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华书局中国内地唯一授权简体版。读懂100句，就读懂一个时代，立体三位，解读名言。古代人的智慧和现代人的幽默终于完美相遇。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三座奇丽的高峰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拒绝这珍贵的遗产，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故事、名言、典故均来源于宋词。但是，宋词三百首，取材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有忧国忧民之作、有思乡怀人之作、有边塞征战之作，浩如烟海，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有时间去通读，从而抽离出一些名言加以赏析。于是，《图说宋词100名言》应运而生，把流传最广、最适于初学者阅读，最脍炙人口的宋词名言汇集于此。本书从宋词里挑选出100句精彩名言，详细介绍其出处，传递古人智慧，进而腾越时空，以发人深省的相关历史人物故事印证这些名言的涵义。

苏诗各体都有一些好诗，纪昀全面研究了苏诗各体。自《诗经》之后，只有曹操、陶潜写过一些好的四言诗，纪昀虽然认为“四言诗可以不作”评《息壤诗》》，但仍以语自脱洒评《颜乐亭诗》。由于苏轼晚年几乎尽和陶诗，因此作了不少四言诗，称其“居然是陶，猝不易别”（评《和陶时运》），“颇有陶意”评《和陶停云》》。其评《和陶答庞参军六首》云：“六章虽作四言，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当由蓝本在前之故。”樊潜庵评苏轼四言和陶诗云：“昔人谓四言诗，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愚谓公和陶诗，直可并驾。”又云：“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观公四诗指《和陶时运》，冲淡隽蕴，大有风人遣意。温汝纶《和陶合笺》卷一、卷四引。苏轼作六言诗甚少，纪昀似乎也认为不必作，其评《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云：六言最难工，即工，亦非正体。”但他却称苏轼的《西太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云：二公口难得如此流利。

本书共六册，分别是：唐宋名家诗词赏读·李清照词赏读，唐宋名家诗词赏读·苏轼词赏读，唐宋名家诗词赏读·辛弃疾词赏读，唐宋名家诗词赏读·李煜词赏读，唐宋名家诗词赏读·柳永词赏读，唐宋名家诗词赏读·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诗词是华美的，以致历经久远，仍被我们反复玩味，这也是诗词的重要价值之一。而造成这种美的因素很多，其中诗人的真诚占了重要份额。他们浓缩了深邃的体悟，用一生的执著写就了这美的诗章，诗人的生命之花绽放其中，可谓至诚。唯其如此，才流传千载而不昧，时时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能够分享他们的智慧与经验，体味着“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而这种浸润心灵的阅读，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应该也算得上是一种修炼和享受吧。本丛书分别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李煜、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共十位唐宋诗词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其优秀者以成十部专辑。另外广泛撷取唐宋诗词名家精华之篇汇成两本合辑，一为《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一为《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一并呈献给读者。十位大家在唐宋两代诗词领域中，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代表性，再加上两本合辑尽搜名家名作，故本丛书足具唐宋诗词之大致面貌，观止矣。

唐诗是传统文化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也是古典文学爱好者的至爱。但是目前市场好的选本少，一些是互相抄袭、滥竽充数；另一些虽是名家评注，但为上世纪50、60年代选本，时代烙印过强，不太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为此，我们推出此套丛书，邀请当代青年学者精心编写，赏读角度完全符合现代人的喜好，旨在让读者赏心悦目之时，扩大知识面，理解古诗词。这套丛书包括一本总括性质的书，《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和五位诗词大家的单本著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精选出其代表作品，加以注释、赏析。唐诗。 在这个充满了爽朗的笑声，充满了豪壮的歌声的世界中，即使有悲伤、有失望，也是最真实、最纯真的。人们能够痛快地笑，痛快地哭，活得自由自在，真实而生动。一个诗人就是一个传奇，一句诗歌就是一个世界。如果你曾向往李白的潇洒风神，倾慕王维的超然神韵，渴望像王翰一样在出征前痛饮葡萄美酒、像岑参一样在塞北的冰天雪地中慷慨作战；如果你还曾钦佩杜甫的坚忍，诧异韩愈的怪异，赞叹柳宗元的清峻，好奇李商隐的神秘，甚至曾满怀热情地去追寻他们成长的足迹，探究他们最隐秘的内心。因此，我们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再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依然会有人像你我一样为他沉醉，为他着迷。而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本书，寻觅到更多热爱唐诗的朋友，共同欣赏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份瑰宝。　我们在选作品时不求新、求奇，而是以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性为主要选取标准。在写作上除了字、词、句注释外，加入了大量的赏析文字，函盖诗人及作品的背景介绍、评论、赏析、历代人物对该作品的点评等，全部围绕理解原作品展开，以让读者读懂这首作品本身为写作目的，尽量提供给读者较多的信息量。

宋代的词与唐代的诗，经常相提并论，它们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艺形式。从发展来看，可以认为词是来源于诗的。 “词”，就是歌词，古代又称“曲子词”，它是用来唱的。要唱，除了要有歌词外，还要有曲子，即乐谱。曲子的名称就是“词牌”，例如《菩萨蛮》、《沁园春》等，就是曲子名。人们按照“词牌”，即按照曲子的要求写歌词，就是所谓的倚声填词了。早在隋唐时代，人们已经将当时流行的诗歌配上曲子歌唱，或者专门写诗作为配乐歌唱的歌词。开始，这些配乐的诗都是五言或七言，唱起来不免单调，于是经常由唱歌的乐师们增减一些字数或重复唱某些段落，使歌声富于变化。时间长了，人们在写作歌词时，便有意按照曲子的要求，写一些句子长短不同的诗，这就是“词”。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词，就是这样诞生的。由于一首词中句子有长有短，因此词又名“长短句”。从晚唐时起，词与诗同时发展。到了宋代，诗虽然也有所发展，但这种文学形式毕竟有它的限制，如必须是五言或七言，而词的长短句形式，用字不避俚俗，使创作者有较多的自由；同时，词比诗更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更适于吟唱。另一重要方面是，词是新开拓的一个文学领域，使作者有更广阔的驰骋余地，所有这些，使词在宋代迅速发展，达到了极盛的地步。由于种种原因，词所配的乐谱在南宋以后失传了。这样，流传到现在的唐宋词，虽然在写作它们的当年，都是可以唱的，可现在却都不能唱了。只有南宋词人姜夔，曾在自己创作的乐曲歌词旁，注上了工尺谱（我国古代的一种不完善的乐谱），经近代人研究后，有十几首词能按古人乐谱唱了，当然，这只是唐宋词中极少的一部分。因此，遗留到今天的词牌如《菩萨蛮》、《忆秦娥》等，只是规定了填词时应该有多少句，每句字数、平仄及韵脚等，却无法知道歌唱时的音调了。词既然是由于歌唱的需要而产生，歌唱又主要是供人们闲暇时娱乐之用，因此，从词的发展初期直到北宋苏轼以前，词所写的内容主要是轻松的风花雪月和爱恋伤别等等。从当时的观点看，如果将国家大事，政治变迁等写入词中，在寻欢作乐的酒宴上歌唱，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词也就被人们认为比不上诗，不像诗那样“正大”，而被一些人称为“诗余”，或者冠以小字，叫做“小词”。例如有这样一则故事：北宋以变法著名的宰相王安石，在闲暇时读北宋另一宰相、著名词人晏殊的词集时，看到晏所写的一些描述风花雪月的词时，笑了起来说：“当宰相的人也可以写小词吗？”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在旁边说：“他也是偶然高兴了才写的，可是看他一生的事业，岂是这些词所能比拟的。”这时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一个助手吕惠卿也在场，他接着说：“作为管理国家大事的人，应该首先禁止淫滥的郑声，怎么可以自己还去写这类东西呢？”吕说的“郑声”，指春秋时代的郑国男女在溱水和洧水（溱、洧二水会合后为今河南双洎河）边聚会时所唱的歌谣，封建时代认为郑国的这种歌谣不正派。由上面王安石、吕惠卿的这番对话可以知道，在北宋的上层人物中，将词和郑声相比，认为上等的正派人是不应该写词的。当然，王安石、王安国和吕惠卿等人所代表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当时的一种偏见。实际上，词这种文艺形式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达官贵人，对词也很欣赏，高兴起来还填它几首。更有意思的是，不少掌握政权的大官们，例如司马光、范仲淹等人，平时道貌岸然，举止一丝不苟，严肃得叫人害怕。可是他们却都写有艳词，使人甚至不敢相信出自他们这种人的手笔。北宋的一些皇帝和达官贵人，在公开场合瞧不起，或者故意贬低词和著名的词人（见本书第63页柳永的事迹）。可是，在饮酒作乐的场合，却又少不了要唱词助兴，并且经常自己动笔写作。北宋后期的大文学家苏轼，对词风的改变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写的词大大地扩展了词的境界，使之从狭隘的歌儿舞女、风花雪月的圈子中跳出来，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创了所谓的“豪放词派”。相对而言，主要按着原来的词风写词的词人们，被称做“婉约词派”。到了南宋时，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把豪放词派的词推到了一个高峰，受他影响的词人很多，使豪放词成了南宋时的主流。在涉及当时的政治生活时，宋词和唐诗有较大的差别。唐诗论事经常比较明显，甚至指斥责官、批评皇帝。例如唐诗人杜甫在名作《丽人行》中，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诗句，指斥当朝的宰相杨国忠。宋词则不然，凡涉及当权人物时，常写得婉转隐晦，有时连事物本身也写得含混迷离，使不知底细的人看不懂它的含义，这样，就增加了读某些宋词的困难。词虽然以宋代最为著名，但它是在唐词和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完美起来的。因此在本书中，结合历史情况、写作背景和趣闻轶事等，先叙述一些五代词，再讲述宋词。使读者在欣赏这些佳作的同时，能加深理解，得到更多的知识，并增加阅读时的兴味。本书是在大量已出版的有关词的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些著作如《全宋词》，历代的诗话和词话，以及近代出版的各种词选等等。其中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纪事》一书，使我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大的便利。此外，还参考了一些有关宋、元历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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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是华美的，以致历经久远，仍被我们反复玩味，这也是诗词的重要价值之一。而造成这种美的因素很多，其中诗人的真诚占了重要份额。他们浓缩了深邃的体悟，用一生的执著写就了这美的诗章，诗人的生命之花绽放其中，可谓至诚。唯其如此，才流传千载而不昧，时时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能够分享他们的智慧与经验，体味着“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而这种浸润心灵的阅读，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应该也算得上是一种修炼和享受吧。本丛书分别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李煜、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共十位唐宋诗词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其优秀者以成十部专辑。另外广泛撷取唐宋诗词名家精华之篇汇成两本合辑，一为《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一为《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一并呈献给读者。十位大家在唐宋两代诗词领域中，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代表性，再加上两本合辑尽搜名家名作，故本丛书足具唐宋诗词之大致面貌，观止矣。

胡适选注的《词选》，自1927年出版以后，一直风行海内，不断重印。该书选词推崇明白晓畅，所选多清新自然、贴近白话的词，特色鲜明，影响广泛。《词选》不是一部理论著作，只是一部词作的选本。选本虽然重在提供作品的读本，但它在历史上就是体现选家学术观点的一种重要著述形式，何况有些选本中还掺杂了注，还有序或跋，更能直接表达编选者的有关思想。不论作为普及读物，还是词学史文献，都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刘石先生的导读，从此书的编选背景、选编情况、胡适的词学观及此书的影响诸方面都作了深入探讨，对当代读者的阅读使用大有裨益。此书选用编校质量较高的1930年版为底本，并作了适当校订，版本更趋完善。

这里为喜欢读词的朋友选刊了几种在古代比较有影响，今天又比较稀见的词选读本。其中有，明万历间刊刻的汤显祖评本《花间集》，明洪武本《草堂诗馀》、嘉靖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馀》，这两个本子虽皆为《草堂诗馀》，一是翻刻宋代何士信原书之本，一是据何士信原书改编之本。再有为杨慎之《词林万选》，清人查士标、厉鹗据宋人周密《绝妙好词》所作《绝妙好词笺》，清人张惠言之《词选》（附《续词选》）、先著之《词洁》。另外，又将明人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一种附入。以上词选读本既大体反映了唐宋以来词之流传情况，也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词之价值观念。例如明代万历问无瑕道人为汤显祖评《花间集》所作跋曰：“余自幼读经，读史，至仁人、孝子有被谗谤者，为之扼腕，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乃戊申梁谿肆毒，爰及于余。余于是废举业，忘寝食，不复欲居人间世矣。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暮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馀》、《花间集》也。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粵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靡不以此二书相校雠。始知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而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宁独在风雅乎！”可见，明人于词强调的是性情的宣泄、愉悦，个人的娱乐作用，尚未与诗文，即“文章”之言志载道等同。而清人张惠言之《词选》，先著之《词洁》则是将词与社稷之忧、身世之感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社会教化作用，并渐尊词体，并列于“文章”，即诗文之雅正。然而这些词选读本无论是明人对词的“花草情结”，还是清人的风雅之旨，却都是视词以“要眇宜修”之体，“清切婉丽”为宗，挈领声情并美之要。且又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容，读之非如今之端坐面对官方之教材，学院之讲义’则开卷轻松而有益焉。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公元1368年建国，到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前后共历277年，再加上南明弘光、唐王隆武、永历绍武，也不过290余年。史家一般将明王朝大致地分为四个阶段，本书对明朝的辞赋创作风格等作了圆满的研究归类整理。供历史文学爱好者阅读参考。明初辞赋作家如刘基、宋濂、朱右、贝琼等大都是由元人明的，他们的作品相当一部分作自元末，他们继承着元人的传统，多以《骚》或汉赋为宗。他们经历了旧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也看到了新王朝的崛起。他们的作品或揭露诅咒旧的王朝，或为旧王朝唱挽歌，或为新王朝的诞生而鼓舞歌唱，因而作品大都内容充实，气格高古，文词简朴质实。辞赋复古之风至明朝中期仍在继续，明人将复古范围大大放宽至魏晋甚至南北朝。从永乐开始，都邑、地理、山水、游览等大赋就联翩而出，都邑赋如金幼孜、杨荣、胡启先等的《皇都大一统赋》，陈敬、李时勉、黄佐、余光等人的《北京赋》。水山地理则有胡俨的《匡庐赋》，何乔新、丘浚的《石钟山赋》，王世贞的《玄岳太和赋》，黄表卿的《九嶷山赋》，刘彦昺的《荆门赋》，陆深的《后滟滪赋》，王守仁的《九华山赋》等。此类赋作，体式和写法多承汉代大赋，铺张扬厉，洋洋洒洒，辞藻华赡，气势恢宏。其中尤多长篇巨制，丘浚的《南溟奇甸赋》、黄佐的《粤会赋》、谢肇涮的《东方三大赋》、俞安期的《黄河赋》等都达数千言。此外，还有湛若水的《交南赋》、董越的《朝鲜赋》更开辞赋叙写域外风光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