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代山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48），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以后，究竟得年多少，还没有能够考证明白，但可以说，至少活了七十多岁。她父亲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人称后四学士。她母亲王氏，也善于写文章。在家庭影响之下，李清照很早就有诗名，为晁补之所赏识。她在十八岁时，与赵明诚结婚。赵明诚青年时候就对金石研究有兴趣，后来成为有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有深刻研究、渊博知识。他除了收藏金石以外，还喜欢收藏书籍、法书、名画。李清照与他志同道合，节衣缩食，帮助他从事收藏和研究。应该说赵明诚的成就得力于清照者不少。张端义就说：《金石录》一书，清照亦曾笔削其间。李清照四十六岁的时候，赵明诚死了。接着金兵侵入浙东、浙西，清照避难奔走，所有收藏的东西几乎全部丧失。绍兴二年（1132），清照再嫁张汝舟，没有多少时候，就离异了（明清到现在，有不少人考证过，说她没有再嫁。都是没有充分论据的）。她没有儿子，大概以后就孤独地度过了她的晚年。她的平生事迹见于载籍的并不多，前面已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引述了一些有关记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李清照诗文集和词集的失传，对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清《四库全书》所收，乃是毛晋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只有词十七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篇帙无多，不得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那时《永乐大典》散失的不过二千多卷，基本上还差不多是完整的。《永乐大典》里面有多少李清照的作品，固然不得而知。但就现在剩馀的《永乐大典·诗字韵》中发现的一首诗来推测，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一首都没有的。当时的四库馆臣没有从《永乐大典》里面搜集李清照的作品，把它们保存下来。到了清末，开始有人从事李清照词的辑佚工作。最后李清照的全集有李文椅先生辑的《漱玉集》，词集有赵万里先生辑的《漱玉词》。这两种虽然都是排印的本子，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李辑是单行本；赵辑在《校辑宋金元人词》中，没有单行的）。较早的王鹏运辑、况周颐补遗的《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原刻本已经很稀少，就是中国书店的石印本也不多见。

《中华宋词鉴赏辞典》是一部面向广大中学生的宋词阅读鉴赏类工具书，同时也供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宋词时使用。共收录两宋126位词人的309首作品。全书按作者作品的年代先后排列，以每首词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分6个部分：原词、注释、鉴赏、相关链接、阅读拓展、名句，书后附首句首字汉语拼音索引、名句首字汉语拼音索引，共计64万字。

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当代人与古代诗文愈来愈远，愈来愈隔膜，少见多怪是必然的，快节奏的消费时代缺乏精雕细琢的氛围，努力排除功利困扰的训释实践，也不可避免郢书燕说。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方法训练和实践指导，密切关注动态、解决出现的问题，这是训诂学者新世纪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本书从时代性原则、社会性原则、排比材料推求词义、语法的制约作用、文献语义的准确理解、训释不同何去何从、于不合情理处发疑、不为成说所囿、异文有利亦有弊、对仗对文有误区、戒片面拘泥、文化习俗有助训诂、考古成果的充分利用、文献材料的规范使用等14个方面，对古诗文词义训释有所指导，试图强化词义训释的学术规范，阻遏穿凿附会、少见多怪倾向，防止以讹传讹。

本套崭新的书系体现了编注者的三大构想：让中学生朋友们共享同龄人的精神资源，增加同学们的情感和思想积累，倡导一种语文观念，语文学习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学习者与社会的关系。本书系的编注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关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建设。读书重在自己的体悟和思索。把自己积累的知识连成一片，互相启发，这种被钱钟书先生提倡的“打通”的方法非常重要。本书作者李元洛先生学识渊博，古今中外随手拈来，又兼风趣幽默，能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字的精致奥妙，让我们真正地体验到语文学习的精髓，并能让我们轻松自如的应付相关知识的考试。 在作者李元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走上宋词（唐诗）之旅，留连于亭台之上，徜徉于山水之间，听金戈铁马，看江山如画，你会发现宋词（唐诗），远不止你想象的那样。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诗经》的创作，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包括的时期共约五百多年，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相传周王室有专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诗经》中不少作品的辑集与这种制度有关。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全书系孔子所删定。《诗经》经秦火后，至汉复传；传诗者共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亨所传的叫《毛诗》。四家解诗，多有不同。自东汉郑玄因《毛传》（原名《故训传》）作笺后，学《毛诗》的渐多，以后其他三家逐渐衰废，而且先后亡佚了。现在的《诗经》就是毛亨所传的。长期以来，《诗经》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诗经》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两千五百年前文学语言的真实面貌，具有丰富的词汇，尤其在研究上古音韵方面，它是极为重要的资料。《诗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感情。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不仅在十五国风中大量地反映出来，就是《雅》《颂》部分，也由于文学形象，每每大于作家的思想，尽管作者是以他的阶级意识去表达他的主观意图，但内容上还是要反映出客观现实来的。

中华传统节日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壮丽画卷，寓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我国古代诗词中，与节日有关的作品数量可观，佳作迭现。这些古代诗词以其独特的形式记载了节日习俗的特点，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民过这些传统节日时的情形和心情，充分发掘了传统节日的意义，给传统节日更为丰富的人文情感，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内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爆竹声中一岁除”（王安石《元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等节日名句更是家喻户晓。最近的语文高考也对传统节日诗词予以充分的关注。我国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传统节日，是灿烂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弘扬民族精神，推动传统节日教育，编者们编写了《中华传统节日诗词故事》，其中包括历代节日诗词94首，并介绍了与节日诗词有关的诗词故事，包括节日风俗、诗话词话和文人轶事等。为拓展传统节日诗词的内容，编者们还选编了76首节日诗词名篇，加上注释，作为附录，共170首。

《山月不知心里事（漫漫古典情）》轻轻巧巧地挠你的心房，带你走进一场真实的穿越。宋朝，像那座烟水迷离的金陵旧城，美丽与哀愁并生着。多少帝王的玉砌雕栏在那段历史的风雨中灰飞烟灭，如光束中飞舞的无数尘埃，无处存留，只是静寂。而那些笙鹤瑶天般的浅酌低吟，那暮霭沉沉的烟波中的一叶扁舟，那一双为你拭去清泪的红酥手，那夜静人空的庭院深处吐出的深深叹息，是一封封未被投递的旧信，渗透着彼时的潋滟春阳，穿越时空留下了温柔黯淡的只言片语。它们被时光打磨得更加鲜亮，让我们在旧时的晓风残月中，在那些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夜晚，在泪迹斑斑的青衫上，在执手相看的眼眸中，找到了永恒。宋朝那风雨中颠簸的历史，写在了宋代词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各异的心绪感受中。这些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动的韵律，带我们阅读那场情牵梦绕的旧年叙事。安慰我们心灵和眼睛的是吟魂离魄的款款深情，是节令风物兴发的人生感怀，是颠沛现实中的自我消解，是幽寂疏离的故国之思，是王朝兴替的忧患情怀，是放情寰宇的自然性灵……“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那些旧事，是历史，是词史，更是心史。

暂缺简介...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并且有众多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有着与西方文学与众不同的意境。本书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分诗、词、散文作品三部分选译了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计约百篇，包括有饮湖上初晴后雨、东栏梨花、题西林壁、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鹤叹、纵笔、后赤壁赋、满江红等等。《东坡之诗——苏轼诗词文选集》（汉英对照）分诗、词、散文作品三部分选译了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计约百篇，进行分类、归纳与注解。选篇合理，译文优美流畅，注释精当。既可以让中国读者学习中国古诗词的英译，也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古文化中古诗词与古代散文的意蕴。

《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将整个唐五代诗僧作为一个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下，又分别从地域（宫廷诗僧群体、江左诗僧群体和敦煌诗僧群体）、生平经历（还俗应举诗僧群体和通俗诗僧群体）以及国籍（日本、朝鲜来华诗僧群体、中国赴印求法僧人群体和西域入唐僧人群体）等角度将他们分为数个小的群体，来具体考察唐代诗僧群体的转型过程，从而得出世俗化和文人化是唐代诗僧群体的共同趋向这一结论。唐五代处于从以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贵族社会向以庶族出身的官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安史之乱”后，庶族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此前的庶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较之士族知识分子，庶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丧失了与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相抗衡的资本，另一方面由追求形而上的理论性转向追求形而下的实用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佛学理论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大夫们的态度，因而知识分子的转型，必然带来佛教的转型。知识分子中的居士阶层和失意科场、遁入佛门的知识分子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影响了唐代佛教，使其由此前追求化外独立而逐渐屈服于皇权，由注重义理的研求转向注重对心性的体悟。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_诗僧群体。这一群体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一方面，唐五代诗僧群体尝试着将佛教融会于儒学、书、诗、画等当中来化导众生，以扩大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学习儒学、诗、书、画等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向士大夫阶层靠拢。有唐一代，诗僧们挣扎在“入世”与“出世”、“佛学”与“外学”之间。他们不像魏晋六朝的诗僧那样，严格恪守佛门的教律，于外学只是偶尔为之；也不像入宋后的诗僧那样，完全地融入世俗社会，与士大夫们打成一片，“除却袈裟在，其余便是士”。唐代诗僧是在试探中走出佛门的，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佛门和世俗社会的责难，以及诗僧们对于自身僧人角色的定位，使他们经受了痛苦的煎熬。唐代诗僧群体经历了“诗为外事”——“诗禅并举”——“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不少方面为文人文学开创了新路，在某些方面已开了宋诗的先声。然而，随着他们文人化的加深，他们对文人及文人文学的影响亦渐渐衰退，入宋后终于消泯于文人文学的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