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这部分优秀传统文化如今已渐渐流失。古诗曾象征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曾达到了中华文化的巅峰。现代诗体无疑已成为当代诗歌形式的主流，而古诗体诗歌却得不到充分地发展。究其原因，不难得知，古诗体诗歌在内容的理解上较现代体诗歌有一定的难度，而今日的人们显然是不乐意花那么多时间来仔细理解古诗体诗歌的。但在内容的思想性和深邃性上，现代体诗歌是无法与古诗体诗歌相比的。婉转地表达思想感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古诗体诗歌才具有其他诗体所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它曾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表现，对于每一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文学工作者而言，也有责任让古体诗歌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让它在我们的手中流失。《天心月圆集》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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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绕不过的是一个又一个熠熠生辉的名门望族。客观地说，在以宗法为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裹，名门望族既是结构社会的核心单位，同时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一身二任的名门望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名门。在古往今来众多的文化名门中，列名天下第一的，毫无疑问，当推曲阜孔氏。凭借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兼仗体制的力量，孔门堪称万世一系，源远流长，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条定律对于孔门来说是并不适用的。但除孔门之外，就很少有逸出这绦定律之外的了，古代的如六朝的陈郡谢氏、琅讶王氏，近代的如德清俞氏、义宁陈氏均是。当然也有例外的，如桐城方氏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梁实秋先生曾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二钱理群先生也曾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

《栖息地》所辑录之作基本是作者这一两年中所写，收录了旅疆笔记、草原辞、记忆乡村的夜晚、北方乡村一年纪事、落地生根、童年印象等内容，文字优美、流畅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的淋漓尽致，供读者阅读。

《我爱新中国》、《十月的颂歌》、《打开世界地图》、《我们要创造新的世界》、《神圣的国旗》、《长城》、《俄国十月革命》、《欢送参加军事干校的同学们》、《集体缴公粮》、《为什么》、《晨曲》、《土地》……收在这个集子——《不是散文分行的诗（简装版）》里的诗，是在删汰了作者鲁德俊自己写的那些散文分行排列的东西之后，剩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格律较为严谨的二百多首。

《诗情诗友》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原空军司令员李永金中将的作品。书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诗情”，收录有作者创作的诗作计104首，第二部分是“诗友”，精选作者部分诗友的评介文章，如：空政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张士燮，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著名作家蒋子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雷抒雁，航天英雄翟志刚等。李永金是我军著名的“诗人将军”，他不仅有三十年的空军经历，而且出版过多部诗集，并有多首作品被谱曲，在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歌曲由著名歌唱家谭晶等演唱。作者对诗有四句定语：“诗是语言的精华，诗是心灵的呐喊，诗是奋进的号角，诗是生活的浪漫。”《诗情诗友》收录的作品，都很有代表性，如“父亲”、“母亲的小脚”、“回到娘的身旁”等，细腻、感人、回味。

《别离的笙箫：徐志摩经典诗选》收录了徐志摩五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集》《集外》，其最广为人知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等诗歌名篇均有收录，是他所有经典诗作和散文作品的精选集，也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心灵枕边书。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徐志摩洋溢的才情，走进他那矛盾杂糅、繁复奇特的世界，触碰那个在理想与现实、飞扬与堕落中冒险的灵魂。

《2011年民刊诗选：中国诗歌》主要包括：我与整个世界的疼痛、诗歌就是灵魂的疼痛、《诗东西》诗选、《野外》诗选、《诗印象》诗选、《北回归线》诗选、《桃花源诗季》诗选、《第三说》诗选、《逐水》诗选、《清撒诗歌》诗选等内容。

《笑云烟：诗囊呕心集》分古典诗词文章与现代诗歌两个部分，现代诗歌绝大部分写于2003年到2006年，古典诗词文章大部分写于2005年前后，皆是自己随手而记、随感而发、随物宛转、随心吟咏的性情文字，或为短章，或为丛句，要以扪心抒怀为意，而不以外在形式格律为限。所谓“俗事固难抛，但寻时隙而读，偶有所思，草草为记，辄付锦囊，凑得心之碎片千万句”，亦所谓“诗囊仍在，美景依旧。闲暇里独看夕阳，曾忆当年，裂裳记言，诗囊呕心。”藉此留下一点青春的印痕踪迹，而权作全书文字之原委。

当代诗歌的进程中，70后诗人的出场和随之而来的迅猛崛起，确乎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不仅诗歌读者感到意外，而且诗歌界内部也感到意外。对有些诗人来讲，由于70后诗人的登台，原先似乎清晰可辨的当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变得无从把握。原来设想的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诗，延伸到朦胧诗，再转换到第三代诗歌，并进而扩展到后朦胧诗的这一当代诗歌的谱系，本来就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中遭遇了离析，但在诗歌史的评述上似乎还有折中的办法。而70后诗人的星火燎原，则彻底捻灭了人们对修复原先的当代诗歌谱系的动机和可能。70后诗人对当代诗歌谱系的震撼真的会如此强烈吗？很多人会对此持怀疑态度。就在几年前，在很多评论者的眼中，70后诗人还被看成是当代诗歌日趋堕落和轻浮的一个标志。他们的诗歌和立场，被强行按在市场和物质的双重背景下经受灵魂的拷问。没有历史感，缺少人文抱负，缺少精神关怀，沉迷色情意象，流于日常的琐屑，口语化甚至口水化等等。这些围绕着70后诗人的指责和抱怨，与其说是对70后诗人的写作水准的不满，不如说是借着不满来巧妙地巩固着一种陈旧的诗歌史的观念。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虽然他们的诗歌疆域将会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我觉得，70后诗人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出场和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当代诗歌走向的预设，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可能性。与朦胧诗人和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比，70后诗人所受的教育最完整，几乎没受到政治运动的扰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能力都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里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诗歌感官与前几代诗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一直到现在都被诗歌界忽略着，甚至被70后诗人自己忽略着。70后诗人在改变当代诗歌的面貌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关于当代诗歌的新的问题。他们的写作会让我们重新反思当代诗歌的起点问题，也会促使我们考量不同的诗歌路径的问题。此外，对当代诗歌的代际关系，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新的不同以往的挑战。他们对当代社会的物质性的回应远远超出了前几代诗人，其中有曲折，有小打小闹，但也不乏新颖大胆和卓有建树的探索。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一代人的创作展示了当代诗歌的新的能量和自信。这套诗系，或许能让人们从更多的侧面了解70后诗人是如何出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