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编者在原文中，为那些生僻字、多音字、古今异音字反复进行了随文注音，为读者扫清了阅读障碍，务令读者在酣畅淋漓的阅读中，享受到阅读带来的乐趣；其次，编者为文中出现的生僻字词，不太常见的典故等都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注释，这些注释涉及面广，知识量大，令读者在完全理解作者文意的同时，扩大知识面，拓展思路。最后，编者对原文谨慎地进行翻译，为原文配以准确细致的译文，力求在读者面前还原作者原意，令读者在阅读时可以与作者进行深刻的心灵交流。并且，编者在书中插入了大量的古代原创版画，这些版画古朴雅致，简练却精美。为了令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古版画的意境，编者为这些古版画配以精到深刻的图说，读者打开《诗品·词品》时会感觉古风扑面，在画意的陪伴下理解当时古雅的诗情，一定会在这畅怀惬意的阅读中有所感悟。编于清代的《四库全书提要》给予《诗品》如斯评价：所品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明代的文学家周逊如是评价《词品》的作者杨慎：“翁为当代词宗，平日游艺之作。若《长短句》，若《填词选格》，若《词林万选》，若《百诽明珠》，与今《词品》，可谓妙绝古今矣。”这些赞誉都是他人加于《诗品》和《词品》的，读者在阅读这本《诗品·词品》时是否会认同这些说法，编者不得而知，但编者可以肯定的是，读者在读过《诗品·词品》后，一定会有所收获。阅读是编者与古代先贤沟通的方式，读过此书，您会更加深切地理解诗词所描写的意境，以及古人蕴含在诗词中的情怀。

《司岗里：佤族创世史诗》是由毕登程，隋嘎共同编著的。《司岗里》史诗，是佤族最古老的创世史诗，也是佤族历史文化之根和百科全书。佤族人说：“从前阿佤没有文字，但我们都能记住祖先的路；从前阿佤没有书本，但我们都能说出祖先的理。阿佤的路和阿佤的理，全部都在《司岗里》里。”正因此，《司岗里》史诗早已名声在外，多数佤族人都曾听说过《司岗里》史诗；所有研究佤文化的专家、学者、作家、诗人无不听说过《司岗里》史诗。可惜，由于历史上阿佤没有文字，加之地处边疆，语言隔绝，部落复杂，以及政治等等的因素，《司岗里》史诗至今无一个完整的文本整理、出版出来。

《乐府诗集（插图本）》因为诗体自由，不似格律诗那般刻板，故而颇得文人青睐，后世的三曹父子、鲍照、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有不少拟乐府的作品。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诗，对乐府进行了创新，或者沿用乐府古题，或者另翻新意，将自己的浪漫个性融入其中。《将进酒》本为乐府IIt题，有饮酒放歌之意，李白在文中抒发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如行云流水一般，任随情感在诗行中倾泻喷薄，使得诗歌的主题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呈现。唐代另一伟大诗人杜甫以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为基础，自创乐府新题，“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成就了《丽人行》《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等杰作．杜甫的创作也启发了中唐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元白以通俗的乐府体写时事，他们创作的新乐府诗歌浅近易懂，切中时弊，发扬了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其中，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等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也成为后世竞相传诵的名篇。乐府诗歌流传至今，收录作品最完备的是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将乐府诗歌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新乐府辞等十二类。这部著作虽然便于从全局上纵览乐府诗，却并不便于当今读者迅速掇其精华。为此，我们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基础，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可读性强的乐府诗篇编辑了《乐府诗集》，方便读者领略乐府诗的精髓，了解乐府诗的源流与发展，感受诗歌的不朽的魅力。另外，《乐府诗集》之后还附有《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其创作年代和风格均与汉乐府相近，因此附在书后同飨读者。

《旧韵新咏（套装上下册）》收录了赵忠抗先生近几年来创作的诗词1000余首，主要记录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体会，包含工作、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当今社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旧体新咏，语言通俗易懂，符合大众读者的品味，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

《明清黄山学人诗选》辑录明末清初百余位安徽籍诗人、书画家的700多首诗作。其中有记游览山水名胜，特别是黄山诸景的诗作，有题画诗、友朋交往唱和之作，有离家、送别、祝寿、怀友、悼念，以及战乱期间避难山中困顿生活的哀诉，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每首诗均有出处，对作者及诗中所涉人物及其背景均有较详细的考证，是了解当时徽州的人文风貌和艺术造诣确凿而丰富的资料。

《杜工部诗集辑注》共计二十三卷，其中诗二十卷、文赋二卷、集外诗一卷。共计收诗1457首，文赋23篇（对于杜甫文赋的注释，朱本首开其端）。同其它注本相比较，朱本“于经史典故及地里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这与朱鹤龄精于经史典故、职官制度及地理学研究有密切关系。朱本对宋以来的丰富而庞杂的杜诗学遗产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理，既不遗漏任何一条有价值的见解，又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影响的误解，做到扶正驳谬、去伪存真。诚如其“凡例”所言：“宋人注杜诗多不传，惟赵次公、黄鹤、蔡梦弼三家得阅其全注，中有当者悉录之。”例如，杜甫与李邕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问题，《新唐书•杜甫传》云：“客齐赵问，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而宋人赵次公据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之“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句意，证明杜甫与李邕初次见面是在东都洛阳，而非齐赵，时间是在杜甫二十岁开始的壮游之前。赵次公的这条注释本来很有价值，却为后来注家所遗漏，例如元人高楚芳编辑《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以及刻成于康熙六年的《钱注杜诗》却仍取用《新唐书》本传之说。朱本则对赵次公的见解予以收录，其去伪存真之功为大。朱注又一长处是立言谨慎，诸如对杜诗的编年、“公自注语”的判定、旧注引文的存删、古今诗话的采录等，均能以求实态度慎重对待之。在杜诗编年上，朱氏认为“某诗必系某年，则拘固可笑”（见《凡例》），为此，他只在各卷之首标为“公某时某地作”。这种编年方式可以避免妄断之失。杜诗除部分诗作明确写作时间地点，尚有部分作品实难决之。后人未与杜甫同游，安能清晰如此？对于千家本上的“公自注语”，朱氏“向疑后人附益”，经过考察，发现这些自注语多为“王原叔、王彦辅诸家注耳，未可尽信”（见《凡例》）。遂将旧本所无者俱加删削。长期以来，所谓“公自注语”，扰人甚重，裁决诗旨，常为所惑。朱氏此举，功诚大焉。对于旧注的引文，亦采取慎重态度决定取舍，对汉魏以下失传的典籍，凡经《十三经注疏》、《两汉书注》、《文选注》及唐宋人诸类书所载者，则保存之；对于旧注所引六朝人诗，有的未见于诗集，朱氏怀疑“宋时尚有全本”，因此“不敢尽以伪撰废之”；而对于那些“文义不类”者，则“概从芟汰”（见“凡例”）。可知朱氏查阅原典耗费时间之巨，甄别真伪用心之深。对于古今诗话的采录，不以求全为事，“必于诗理、诗法有所发明者，方采入一二”（见《凡例》）。有利于解诗者方取用之，与某些注家炫耀学问渊博大相径庭。朱氏的注疏指导思想亦颇重要，他认为“训释之家，必须事义兼晰”，诗中之事与诗中意旨都要解释清楚，并且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可释事忘义，又不可弃事发义。他的做法是“于考注句字之外，或贯穿其大意，或阐发其微文”（见《凡例》）。上述各条，给人以深刻的感受：朱鹤龄是一位存心端正而专注的杜诗注家。《杜工部诗集辑注》作为杜诗学之重要文献，应该成为后世研杜者必读之书。

《宋诗精华录》共选宋129家诗685首，另附100条摘句，分列四卷之中。四卷之分“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他说：“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具在焉，唐之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龙标（王昌龄）、右丞（王维）也；南渡，茶山（曾几）、简斋（陈与义）、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为中宋，唐之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也；四灵（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以后为晚宋，谢皋羽（翱）、郑所南（思肖）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第一卷所加总案）四宋之分，虽学自四唐，但大体上是符合宋诗发展的实际的。其中，初宋39人117首、盛宋18人234首（占34％）、中宋32人212首（占31％）、晚宋40人122首。选诗十首以上者仅13人（梅尧臣24、司马光11、王安石34、苏轼88、黄庭坚39、陈师道26、陈与义21、范成大12、朱熹11、杨万里55、陆游54、戴复古11、刘克庄27），而所选诗达415首，占全书60％强，除少数因个人好恶略有加减外，真可谓轻重得所。另外，从他所选录的作品看，多数是比较好的，是能够代表所属作家的思想、风格的，也符合他所强调的诗要“性情”与“学力”相结合，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的原则。陈衍对所选录的诗都加了圈点，其中部分诗还写了评语，这些圈点和评语时有画龙点睛之妙。然而鉴于我们这部书的性质和读者对象——我们主要是借《精华录》向一般读者介绍宋诗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为了介绍陈衍的诗学理论和他对宋诗的评析——同时也考虑到印刷的困难，我们略去了所有的圈点，评语也只是有选择地采用到我们的赏析（题解）之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庚午（28）日这天，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聚集在许昌附近颍阴曲蠡（今河南临颍）的繁阳亭。当汉代最后一个帝王刘协把皇帝玺绶移交给一个青年时，历时400多年的汉帝国已正式宣告结束，一个新的王朝魏国已正式诞生。禅让的典礼结束后，这位青年还站在受禅坛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许久，他才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大臣，慢慢地说出了一句意味良深、分量极重的话：虞舜、大禹的事情，我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位青年就是魏文帝曹丕（字子桓）。这一时刻离他34岁的生日已没有几天。回忆起34年来动荡不安、辛苦备尝的生涯，他的这一番感慨，确实是历经沧桑的人生体验。

杜甫之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自宋代起，对杜诗的种种注释笺校便蔚然成风，有“千家注杜”之说。钱谦益是由明入清的著名学者，其学问之广博精深素来为世所公认。他着重以史证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核进一步阐明杜诗的思想内容，对相关交游、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的笺注亦颇有价值，可说资料翔实、论证精当，是最有影响的杜诗注本之一。

杜甫之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自宋代起，对杜诗的种种注释笺校便蔚然成风，有“千家注杜”之说。然而所谓的千家之中，难免良莠不齐，并非每本都有较高的价值。钱谦益是由明入清的著名学者，其学问之广博精深素来为世所公认。他着重以史证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核进一步阐明杜诗的思想内容，对相关交游、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的笺注亦颇有价值，可说资料翔实、论证精当，是最有影响的杜诗注本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与多年前出版过《钱注杜诗》，此次重版，将之列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相信会受到杜诗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