，“词牌简介”能为读友提供一条了解词牌常识的捷径，而“名句索引”则能让读友在最短时间内鸟瞰唐宋词千古绝唱，可谓事半功倍。愿我们精心编撰的这部《唐宋词鉴赏辞典》，能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欣赏唐宋词名篇佳作、领略唐宋词的幽深情韵。唐宋词从唐五代起，至北宋南宋而大成，由小令到中、长调，可谓名家辈出，流派纷陈， 风格各异，精品如林。《唐宋词鉴赏辞典》正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选唐宋名家各种流派杰作四百多首，精华毕呈。

《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正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一年的辛勤耕耘孕育而成的。全书共选82家的292首词，名为“三百首”，取其概数而已，基本上代表了宋代各种风格的优秀作品。《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的“作者简介”与“注释”力求言简意赅，“鉴赏”文字力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优美精当，有助于对原词的理解和欣赏。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词的相关知识，我们选录了孟兰先生编写的《词牌简介》作为附录。在此，特向孟兰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此外，我们还在附录中汇编了“宋词三百首名句索引”，便于读者能在最短时间内鸟瞰《宋词三百首》中的千古绝唱。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和瑰宝。《唐诗三百首》又是近两百多年来流传最为广泛，风行海内外，历久不衰的一种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为蘅塘退士，本名孙洙（1711—1778），字临西，江苏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他仿“诗三百”的体制，意在承继《诗经》的传统，展示唐诗的精华，“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录成一编”，以“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原序》）。《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共八卷，选入七十五位唐代诗人、外加无名氏二人的307首诗。光绪十一年（1885），回藤吟社本又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中原未入选的三首，共计310首，这个数字仅占全唐诗的一百六十分之一，可说是选得极精的。所选之诗按五、七言的古近各体编排。卷一为五言古诗，卷二为七言古诗，卷三为七言乐府，卷四为五言律诗，卷五为七言律诗，卷六为五言绝句，卷七为七言绝句。编者这样精细地分类，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唐诗的各种体式。《唐诗三百首》作为展示唐诗精品之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所选之诗体式全面。五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以及七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乐府，编者均分门别类地选入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如五言古诗的《望岳》（杜甫）、七言乐府的《燕歌行》（高适）、七言绝句的《凉州词》（王翰）等等。第二，所选之诗的作者多种多样。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大家”，也有不少王侯、僧侣、歌女，甚至无名氏等“小家”。如唐玄宗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僧皎然的《寻陆鸿渐不遇》等。第三，所选之诗大多琅琅上口，易于成诵。如《游子吟》（孟郊）、《草》（白居易）、《相思》（王维）、《春晓》（孟浩然）、《静夜思》（李白）、《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江雪》（柳宗元）、《回乡偶书》（贺知章）等。这些诗意境优美，咏吟谐和，上至垂垂老人，下到黄发孩提，均能张口即出地吟诵几首这样的千古绝唱。第四，所选之诗取材广泛，不拘一格。既有描写自然风光的《望岳》（杜甫）、《蜀道难》（李白），也有展示田园风情的《过故人庄》（孟浩然）、《渔翁》（柳宗元）；既有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车行》（杜甫），也有表达对友人依依惜别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既有写归家复杂心情的《回乡偶书》（贺知章），也有描君王悲剧的《长恨歌》（白居易）……从市井风情到边塞风光，从生活琐事到国恨家愁，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唐诗三百首》可以说应有尽有。美中不足的是，《唐诗三百首》所选诗中有一些反映隐逸、宫怨、奉和、罢官之作，这些诗流露出的压抑、消沉、愤懑的思想情绪对读者不无影响。一方面，这与编者孙洙的审美观和偏爱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编者受时代的局限所致。只要我们能正确把握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相信它倒能带给“诗选”以多元的文化景观。《唐诗三百首》自问世以来，流行甚广，注家蜂起。其中以清道光二十四（1844）上元女史陈婉俊的补注本较为简明，其“考核援引，俱能精当”，颇受欢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先后有《唐诗三百首详析》（喻守真）、《新注唐诗三百首》（朱大可）、《唐诗三百首新注》（金怀尧）、《唐诗三百首详注》（陶今雁）、《新评唐诗三百首》（黄雨）、《唐诗三百首注释》（陈昌渠）等书出版。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编著了这本《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目的在于为广大中学生、大学生、社会青年以及爱好唐诗的读者提供一本欣赏唐诗的普及型读物，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贡献微薄之力。故本书的“注释”不作繁琐考证，也不作学术争鸣，采一家之言，以准确简练的文字进行解说。“鉴赏”文字包括诗作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力求简洁、富有文采，以便为读者欣赏、品评提供借鉴。“鉴赏”时，我们竭力站在诗人当时的立场去感悟、去领略，颇有一些与常说不同的新见解，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野。此外，为了丰富本书的内容，我们特别汇编了三个精当实用的附录。它们依次是“《唐诗三百首》诗体简介”、“诗体诗律词语补释”、“《唐诗三百首》名句索引”。这些附录不但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条了解中国诗歌体律常识的捷径，而且能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鸟瞰《唐诗三百首》中的千古佳句，可谓事半功倍。

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边塞诗的创作，开拓了诗歌的广阔视野，尤其表现了那种长期戎边浴血苦战中昂扬向上的精神。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有的抒发保国安边的豪情，有的歌颂边塞将士的英勇，有的更是多方面地描绘了边疆奇特风光及当地的生活习俗。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高适是盛唐诗人中较突出的一个，他以极大的同情写出戍卒所遭受的苦难境遇，表现久戍思归的哀怨。岑参善于写景，在景物中寄寓豪情壮志，想像奇特，感情饱满，推进了边塞诗的发展。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一册。共收入高适诗58首，岑参76首，较全面反映二人的文学成就。

《浙江新山水诗词》收录了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孙钢吟唱浙江的新山水诗词200首。时间跨度从1964年到2004年，地域则涵盖了浙江省11个市的大部分县（市）。浙江各地的山川形胜、历史地理、人文掌故，特别是新时期城乡面貌的巨变，一一印入作者的心田，被创作成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词。读来让人耳目一新，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浙江这片热土的了解和挚爱。 浙江大学是作者的母校，浙江是作者心目中的“第二故乡”，这本诗词集是作者献给“第二故乡”的“一束小花”。希望读者特别是浙江的读者能够喜欢她，并与之产生共鸣。

《青苹果启蒙丛书：学前必备古诗》依据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课本对古诗词背诵的基本要求，经长期策划和精心编撰，并由幼教专家审阅，《青苹果启蒙丛书：学前必备古诗》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唐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青苹果启蒙丛书：学前必备古诗》集功能、趣味于一体，是一本难得的素质教育和心智开发的典范类图书，为小学阶段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甄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及现当代名僧五百余家共八百余首诗。

本书共收录唐代题写在山崖、寺壁、驿亭、廓柱、官厅等诗841首，涉及有关作者324人。这些诗或叹身世之悲，或述思乡之苦，或说科场失利之恨……从而使作品闪烁着夺目的思想光辉。

勃兰兑斯和韦勒克曾先后明确表示，要写以文学英雄为主体的文学史，但在具体操作时，却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将个体情状与群体风貌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学界，蓝棣之在其专著《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也如此实验过。作者认为，比起以往的、实际上至今仍在盛行的、一般性地描述文学群体风貌的文学史来，这已是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只感兴趣于文学史中的“英雄个体”，而对那些由文学凡夫堆积起来的“堆沙包”之类的所谓的文学史则表示出“兴”冷淡。大家想想，同属于人们常说的“自由诗派”里的胡适与郭沫若，“象征诗派”里的李金发与戴望舒，“格律诗派”里的朱湘与徐志摩，“九叶诗派”里的穆旦与郑敏，“七月诗派”里的曾卓与牛汉，“朦胧诗派”里的北岛与梁小斌，他们的风格各异，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诗歌特色，但习惯上人们却偏好把他们放在一起，强调他们彼此问淡得几乎没有的文学共性，这又是多么的勉强和乏力啊！文学是非常强调个性的东西。张扬文学个性并保持其原貌才是文学史写作的真正使命。所以，从根本上，作者厌恶只一味强调“流派”、“群体”、“集团”之类的文学史。作者总固执地认为那是些不痛不痒的“大路货”。谢冕也将其蔑称为“一般性著述”。由于疏于对文学史事的细读，人们总是无鉴别地“前接受”文学史上的一些“定论”，并将其作为自己逻辑思辨的起点和依据。殊不知，这些“定论”其实是文学史家与其置身的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间“合谋”的结果。比如，人们一提到胡适，就会乐此不疲地谈论他的《蝴蝶》、《鸽子》之类的半文半白的白话诗，并认为它们就是胡适新诗写作的经典，还习惯地推导出以胡适为龙头的白话诗写作的幼稚，以之证明新诗永远在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你重新通读胡适的白话诗，就会发现：他本人最喜欢而一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遮蔽的《十一月二十四夜》，是多么好的一首白话诗啊；进而，如果你选出它来作为胡适白话诗写作的经典，将会得出白话诗写作成就较高的结论。这表明，重新选出新诗经典，重新勘定新诗史的版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出发，才能推动我们沉重的、早已休眠了的文学史思维，彻底打破如北岛所不屑的文学史写作惯用的伎俩——“危险的平衡”，恢复文学史原本就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文学史是由一个个文学英雄共同创造出来的。作者的这本小书就是以一个个诗歌英雄为主体，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新诗的主流状貌及其流向；以个人来呈现主流，而非以主流来附带个人。它与现今不少有识之士强调文本细读异曲同工。在撰写诗歌史时，我们应该着力于“诗人细读”，只有这样方能回到诗的历史现场及其主体，重现诗歌发展历史的原貌和脉络，揭示其真相。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所选择的诗歌英雄与作者对新诗的读解和多年来培养的诗歌趣味密切相关。书末附录两篇文章的用意，一是为了进一步突现本书文本细读之特色，一是为了弥补本书在选择对象上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