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为毛茛科芍药属多年生落叶灌木，又名鼠姑、鹿韭、百两金、白术、木芍药、花王，民间则有“洛阳花”、“谷雨花”、“富贵花”之称，还被誉为“国色天香”。我国是牡丹的故乡。牡丹原产于我国西北高原、陕甘宁边区及秦岭一带，后经引种、培育、花色品种逐步增多，种植区域日渐扩大，栽培中心也不断转移。本书选录了自唐至今的184位作者的咏牡丹诗词284题308首。所选以古人作品为主，现代作品从严，当代在世作者的作品不选。只选旧体诗和词，不选新诗。尽量选录名人名作，也注意选录虽非名人所作但立意新奇、别具一格的作品。对在理解上有争议的名人作品（如杜甫《花底》，有的认为是咏梅花，有的认为是咏桃花，有的认为是咏牡丹；又如李清照词《庆清朝慢》，有的认为是咏牡丹，有的认为是咏芍药），不予选录。为方便读者阅读，对书中作者生平作了简介，对所选作品作了简注和简评。

《诗经》中有一组歌颂和记述华夏民族先祖英雄史事的史诗。分别收录在“大雅”和“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中。我在本书中对这些诗篇作了新的解读。本书注文，主要是作者读《诗经》时对毛、郑、马等旧传诂的摘录。所立新说及异说，则或标以“何按”。 这些上古诗篇犹如谜语、隐语。仅以篇题而论，例如“那”之训“傩”，“长发”之训“长法”，“时迈”之读作“世万”，“雨无正”之读作“雨无止”（即雨不止）等等。此皆前人之所未发。

白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具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民族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它在自己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与中原汉族文化、南亚东南亚异域文化之间持久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对汉族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持之以恒但又没有泯灭自我的学习与借鉴，以及作为其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汉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融合。这种学习与交流，既使它与主流文化保持着联系，从而始终能获得来自这根文化脐带的营养，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文化生成与传承的渠道和体式，保持了民族文化自身的鲜活和特色，并通过生产生活习俗、宗教文化、建筑艺术、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的方面得以呈现。

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本书是为普通读者选编的一本选集。共收辛弃疾诗作18首，词作82首，文5篇。为方便读者使用，末附“辛弃疾行年略考”、“辛弃疾研究主要文献资料”及“《辛弃疾集》名言警句”。

元好问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他积极推荐鼓励其友人、门生担任蒙古政府的官职，并结交一些权贵，而自己却坚辞不出仕。继任其父耶律楚材为蒙古中书令的耶律铸曾多次写信并派人招致元好问。元氏回信说：“断不敢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元好问鼓励儒者做官，是为了行儒道；而他自己辞官不就，则是为了尊儒道。道尊则易行，道行则益尊。同时，他不做蒙古帝国的官，也是忠于金国、金君的表现。他的哥哥元好古就死于蒙军的屠刀之下。1257年农历9月4日，元好问卒于河北获鹿，归葬于秀容祖坟（今忻州城南韩岩村），享年68岁。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他对自己的成就极为自信，自许为李白、杜甫一流，而在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幾道诸人之上。其《天涯山》云：“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游泰山》云：“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遗山自题乐府引》云：“客有谓予者云：‘……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哪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哪知许事，且啖蛤蜊”语出《南史·王融传》，原作“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表示不屑之意。这种态度确实大幅度地超越了儒家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樊篱，正是多民族融会的“中州万古英雄气”孕育的结果。无怪乎他敢于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宣称“未便吴侬得锦袍”了（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至于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他对于形成“河汾诗派”的领袖作用，则是李白、杜甫也不能比拟的。元好问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他开创断代诗史新体例《中州集》的功绩，在史学界也早有定评。元好问诗今存1381首，词今存384首。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切同情，具有诗史的意义，代表了金元诗词的最高成就。清人赵翼说，元好问的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瓯北诗话》）刘熙载说：元好问的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艺概》）元好问的散文有26卷，众体悉备。受韩愈、欧阳修的影响，风格清新雄健，语言平易自然。元好问还著有小说集《续夷坚志》，有207篇文言小说，是今知金代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国小说由雅趋俗的发展阶段，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元好问的散曲今存9首，对元曲有示范作用。元人陶宗仪说：“[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南村辍耕录》）可见其影响之广。元好问还有4篇赋传世。其《新斋赋》中说：“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表现了他经世治国的远大抱负和穷则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元好问在魏道明、商衡辑录的《国朝百家诗略》的基础上编纂的《中州集》，收诗词作家255人，并为其中253人写了小传。收诗2054首，词114首，实属最早的金代诗词总集。此集开创了以诗存史、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对于研究金代诗词和作者、金代历史和总集的编纂体例，均有重要价值。元好问编撰的著作，尚有《锦机》、《杜诗学》、《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壬辰杂编》，惜此五种均佚失，《诗文自警》有孔凡礼先生辑佚15则，《唐诗鼓吹集》今存。总之，文化巨人元好问是时代的骄子。高度汉化的家学、师友渊源和儒家文化教养成为他思想和学术的根底，又吸收了一些道家和禅学的营养。少数民族的英雄气质和生长云朔的自然天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巨变，则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愚忠于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使他能够以宏阔的世界观、人生观顺应时代巨变，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作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元好问集有多种刊本。全集如清光绪七年读书山房刻本，包括诗文40卷，词和小说各4卷，年谱3种，考证3卷，附录、补载各1卷。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即以此为底本校补增订而成。诗集有明汲古阁本、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词集《遗山乐府》有明吴讷《百家词》本，《全金元词》所收较为完备。小说有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夷坚志）评注》（李正民评注，1999年版）。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套装共4册）》是描绘清代皇家园囿避暑山庄之建筑风貌和景致的诗文图画集。图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景观皆为承德行宫仿江南名园胜迹所成，始于“烟波致爽”，终于“水流云在”。36幅图的诗题之下皆有小记，诗句有注释，注释之引文出处用朱线标出，并有朱色句读。是书所绘景物灿彰，界画严整，镌刻亦精致，但构图布景略嫌板滞，缺少灵动之气。

“采菊东篱下，修然见南山”，中国头号大隐士陶渊明把菊花隆重推向历史文化舞台。“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菊花成为中国古代清高隐逸的世外高人的人格写照。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升华为谦添礼让，倔强自爱等中华民族美德的象征。菊花在我国的种植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唐代东传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尊为族微，代表着美与力量。菊花不但为文人雅士所钟爱，更走入黎民百姓家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赏心悦目的艺术品种和美味食品。本书试图通过生动的笔触将菊花无穷的魅力传达给广大读者朋友。

新颖别致的审美眼光和连类而及的评析方法不仅使宋词名作的意蕴得到新的阐释，也使传统的诗歌鉴赏理论得到了新的理解和升华。

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而官学、私学的发达，闽学的创立与传播，科举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资源的丰富和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书业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阳随即与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这种兴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明末。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以其刻书数量多，营销范围广，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宋祝穆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气叶梦得言福建本几遍天下气朱熹也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气宋元之际熊禾亦谓书籍高丽日本通。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宋元福建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的精华部分如：泉州州学刻《禹贡论》，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魏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祝穆刻《方舆胜览》等，千百年来一直嘉惠士林。由于宋元闽刻古书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为后人校勘、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刊刻时代早、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清初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对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一诗颔联作山中一半雨，树杪万重泉赞赏有加。该书卷四还对元代建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的版本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暇日校用晦诗，元刻增广者，较宋版多诗几大半。此又宋本指宋蜀刻本《丁卯集》之不如元本矣。民国时期张元济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中《史记》、《三国志》两史底本均为宋时闽刻，盖取其刊刻时间早，较为接近古书原貌，版本价值高，合乎书贵古本的要求。宋元闽刻精品的特色还体现在版式求新求变，字体美观，纸墨俱佳，易于唤起士人的阅读欲、藏家的收藏欲上。如南宋闽刻《陶靖节诗》，清代藏书家周春几经周折，终于收得该书之后，将它与宋刻《礼书》并藏一斋，名曰礼陶斋。既而失《礼书》，改斋名曰宝陶斋。后又不得已售出《陶靖节诗》，复改斋名曰梦陶斋。从斋名的更换中可知他对是书的钟爱。周氏跋《陶靖节诗》略谓：是书乃世间所希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传日久，纸墨敝渝，偶从友人处得之，不胜狂喜。此本大字端楷，作欧阳率更体，颇便老眼，且校雠亦鲜形夭庾钓之讹，装后覆阅数过，诚可宝爱。此书后来递经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周叔弢等藏书家收藏，一时传为书林佳话。总之，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和历史遗产。有鉴于此，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协商一致，通力合作，选择宋元闽刻中的精华部分，分若干辑予以影印出版，使之化身千百，以飨广大读者、研究者和收藏者。

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而官学、私学的发达，闽学的创立与传播，科举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资源的丰富和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书业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阳随即与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这种兴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明末。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以其刻书数量多，营销范围广，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宋祝穆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气叶梦得言〔福建本几遍天下〕朱熹也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气宋元之际熊禾亦谓〔书籍高丽日本通〕。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宋元福建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的精华部分如：泉州州学刻《禹贡论》，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魏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祝穆刻《方舆胜览》等，千百年来一直嘉惠士林。由于宋元闽刻古书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为后人校勘、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刊刻时代早、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清初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对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一诗颔联作〔山中一半雨，树杪万重泉〕赞赏有加。该书卷四还对元代建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的版本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