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灰斋文集》主要是写的《未灰斋》，《未灰斋》的作者徐萧，字彝舟，号亦才，书斋名未灰斋、敝帚斋。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江苏六合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五年（一八一0），卒于于清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他虽然出生于生活相对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但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廪贡生，虽曾主管遇邳县、宿迁、仪征等地的教育事务，但薪俸也是极低的。后因眼病几乎失明，只得放弃科举入仕之途，弃官归乡，开了个私塾，一边教学，一边读书，终其一生。徐燕肩负着父亲未竟的事业，锐意读书，不断进取，终于在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中了举人。可是第二年赴礼部试而不售，却受到江苏同乡刑部尚书史致俨赏识，应邀赴其江都老家，坐馆授徒。

《晦朔的旋律》讲述了：我们不敢忘却，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飞赴灾区时心急如焚的神情和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不敢忘却，地震后我们的子弟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奔赴灾区夜以继日地抢救生命的创举；我们不敢忘却，5月12日至5月20日，全国的志愿者们载着物资赶赴灾区的车队，尤如气势磅礴的车龙且催人泪下的场面；我们不敢忘却，为安置灾区百姓．各地援川同胞不分昼夜的艰辛和努力。我们不会忘却，虽然这是民族的灾难，但它却彰显出一个伟大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屈不挠、大爱无疆的民族气节。我们不该忘却。用笔记着，记着灾难，寄给令人百感交集的昨天；记着悲惨，寄给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记着感动，寄给灾难中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人们；记着自豪，寄给中国五千年不变的神圣的民族精魂！

只有情真意切、有感而发，才是诗的奥秘；只有朴素自然、真挚深邃，才是诗的真谛。这在抗震救灾诗歌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明显，特别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诗人”们写的诗，常常能够以其朴素、真挚、强烈而深沉的语言和情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激起层层涟漪，乃至卷起旋涡、腾起巨澜。许多抗震诗几乎没有用什么写诗的章法和技巧，更绝无任何修辞和藻饰，所有的只是纯真和自然，只是强烈感情的沉静流溢，只是对真实生活和真切感受的原生态式的表达与描摹，但却能紧紧地攫住人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人的心！何以然呢？盖因诗人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更不是心无忧烦强说愁，而是与灾区的受难者们休戚攸关，并因对生活、对人生的痛切感悟和深刻认知而产生出一种急切的意欲表达。这，既是此番抗震救灾诗歌创作的显著优势和突出特点，同时也是诗歌创作告别平庸、走向新异，摒弃猥琐、臻于崇高的必由之路。生活，是诗的源泉；时代，是诗的矿脉。大变革和大事件，始终都是诗与诗人得以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与丰沛源泉。诗人必须深入其中，融入其内，感同身受，化为一体，否则，隔岸观火与浅尝辄止，都注定使诗走向末路。

《人傍山斋残稿》收诗千余首，皆罗浮仙老人生前未刊之遗稿也。老人初名永生，后更名永参，字贯之，浮仙乃其自号，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于四川合江县东乡下汇支塘河，世代皆以耕读传家。 《人傍山斋残稿》为浮仙先生之诗集，除《人傍山斋残稿》外，还收录了《叩娃斋诗稿》、《枕头集》、《补辑集》。

现代的诗歌朗诵和时代脉搏息息相通，更多地体现出大众传播的功能和鲜明的社会属性。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的多个重要时期，诗歌朗诵留下了不凡的轨迹和闪光的篇章，这种独特的口头传播样式，把诗人的热切情怀、文学的丰富意蕴与汉语语音的强大魅力融为一体，对推动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社会作用。而同时，朗诵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效地带动了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催生出无数上口入耳、感人至深、传之久远的优秀诗作，这就是“朗诵诗”。朗诵诗应合口头传播的需要，主题鲜明、达意晓畅、节奏明快、音调和谐，它与诗朗诵相伴而行，如同一对有声有色的翅膀，在文学与思想的寥廓天地翻飞翱翔，成了诗歌体裁中独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共和国的六十年，恰是朗诵诗和诗朗诵发展的重要阶段，尽管其间世事多变，文学沉浮，但朗诵诗与诗朗诵每每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情感和意志，以高昂蓬勃的声势，发出时代进击的号音、社会文明的呼声、民族振兴的呐喊，一批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至今仍广为传诵，成为朗诵诗的典范，彰显着强烈的精神震撼力和文化穿透力。近三十年的中国，物质发达，文化多元，人们审美情趣日益丰富，加之现代先进视听传播技术的支持，朗诵艺术越来越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大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中华经典诵读”的倡导，如东风劲吹，东西南北诵诗声声，群众性的交流活动和专业性的艺术表演交相呼应，热浪涌动，生气勃勃。我们欣喜地感受到，诗歌朗诵正在成为既传统又时尚、既大众又高雅的语言艺术样式，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入，诗歌朗诵的爱好者和出色人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蔚为大观。毋庸讳言，诗歌朗诵继往开来，它超越了“入耳之娱”的纯文学范畴，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弘扬传统精粹、和谐社会环境、提升国民素养、开创一代世风的全新时代意义和珍贵人文价值。置身于这样“肃雍和鸣”的时代，又值共和国六十大庆，我们不揣见少识浅，奉上这一本朗诵诗选，权作普庆大典“万方乐奏”之中的一个弱小音符，虽然微不惊人，无限敬爱却尽在其中。由而也生出一重期待：亲爱的诗人们，愿你们以博大的襟怀、美妙的诗笔，激扬文字，多一点再多一点奉献出“声情并茂”的朗诵佳作，为中华大地上那一缕永远的清风，为共和国天空中那一种不朽的声音……

《心羽飞絮》内容包括：忆江南·延安十颂；短歌；一个父亲的心；题张冠林长篇小说《雪域河流》；观电视台挑战主持人节目；金婚等。

《诗经演》与《诗经》，各三百篇，相隔三千年——《诗经》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世纪间，迄西周至春秋，以周公制礼作乐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止，此五百年，中国文化奠其基，完成了第一番轮回。钱穆先生说及春秋时代，“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范文澜先生谈《诗经》，以为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达于最高点，“常为后世所想慕而敬重”。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贵族文化”一词，无如说是文化的“贵族品格”更为允当。《诗经》孕于其时，虽有国风出于民间的考论，相当部分乃为文人创作无疑，此可据文本所述仪式、器物及语感中得以体认，近人朱东润、李辰冬等先生有所论及。昔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读《诗经》文本，王者之迹历历可鉴，即便出于匹夫匹妇，经三千年的阅读和淘洗，早巳尽作亦风亦雅的“君子”与“淑女”了。木心先生曾说：“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这是现代诗人的语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写成了《诗经演》。中国诗最初的格式成熟于《诗经》：五、六、七句者有，八句一首者多；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句，散见各篇；十四句者《周颂·执竞》一篇；《大雅·抑》《大雅·桑柔》乃长篇，最长者《周颂。闭宫》，百二十句。《诗经》总句数七干馀，句型以四言为主，占九成，其他为杂言。挚虞《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自秦汉至宋，尝有四言之作的诗人，相继为傅毅、张衡、曹操、曹植、王粲、嵇康、阮籍、陆机、陆云、潘岳、孙绰、傅玄、陶潜、韩愈、柳宗元、苏轼等。

《普鲁弗洛克的大厦》内容：手中攒紧着纸币，却买不到灵魂饥渴的食粮，我趁着深夜踏出家门，想赶在黎明前到达目的地，电梯从空中降到地面，黑浪像沉雾卷到身边，江心的钟声敲破夜空，苍穹中竟没有一颗星星。

人们常说：诗画同源，表明诗歌与绘画出自同一渊源，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和缘分。在我国众多艺术大家无不诗、书、画俱精，艺术造诣很深。诗歌与绘画作为高雅的艺术表现形式，历来为世人所崇尚与喜爱。本书收录了42位著名诗人的诗歌，包括《航海者之歌》《连间屋》《穿过高原的雨季》《用诗歌把烟戒了》等。通过诗歌传递了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诗画境界：现实世界色彩斑斓的精彩与心灵世界深沉灵动的曼妙。

《陈去病诗文集》南社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它主要以文字鼓吹反清革命，与同盟会互相呼应，成掎角之势。一时京、沪、苏、浙、湘、粤甚至南洋等地不少报纸，都为南社社员所掌握。 “欲凭文字播风雷”（柳亚子语），为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大造声势。在辛亥革命时，以及“二次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不少身为同盟会干部的南社社员，还直接领导或参与了武装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谱写了壮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