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配合，一百余幅精美古版画，再现词章意境，还原经典。选字注音，将生僻字读者一一标注，保证读者顺畅阅读。评点赏析，阐释注要理论观点，引申拓展原文内涵，再现新颖独到见解。《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融入了他称之为“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西方哲学、美学理论，以清健之笔评唐宋以来诸词家、词作的大家之作。《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以“隔”与“不隔”来分别词的高下，独出心裁，发前人所未发，奠定了他在古典文艺美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他借“古雅”的词话，论述“造境”与“写镜”、“有我”与“无我”、“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书中评论每每有传世警句，而所引诗词差不多囊括了唐宋名词的精华，因此，《人间词话》也可说是一个绝妙的唐宋词选本。《人间词话》版本极多，各版本所录略有出入，条目顺序也不相同。本书参考诸家版本，如中华书局版徐调孚校注的《校注人间词话》、上海古籍版《人间词话》（黄霖导读）、江苏古籍版陈鸿祥的《（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文字基本以徐调孚版为准，取长补短，力争文字有理有据，完整无误。

回首，千古岁月里，缓缓流淌着或许婉转浪漫、或许深邃悠远的古典情韵，寻一处清静所在，一杯清茶，一盏灯，走近，再走近……本书通过对东坡词的讲解分析，感悟智慧人生。本书适合文学爱好者和东坡词爱好者阅读。

《迦陵论诗丛稿》从诗歌触引人生感发的本质出发，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作品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和重要作家如陶渊明、谢灵运、柳宗元、李商隐作了“传记的”、“史观的”、“现代的”深入探讨。其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纵观古今、融贯中西的论诗方法及从主观到客观、从感性到知性、从欣赏到理论、从为己到为人的研读态度都可作为读者之借镜。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代代相传，继承发展，影响着世界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光芒万丈的瑰宝。从孔子编《诗经》、著《春秋》；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汉朝的赋、乐府诗；六朝的骈文；唐朝的诗歌；宋朝的词；元朝的曲；到明、清两朝的小说、戏曲；直到民国的白话文学的出现，可谓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数量巨大，质量极高。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它们是时代精神的凝聚与升华，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长久地为人民所赏爱，如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美不胜收。　作为文化集萃的载体，诗文词曲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精神产品。朝廷开科取士，必以诗文作为考核的标准。中国历来推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民间更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名言激励着读书人发奋苦学。读书人追求的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历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文化也就在时代土壤的影响与孕育下，精蕴积累，延衍繁荣。　中国诗文词曲的题材极为广泛，有政治讽喻、历史题材、田园风光、旅游山水、边塞风情、闺阁怨情、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缠绵恋情、愤懑抒发，以及历代的繁荣与衰落、太平盛世与黑暗统治、贪官污吏的腐败与芸芸众生的疾苦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总之，世情百态无不在绚烂多姿的诗文词曲中体现出来。　泛舟浩瀚的书海，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今人更多的是因无暇领略其美妙风光而望洋兴叹的怅惘。纵使穷其毕生光阴也很难完成这趟。文化苦旅”。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使读友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能尽览中国诗词千古绝唱、领略中国文化千年辉煌，我们精心编撰了这本《中华诗词名句鉴赏辞典》。这本提要式的工具书以。快餐”方式奉上精神食粮，不失为登上文学殿堂的“捷径”。　《中华诗词名句鉴赏辞典》荟萃了流传久远、脍炙人口、有欣赏和实用价值的诗词名言佳句二千多条。编选的典籍从孔子整理的《诗经》到民国鲁迅的著作，历二千多年。所选诗词名句均注明朝代、作者、出处，并录出原文，以便读者对照、窥其全貌。每句诗词加以准确的注释，使之适宜阅读，便于查考、运用。重点对诗词名句的艺术性进行简要的评论赏析，旨在切中要点，抉示精微。　《中华诗词名句鉴赏辞典》对广大读友在学习、欣赏、运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时，必定不无裨益，值得终生典藏。

李煜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人。他一生傳奇，經歷了從江南小皇帝到汴梁階下囚的巨大變化；因此，他早期的作品，明艷活躍，後期的作品，哀傷淒切，而用詞都平易淺白，直抒胸懷，為詞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除了詞作上的成就，李煜對書法、繪畫、音樂、歌舞也十分精通，頗有佳績。本書收錄了李煜詞作四十一首，分南唐時期、北宋時期、存疑之作三個部分進行編排，並逐一作出題解、譯注及賞析，幫助讀者透過作品，瞭解作者的生活、思想與創作的發展過程。前言全面而系統地評介作者的生平及其作品，題為“情真．情切．情深”，點出了李煜其人其詞的特色。

《神话与诗》是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文学论文集。全书收录了作者18篇论文，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神话为中心，对古代文化的考察；二是以《楚辞》为中心，对先秦诗歌的考察。作者认为神话是一切文化尤其是文学的源头，研究神话同研究诗一样，都是要清理自上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这些文章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细致的解剖分析，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对此后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文化产物，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韵，上与唐诗争奇，下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均代表一代文学之胜；同样，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古典文学阆苑里芬芳绚丽的奇葩。 本书依照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三种选本，精选了唐诗、宋词、元曲各近三百首。内容上，既安排了对字、词、句的注释，又有对整篇作品的风格、手法及意境进行评介的“赏析”。每一位作者首次出现时，均在其第一篇作品的“赏析”部分进行“生平简介”。鉴于中国古代文化除了文学以外，还有丰富多彩、成就斐然的绘画艺术与诗、词、曲相映生辉，我们特意选取了最能表达这些文学作品主题、意境的历代绘画名作，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领略祖国伟大的文化艺术遗产的博大精深。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是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而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高峰。明初朱右就曾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选编为《八先生文集》，但这一选本早已不传。明代中叶，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由此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说。唐宋散文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承先启后、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在它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为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自觉，一方面使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使文学自身的价值得到凸现和认同，文学成为个人抒情写意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了过于重视文辞、追逐新丽的华美文风。这种华丽空疏的骈体文风一直是唐初近百年文风的主流。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力矫文坛之弊，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文以明道”；强调“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文气，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气盛才会言宣。从这一理论出发，韩愈的散文创作实践，无论是说理议论还是记事状物，抑或抒情言志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形象和磅礴雄伟、自由奔放的气势；柳宗元把寓言发展成为独立、完整、形象的文学样式，其山水游记对自然的幽深洞察、精微刻画更是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 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散文革新终于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文取代骈体而占据文坛，韩愈也因此而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呻吟语》是明朝晚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吕坤所著的探讨人生哲理的一部著作。作者针对明朝后期由盛转衰出现的各种社会弊病，提出了兴利除弊、励精图治的种种主张，并阐述了自己对修身养性、人情世故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对当今世人颇有借鉴意义。作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包容吸纳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加上他本人多年的宦海沉浮以及对人世间冷暖沧桑的独特感受，从而对人生、国家以及天地宇宙的各种现象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特别是修身养性方面，更有其独特而精辟的论述。吕坤认为，道德修养高深的人，就能够获得荣誉。他说荣辱与道德修养是密切相连的，假如道德颓废，那么耻辱也会随之而来。他提倡君子应该树立自己的品德信誉，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思维。他认为，人的性命来源于父母，生存于天地，不管资质如何，命运如何，都应当依从礼义，顺其自然，不可逆行。随着岁月的增长、见识的增多，人的思想会从躁动向成熟稳重过渡，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会因思想认识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吕坤认为，人心都是向善的，只有善举才会受人敬重。因此，正人君子惟有重视心灵的修炼，而不应在乎外表的装饰。要想达到道德与理想的崇高境界，必须从小事做起，无论大小事情都应尽心尽力认真努力去完成。吕坤认为，为臣需忧国忧民，为子要孝敬父母，为妇应顺从丈夫，为友当以诚相待。君子治家如治国，有纲有纪，有宽有严。在治学方法上，吕坤主张“学贵有择”，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人的天资各有不同，而学海无涯，要探究其深厚的真谛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对学习的内容必须有所选择，“工一家者”，必有“独诣之语”。吕坤还强调，治学贵在“渐”，反对“顿悟”。求学之道，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因为过失、错误往往是浮躁所引起的。吕坤还提出，学者必须保持平静的心境，同时，还要用心去体认，通过自己的反思、体验来认清事理。他提倡学者既要有坚实的知识功底，又要有宽阔的胸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抛开荣辱观念，不耻下问，刻苦钻研，决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吕坤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家庭、社会，都有不可置疑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对警人醒世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作为封建文人的吕坤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只需取其精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行了。 《呻吟语》全书包括《性命篇》、《存心篇》、《伦理篇》、《问学篇》、《应务篇》、《养生篇》、《天地篇》、《世运篇》、《圣贤篇》、《治道篇》、《人情篇》、《广喻篇》等篇章。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相传孔子曾做过删改整理工作，因而至汉朝儒学独尊时，被尊称为《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三百零五首。其最后编定成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诗”最初都是乐歌，故按乐调《诗经》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风土之音，即各地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鄢、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这些诗大部分是民间乐歌，抒写民众的喜怒哀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大部分是西周的作品，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其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多为歌颂始祖和先王的业绩以及宴享活动等；小雅共七十四篇，多作于西周晚期，其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及地位卑微者，多怨刺之作。颂，即宗庙祭祀时演唱的祭歌，分为周、鲁、商颂，共四十篇。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婚爱、战争、燕飨等永恒主题。《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相思的。《静女》、《子衿》、《出其东门》、《蒹葭》等篇对男女主人公的相思、执著的爱恋情感表现得细腻真挚，缠绵感人；《柏舟》、《南山》等篇则反映主人公在外力干预下婚恋不自由的极端痛苦和强烈渴望；而《氓》、《谷风》、《绿衣》等作品则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里，女子婚后失宠乃至遭休弃的婚姻不幸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