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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收录唐诗100首，包括：蝉、曲六首、咏风、山中、渡汉江等诗。本书还能当做钢笔字帖临写、借助拼音阅读识字和背诵经典诗文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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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文学体裁的普及读物，唐诗有《唐诗三百首》，宋词有《宋词三百首》，元曲也有这册《元曲三百首》。《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生于1711年，《宋词三百首》的编者朱孝臧生于1857年，本书的编者卢、任二先生则都是二十世纪的人物。这就说明，诗词曲的由文人走向广大群众是近代的事，而且其流衍的次序也是由诗而词而曲，后两个"三百首"所受前一个"三百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元曲三百首》为任中敏（二北）编选，卢前（冀野）重订，1945年初版。原书仅有作者姓名及作品原文。为了便于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这次重印增加了作家简介及作品简注。原书仅收小令，这里增加了套数二十首，以便读者对元散曲的面貌有较多的了解。初版时的说误，这次尽量改正。为省篇幅，校订均不出记。每首曲中押韵的字，下面均加黑圆点，以便于读者识别。

韦庄是五代诗坛上的著名诗人、词人。本笺注在对其进行编年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了精细注释，书后附有“韦庄生平新考”、“韦庄诗词编年”，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均有较高价值。

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选诗310首，共收录诗人77人，是家喻户晓的著名选本。此次加以新注评，更适合现代人阅读。《唐诗三百首》一出，后世注译笺评者不下数十家，阐幽显微，颇多精见，对唐诗的普及和传播，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都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其间亦有不少疏误，在诗中本事、人名、地名等的考释上，沿有可商之处。本书即在总结前人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观约取，扬长补短，参以已意，力求在已有工期基础上稍有提高，以期成为读者较为满意的一个读本。

本书的价值，首先是在广作参订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诗经》年代久远，所载名物种类既多，又常见别称异名，难以确解。作者“追索五方，亲详名物”（原书《跋》语），在细审各种经学文献、子史著作以及医类图籍的基础上，比照同异，潜心斟酌，揭示出包括“毛传”、“郑笺”、“集传”在内的一批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了自己的新说，值得肯定。其次，全书取名“图考”，即有意把考辨成果用图像表现出来，使阅读者开卷了然，又能收到“综见见闻闻之类，极形形色色之奇”的效果（参见原书卷首戴兆春《序》），这就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形象性和可观赏性。粗略统计，书中各类草、木、鸟、兽。虫、鱼的图像，达211幅之多。这些图像，虽不是篇篇惟妙惟肖，却可以说大都用笔精细，描摹真切，多有可资欣赏、把玩之处。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诗经》名物图谱类的著作虽陆续出现过几种，但多已散失（参见书末《跋》语），坊间偶见晚近的制作，则过嫌粗陋。就此而言，这本小书似乎也可以说是不可多得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还在于这本著作是出自一位日本汉学家之手。关于作者冈元凤，我们迄今所知很少。查书中屡见“享保中来汉种”字样（见《木部》“言刘其楚”、“投我以木瓜”诸条），似属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1716－1735年）年间或稍后追记之语；又书后所附浪速木孔《跋》语，谓撰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甲辰”年，相当于我国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准此，则全书的最终写定，必定就在这年或此前不久了。作者在18世纪中后期，能够抱着敬慎其事的态度，坚持阐释《诗经》的工作，不惜花费大量精力，说明中国经学、文学在日本的广泛影响，也显示了冈元凤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的源远流长。作者自称“纂斯编”的目的在于“以便幼学”（《序》），然而，由于全书具有如上所说的一些客观价值，传世以来颇受各方重视。在中国，光绪、宣统之际也曾不止一次被印行。然而，基于种种原因，却迄今还没有一个较好的整理本。有鉴于此，山东画报出版社特约请山东大学副教授王承略博士，在全面订正字句的基础上，酌予注明资料的出处，并作简要评说。原书图谱，则力求保存原貌，精意印制，以飨读者。

《唐诗一百首》在中小学教学大纲必读篇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收集各类诗词四百余首，涵盖了古代最经典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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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点评了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恋情诗——芭蕉不展丁香结”、“感怀诗——古来才命两相妨”等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