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宋词300首，注释精确详实.颇具古典韵味的版式设计和绘画风格，向儿童展示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宋词画卷。

本书收录了《当你老了》、《临江仙》、《对月吟》、《致橡树》、《一棵开花的树》、《画廊里的美少女》等世界经典情诗100首。

近代巴蜀诗词，作为近代诗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开上述鲜明的时代烙印外，还有其独具有地域特征。为秀山川的滋润，前辈乡贤的激励，传统文化的熏陶，敏感心灵的颖悟，从总体上铸就巴蜀诗歌博大昌明、清新自然、奇警峭拔、沉郁顿挫的风格。而争奇斗胜、自叶心声，又凸现出诗人们各自的面目。近代诗坛的主流诗派，除开「同光体」的闽、赣、浙三双外、还有以王闿连为首的湖湘派，以张之洞为首的唐宋派，以黄遵宪、丘逢的甲为首的「诗界革命」派及鼓吹旧民主革命的「南社」。巴蜀诗坛侭管受其影响，却不为其牢笼支配，卓然自立于诸派之外。论者咸以「唐神宋貌」目之，以为思深力厚，不让闽赣诸家。

《广陵诗事》，十卷，清阮元撰。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湖北道桥；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记载阮元之前有清一代扬州地方名士的嘉言懿行，有因诗以见事者，亦有因事以记诗者。《广陵览古》，七卷，清顾銮著，有嘉庆十三年刻本传世顾銮，一名顾谢吟，为清季江都人，其生卒年不祥。从该书的两篇序言来看，作者当为乾、嘉、道时期的学人，所著还有《周易名物述》三十二卷。《广陵鉴古》原系作者为塾课弟子而作的讲稿，书中对扬州地区人文故实采录甚祥，所涉时间则以元代为下限，对了解扬州的地方掌故有裨益。清人周长泰在序言中说：“是书出，可为名胜之记，考志之遗，雕今润古，绝非斤斤风云月露词章之为。”记载扬州地方人物与古迹，古迹分类编排，人物则以朝代相次，至元而止。间有顾氏考辨之语。

我父亲1934年自编《吴宓诗集》（后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35年5月出版），于卷末汇录了许多他所撰关于讨论诗的原理、艺术、内容及形式的文章。这些论究一切诗之通义原则的论文，大多选自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主编的《学衡》杂志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之所以作如此汇录，是想以卷末所收诸文与他所作之诗互为表里。所以，在父亲看来，《吴宓诗集》的卷末附录为《诗集》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这次重新整理出版《吴宓诗集》，由于新收入父亲1934年以后所作诗及师友学生酬赠唱和之作很多，篇幅大大增加，不得不将父亲原附于其《诗集》卷末论诗诸文删去，另行编集成册，作为《吴宓诗话》，与《吴宓诗集》同时出版。事非得已，尚祈读者谅解。《吴宓诗话》基本按照原《诗集》卷末附录的内容顺序编辑整理，此外增加了一些父亲于1934年以后所作的读诗笔记、授课讲义等，全部录自父亲遗稿和日记。从中得以看出父亲多年对诗的一些基本原理的观点和主张，坚持一贯，始终未变。父亲一生酷爱读诗、作诗、研究诗，他所写诗话当远远不止本集所收录的这些。据父亲留下的文字与某生所书借据，他在清华所授《中西诗之比较》课的全部讲义，他为姑丈陈涛（伯澜）笺注的《审安斋诗集》（四卷本），他详为考证评注的近世名人诗选《采风录》以及众多师友的诗词集刊，都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65年毕业的一名学生（曾任成都十中教员，巴蜀书社编辑。）以借阅和代为保管的名义取走，至今不肯归还；使他的心血和主张不得与世人见面，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和愤慨的！吴学昭2004年2月北京

暂缺简介...

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 “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知识视野愈来愈偏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数大学生出去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旅美渡金风气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60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作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作笔记。听课当然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课室赶到那个课室，为的就是不想漏过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自鸣得意起来。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本书的第一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一问一答以“对话式”的文体写出来，我因教学事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名牌大学作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知识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不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笔，把事无巨细反复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写我讲书（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辞，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

本书所评述的是本世纪50～90年代中国新诗的状况。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新诗同整个文学一样，发生了重大转折。“转折”的征象，广泛表现在各个方面。对于中国新诗的这一“当代”时期，作者希望勾勒出它在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种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整体演化状况，描述其间不同阶段在题材、主题、艺术方法上的特征和变化，考察某些诗歌潮流、诗歌秩序生成、构造的状况。当然，具体诗人的写作，和重要诗歌群体、流派的状况，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在讨论“当代”这一时期的诗歌现象时，本书把大陆和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的诗歌加以分别处理。仍采取分切的方式，将它们放在不同的部分评述。

本诗集特别可宝贵的有以下三点：一、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二、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三、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千家诗》是历代流传较广的一本诗集，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简称。南宋人刘克庄编。刘克庄号后村居士，故也称《后村千家诗》。全书共22卷，以律诗和绝句为限，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14类，分别选唐、五代、宋人诗，尤以宋诗为多。但刘克原本，内容过于浩繁，对旧时代儿童启蒙也不方便，因而至明代，选本便有了变化，出现了根据刘克庄原本而加增删、调整体例的选本。王相选注的通行本《地家诗》，共选录唐、五代、宋人诗224首，按春、夏、春、冬四季节令编排。所选的诗歌，绝大部分通俗易懂，易读易记，不少诗作还是唐宋名人作品。而题材广泛，诗味浓厚、艺术性强又是其主要特色，也是其流传不衰，广为人们所欢迎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