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父子三人同登文学殿堂的不多，能同领风骚的则更少。值得称道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但同登文学殿堂，而且以其辉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三曹诗歌创作是否有共同的题材和思想倾向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顺应时代潮流，表达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抱负；二是借乐府旧题集中笔墨抒写游仙。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才高八斗的典故即出自于曹植。三曹雅爱词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各具风格的名篇佳作：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书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之一，旨在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通俗易懂的读本。

高适是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边塞诗的创作，开拓了诗歌的广阔视野，尤其表现了那种长期戎边浴血苦战中昂扬向上的精神。高适的边塞诗有的抒发保国安边的豪情，有的歌颂边塞将士的英勇，有的更是多方面地描绘了边疆奇特风光及当地的生活习俗。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高适是盛唐诗人中较突出的一个，他以极大的同情写出戍卒所遭受的苦难境遇，表现久戍思归的哀怨。众所周知，我国古典诗学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追求空灵渺远，讲究言外之意、意外之境、韵味之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种审美风尚体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高适集》所的高适诗，以《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为底本，参校以《全唐诗》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也注意参考今人的校注本，比如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等。《高适集》在注解与评析的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

读书计划本来就未完全构想好，读书的进程也一再遭到评职称、年度考核的搅扰，断断续续，收效似乎不大。倒是在读书时，为一些材料启发，引起了对宋代词学一些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彼此相关、大体接近，似乎属于同一类型，但又有些差异。少数问题在撰写《元秸词坛研究》时也曾考虑过，但未来得及解决，现在因为得到新的材料，产生新的想法，而一并解决了。于是，在停顿数年后，便有了《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的出版。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诗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父范雩，宣和五年进士，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为秘书省正字，终秘书郎；母蔡氏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孙女。范成大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遍阅经史，善为文章。17岁时，曾应诏赴礼部献赋颂。次年，父亲病故，他抚养弟妹，直到妹嫁，才重操学业，专意科举。后在昆山荐严寺随乐备学习，并加入他们的诗社。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绍兴二十六年起，任徽州司户参军，后得洪适的举荐，被召人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历任馆职。孝宗乾道二年（1166）升吏部员外郎，因言者论其越级提升，被免职还乡。

人们谈及唐诗，首先要谈到盛唐。那短暂的半个世纪，竟是那样万象含蕴，诗情激荡；扬翊风骚，群彦汪洋！盛唐诗人们用“神秀声律，灿然大备”的创作，造就了一个再也无法复制的诗学奇迹。后人曾提出“三元”说，标举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之关捩，其实每一位诗歌道路上的后来者，心中都深知“开元”一一“开天”乃关捩之关捩，高峰之高峰。因为有了“开元”所标志的盛唐，元嘉和元祐才有了并称、比较和言说的意义，中国诗歌史才有了最瑰奇博丽的一章。对于盛唐，我们当然应当记住李白、记住杜甫，记住王维……但是如果没有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储光羲、裴迪、崔颢、常建等一大批同时代作家相并驾、相羽翼，那么盛唐的天空就未免过于星斗疏寥了。在这一盛世作家队伍中，王昌龄是一个相当具有成就和特色的诗人。王昌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侠客，他以“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塞下曲》）自诫，并与其相区别。但“侠”，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英雄气质，渗透在他的血液中，因此，他的诗篇中有了相当数量的反映边塞生活的内容。“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塞下曲》）；“闻有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诗行中的豪迈气概，今天仍能激励着人们以身许国，用男儿热血铸造安边长城。可以说，盛唐的边塞诗在历代边塞诗中最精神饱满，气骨遒劲，众美皆备，思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但如果抽去了王昌龄的此类作品，“盛唐边塞诗派”必将失去最有力的支撑，这类题材也将失去许多光彩。王昌龄的送别赠答诗留下了不少广为传诵的诗篇，最著名的是“寒雨连天夜人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一首。在这样的作品中没有应酬的俗气，没有仪式的客套，读之如饮醇醪，真味无穷。它所证明的是，真正的好作品，除了语言结构等艺术表达方面的要素外，更重要的是情感要素。那种与自身遭际相关联的、情感真纯度高的作品，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虚伪的情感、仪式化的应酬，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包装，拆开来一看，非赝即次，肯定不入流品，何谈流传人口呢？。在女性情感表现方面，唐代诗人最善于代言者中一定会赫然列上王昌龄的名字。读他这一类作品，人们最为叹绝的是对女性心理的表现。闺中少妇在春华初发时，“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是青春心潮的激动；离人在月夜鸣筝，“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青楼曲》），是久别征人的深自哀怨；西宫嫔妃在失宠后仍然“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西宫秋怨》），乃失望时尚非完全绝望；至于“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西宫春怨》），则嫉他人之承欢，见自身之失宠，“不言怨而怨尤深”。注重在心理层面上表现，诗人的笔触就深入了一层，也就能获得含蓄婉曲的艺术效果。王昌龄在盛唐诗坛大有声名，后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以七言绝句见重于时”，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是偏颇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王昌龄同时代人殷墦在《河岳英灵集》中盛赞其诗“声峻”，并列举了数十句“惊耳骇目”的诗，竟没有什么七言绝句。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人和今人在诗学审美与价值评判上的差别很大，二是我们对王昌龄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唐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文化产物，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异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韵，上与唐诗争奇，下与无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均代表文学之胜；同样，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也是古典文学阆苑里芬芒绚丽的奇葩。本书依照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三种选本，精选了唐诗、宋词、元曲的经典篇目。内容上。既安排了对字、词、句的注释，又有对整篇作品的风格、手法及意境进行评介的“赏析”。每一位作者首次出现时，均在其第一篇作品之前安排了作者的“生平简介”，使读者更好地把握作品主题。

纳兰性德的创作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初期，对纳兰性德《饮水词》的研究和对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都很显赫。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符合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时代思潮，所以“兰学”、“红学”被尊为两大“显学”。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关于纳兰性德的研究基本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纳兰性德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范围还主要集中在他的词上，对诗、文、赋较少关注。为了中华灿烂文化的传承，为了进一步开创“兰学”研究的新局面，必须把“兰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纳兰性德的全部作品，对其进行文学、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全方位审视，深入探讨其创作的深层魅力与价值之所在。我们相信，对纳兰性德文学与文化情韵的研究，对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岑参（7157～770），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的生平事迹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出塞之前。岑参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长倩相高宗，伯父羲坐太平公主谋逆遭诛，家道衰落。父亲岑植曾两任州刺史。参少年时，父逝，从兄受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集序》）。十五岁时，到嵩山少室读书，在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适的思想情绪。但积极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十岁，他“献书阙下”，赴长安求仕，结果是“金尽裘弊，蹇而无成”（《感旧赋》），失意而归。岑参诗则擅长描写，善于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绘景物，并在写景中寄寓感情，渲染气氛，如写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炎热：“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等。在岑诗中，几乎没有不与景物描写相联系的，或以景抒情，或寓情于景。元人陈绎曾石：“岑诗尚巧主景。”（《诗谱》）诚然。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最长、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品图书特色的一套大型丛书，也是体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权德舆，字载之，少有文名，曾官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权德舆于贞元、元和间执掌文柄，名重一时。性直谅宽恕，蕴藉风流，好学不倦。其文弘博雅正，温润周详，公卿侯王、硕儒名士之碑铭、集纪，多出其手，时人奉为宗匠。其诗以五言居多，五古、五律中正浑厚，颇多佳什。

权德舆出身于一个有文学素养的封建官僚家庭。其先世居天水略阳（今峡西省略阳县》。祖父陲，以艺学与苏源明友善，官卒羽林军录事参军。父名嗥，不污于安实禄山，以卓行闻，徙居润州丹陡（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官至著作郎，与李华等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