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的自选诗集。这也是诗人写作成熟后的主要作品，这一部分我基本上没有变动，除了对一些错字的更正和一些文献上的纠正。因为诗人是按照主题来分类的，所以也没有标明时间。第二部分是诗人诗歌的遗稿选编。这个部分的诗作，是从诗人80年代末到诗人去世前的所有作品中选出来的，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其中很多早期的诗歌和离开青龙山后的作品值得我们好好关注。第三部分是诗人的诗剧。诗人喜爱诗剧，他也写了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忍痛选一首，这一部也可能是诗人自己最喜欢的人。第四部分是诗人的散文文字。包括诗人的随笔和诗学笔记。从中可以看到诗人有着自己对诗歌的独特理解和追求，而对朋友们诗歌的评论反映了诗人在这一方面有着卓越的天赋。

本书不仅通过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士人的“文官化”，而且将这种变化与士人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解释了“元和体”特征的生成原因。作者认为元白在诗里流露的反思现实、沉潜自适的理性气质呈现出一种新的人格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文官政治制度的理性认识，这种制度意识在中唐以后逐渐加强，深化了士人对政治的理性认识，促使士人的精神面貌更加理智和内敛。在考察“元和体”的影响时，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元和体”与晚唐体之间的中介，认为白居易在晚唐台阁唱和中的核心地位，使元白的“元和体”诗风对台阁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就通过台阁士人对白居易的接受说明了这种制度意识的普遍性。作者又分析了杜牧、许浑等身居州县和幕府的诗人的精神气质，指出他们的理想气质与自居易等人消极制度意识的冲突，是他们排斥“元和体”诗风的根本原因。这又从对比映衬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制度意识的鲜明特点。而唐末五代幕府文人的文官化及其消极发展，则更证明了文官制度意识的逐渐强化。这些看法，都较以前的同类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充分展示了中晚唐到五代士风发展的曲折性和连续性。正因为全书清晰地梳理了元白“元和体”从中唐到五代的影响，本书最后一章论宋初诗坛的沿革才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关于宋初诗坛的问题，新时期出现过一些较有分量的力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从来没有从宋初流行的几种诗体的源头去探讨过它们的发展历史和表现特征。本书论述这一问题可说是水到渠成。前面的源流清楚了，宋初“白体”、“晚唐体”和“元和体”的关系、宋初讽谕诗与元和体的联系和区别自然也就容易解释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提倡平易、革新诗文的意义从诗歌史的角度得到重新认识，各种歧见也可以迎刃而解。

终生为精神的光辉召唤，不能享受物质生活；终生面对灵魂，面对人生短暂与终极的疑问，身心难以稍事休息；对哲学、文学、绘画、音乐有突发的持续的领悟力，和应运而生、无师自通的掌握能力。留世诗作、画作、书字、文稿异光蕴涵，单纯而丰富深邃，清澈而变幻不尽……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那时，山上有蕨草、铁犁，书还没有诞生，字还在土里细微地趴着，死亡还没有诞生，中世纪的尖塔远没生长起来。这就是我知道的一点事情。生命是盲目的，幽灵是飘动的；而世界则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顾城文选·别有天地》收录了著名朦胧诗人顾城的散文作品七十多篇，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性情，诗人的思想，是了解顾城，了解诗歌，了解朦胧诗的极好作品。顾城（1956—1993），中国当代诗人，一生以诗为生命，以生命为诗。1956年出生于北京，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应邀出国访问讲学，1993年离世。顾城的哲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作品《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中，他认为哲学使人自在，并不使人存在。“自然”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没有预设目的的和顺状态。美是顾城的终身信仰，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和整个的人生道路中。顾城曾将自己的诗创作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然的我（—1974）作者以《生命幻想曲》为代表作；文化的我（1977—1982）作者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作；反文化的我（1982—1986）作者以《布林的档案》为代表作；无我（1986—1993）作者以《颂歌世界》《水银》为代表作。诗风自然纯净，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他的诗不仅为中国诗歌指明诗之本质，更重要的在于让人体味到生命纯净的气息，读之忘我。顾城的小说《英儿》以开放型的结构，诗化的语言，展现了人世间的真性情，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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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凡收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五种，唐宋金元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若并宋范仲淹《范文正公诗余》所附其子范纯仁词、张镃《南湖诗余》所附其孙张枢词、元虞集《道园乐府》所附《鸣鹤余音》中冯尊师词、许有壬《圭塘乐府别集》所附其弟许有孚词而计之，则为一百七十二家（诏圭璋先生《全金元词》）以《圭塘乐府别集》所附六词分属有孚及有壬子许桢二人，审如其所判定，则须更增一家）。词集之大型丛刻，至迟南宋已有之。陈援孙《直齐书録解题》卷二十一即着録《南唐二主词》以下凡唐五代词总集一种，南唐及两宋词别集九十一种九十六家，谓“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张炎《词源》卷下亦曰“卷有刊本《六十家词》”。异年代久远，此二编容有单集流传，而丛刻全貌终不可见。今可得而见者，自明末毛晋编刻《宋六十名家词》始，实收宋词别集凡六十一家。其后晚清鹏运纂《四印齐所刻词》及《宋元三十一家词》凡收唐五代穴词总集二种，南唐及宋金元词别集四十九家。若并后刻单行，未及收入上述二编者宋词别集吴文英、朱敦儒、周密等三家而计之，则为五十二家。民初吴昌绶《景刊宋元本词》及陶湘《续刊景穴金元明本词》、《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补编》，凡收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六种，宋金元明词别集三十四家。《丛书》兴此诸编，先后齐名。

本书收录了作者大量的诗歌，包括《居住在黑暗里的事物》、《两手空空》、《羊年祝福》、《别无所求》、《上帝绝不》等。

本书收录了《今天》、《小托》、《旅行》、《河》、《女儿》、《塔里木》、《法庭》、《汉阳》、《父亲》、《形态》等诗歌。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由著名作家柯岩、诗人胡笳主编的这部诗选，精选了300位诗人的400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并插配了250幅精美版画。全书按共和国历史步履排列，以《诗人毛泽东》作为开篇，重现诗人们对历史的见证，在平平仄仄中展示当代中国前进的轨迹。诵读这部新诗选，犹如一部生动的诗体教科书，她让年长者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让后来者懂得共和国走过的艰辛之路，在诗情画意中升华着对共和国的爱，对历史的尊重。本书前言去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来看我，说能不能帮他们搞一台诗歌朗诵会？这可是我没想到的，问怎么想起来要搞朗诵会呢？他们说：原来有多少好诗啊！现在怎么都听不到了呢？到书店也找不到……比如《枪，给我吧》《向困难进军》《柴达木小唱》；再比如“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呼好！”说着说着竟背诵起来，“枪给我吧／松一松手／同志，是同志在接你的枪！”／／“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骑马挂枪走天下／祖国到处都是家。”／／“我走遍了／我广大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我的／每一个故乡……”一刹时，刚解放时初升的太阳，共和国的黎明时光，上甘岭的焦土、血衣，波涛万顷海防线上的巡逻小分队，皑皑雪原上的单身防空哨，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都热气腾腾地齐现眼前；李季、阮章竞、郭小川、张志民、公刘、张永枚、未央……好像也都带着歌声笑声列队大步走来……我的喉头顿时哽住了，半晌才缓缓说出：“你们竟都记得。那会儿，你们都还戴着红领巾吧？”他们高声大嗓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眉头皱起来了，说：“可现在的孩子，怎么老忙着追星呢？”哦？原来这些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光埋头做学问的，我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是啊，小平同志早就说“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诚哉斯言，痛哉斯言！那些历史虚无主义像条条导火索一样蜿蜒起伏、明明暗暗：一些“先锋”、“精英”不但否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说什么“如果不打这仗，不取消日租界，我们可能就和日本、台湾一样繁荣”了，说：“哪里有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全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说：“解放这么些年，都干什么了，就是斗！斗！斗！”“真有南京大屠杀吗？就是真有，也可以不必再提了，影响投资环境嘛！”他们轻视劳动和奉献，把解放军、人民警察蔑称为“傻大兵”、“马路桩子”；放肆歪曲、丑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迎合殖民心态地大肆宣扬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叫嚣要“引进总理，改变人种”；有人居然说“怎么还老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呢？就不能让今天的孩子们活得轻松点！”于是立马有专家、教授、名记公开提出“要重新评价抗美援朝”；要给汪精卫翻案之类的言论和文章也赫然出台。歌台舞榭充斥着靡靡之音，文学、影视泛滥着享乐和戏说……无须讳言，革命征途上曾有过错误，有过曲折，但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千百万工、农、兵、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奋不顾身地投身建设，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无数诗人也曾为这些倾心而歌，为什么我们就不该实事求是地把这一切指给孩子们看，讲给他们听呢？是的，革命前辈在废墟上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满身疮痍，但这却是一个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再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是一个不再屈辱挨打巍然屹立在东方独立自主的中国；是一个在自己尚立足未稳，就让美国在历史上惟一一次没有靠战争得逞的中国；一个完全不依靠外力自己制造出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３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组织廉政评为廉洁指数在６以上，只有轻微腐败（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几万元被判了死刑）、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廉洁奉公的中国；一个罕见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军人、假警官、假成果、假广告之类的光明磊落的诚信中国。且不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港澳回归、神州五号冲天而起等等辉煌成就，仅就经济增长的数字来看，从１９４９年建国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终结，就已经是：钢１２９倍、石油７２６倍、发电量４７倍、煤１５倍、化肥８７４倍、水泥７１倍……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一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就绝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孩子们的生态环境如果老被历史虚无主义的烟雾环绕和被某些“精英”有意或无意的误导，实在不能不令人忧虑，以至中央重新郑重发出了《关心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红头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条件能为年轻一代做点事，把历史的脚步指给他们看，把被尘封了多年的某些诗歌重新读给他们听，就不但是我们这些年长者的责任，而且是幸福了。我怎么可能拒绝呢？于是立即商商量量着手准备，而且为了使影响深远一点，还提出是否先出这本《与史同在》的诗歌选集？可是要想编好这本书，谈何容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了，各种资料浩如烟海。我不但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他还必须比我年轻，比我能干，比我更熟悉诗坛。我立即找到了胡笳同志，他不但具备上述的各种条件，还因为他前年刚和几位朋友编了一本备受好评的《中外优秀朗诵诗精萃》；还因为他比我更心系诗坛，对诗的痴情始终不改，诗心如昨。忙忙乱乱的一年多过去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说也罢。现在这本书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需要说明的只是两点：（一）我们没有按一般出合集的惯例在文后附作者简历。因为４００多首诗、２５０余幅画，将近３００位诗人、２００多位画家的简历，我们从各种词典上查是查到了，但体例不一，繁简各异；有的只有生卒年月和短短几篇诗名，有的却连篇累牍洋洋大观推崇备至。照登是不负责的，也是不公平的；而重新一一评介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诗人、画家已离我们远去了，还有不少的艺术家，因为现在思想的多元化而褒贬不同，有的甚至被妖魔化了……无论按什么观点写都容易引起争端，冲淡或干扰本书编写的初衷和主题。何况本书还选入了不少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诗，他们原来曾是我们共和国的热情歌者和一道独特的风景，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有关他们的许多选集已被封存在图书馆的仓库深处，我们能借阅到的很少很少。现在找到的一些，不是从私人存书或笔记本里查到，就是从一些厂矿旧报上抄来，有的甚至是从评论文章里摘出来的。因此不但大多佚名，而且有的只能是集句。怎么去查找他们的名字呢？更何况是简历！这些令人尊重的普通劳动者，就像他们默默地把立体的诗行镌刻在祖国大地上一样，他们还默默地用崇高在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他们不但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光明和温暖，而且在精神上也在为我们驱寒和照明，正像他们的诗句中写的那样：“煤是我们的躯体／火是我们的心脏／电是我们的灵魂／光是我们的翅膀／燃烧自己把世界照亮／我们是新世纪的火凤凰。”“黑色的煤壁／是古老的传说／黑色的巷道／是历史的长河／捧出的是黑太阳／把黑的寂寞／揣在心窝／理想和信念／在黑色空间支撑着。”“我沉重，一切沉重的因我的沉重而轻盈／我寒冷，无限的热能因我的寒冷而诞生。”这些诗句是何等的好啊！难道我们职业文艺家们就不能学学他们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不必时时处处留名、立传，并为传的长短、丰简而计较或烦恼罢。好在读者更注意的是诗本身，如果哪首诗或哪句诗打动了他的心、震撼了他的灵魂，他们就自会去追寻、去查找作者的，是不是呢？（二）我们也没有按惯例在每篇文后注明发表年月日，这我想读者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雷电中，不少诗人的诗不是当时就能发表的。明明写在很久以前，却发表在很久以后，那么标明发表时间反而得为青年读者加注。由于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曲折，就是加了注也难免不易弄懂，何必又为此影响阅读和审美的情趣呢？还是那句老话，既然是按共和国历史的步履排列的，是诗人对历史的见证，也就同样“宜粗不宜细”了罢。何况，背叛传统，抛弃惯例，不也一直是“创新者”的追求么？想来对我们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冲出樊篱的这两小点“出新”，只要不心存偏见，也是不会苛求的罢？由于工程量大，更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和不足之处，一定很多。虽然一直在尽力寻找，遗珠之憾也在所难免。希望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得到谅解；我们也一定会在听到批评和指正后，有机会再版时进行补救。最后，我必须再次重复的是：如果没有胡笳同志与我通力合作，没有他任劳任怨的忘我工作；没有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些年轻同志做的许多细致和琐碎的工作；没有作家出版社所给的宽裕的工作条件；没有这么多诗人和画家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走笔至此，我的感动实在是难以言表，请允许我在此再次向所有为此书灌注了心血、花费了劳动的同志和朋友，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本书立足于客观严谨的学术立场，在法国自然主义思想背景下，来描述、梳理中国当代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包括其发生的原因、其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本书也从文类和语言等形式立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予以学术分析和理论研究。另外，本书的一个突出特？枪嵬ㄐ缘卦擞檬抵ば苑椒劾纯凸邸⒕返卣砗凸槟煞⑸谥泄兰屯砥诘哪枪芍匾难汲焙痛醋鳎缯攵哉庵炙汲狈⑸哪谕馍舷略颍臼橛枰灾苊苈壑ぃ辉偃缍缘湫托晕谋舅龅挠镅匝Х治觯辖鳌⑾钢露ㄒ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