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李贺诗名鹊起，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北宋初传的《李贺集》为四卷，诗为219首，卷数与自编卷数相同，但篇目、篇数、编次略有不同。后又有五卷本，在四卷本的基础上加《外集》一卷，收诗22首，与四卷本合计，共241首。五卷本今有汲古阁校刻的北宋鲍钦止本、董氏诵芬室及蒋氏密韵楼两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集名为《李贺歌诗编》。又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南宋本，名为《李长吉文集》。又有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贺歌诗编》。贺诗最早的注本为南宋吴正子的笺注本。以后，不同的注本相继问世，相比较而言，以清人王琦注本较为完备。王琦视野开阔，其《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俭、姚文燮、钱饮光、吴炎牧等诸家的评注。王琦本最大的优点有三：一是汇集了前人精彩的点评和注释，为后人深入研究贺诗免除了多方求索之苦；二是注释精审，在字句发生歧义时，以求实的态度并存多解，当一些字词无法作出准确的诠释时，或以不确定的态度提出看法，或直言未详；三是注意把佚诗收入集中。其中，虽有不确定者，但不轻易剔除，采取存疑的态度。近年来，王琦本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自《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王琦、姚文燮、方扶南三家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出版以后，王琦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贺诗的新注本多有出现，其中，最有份量的当推叶葱奇的疏注本《李贺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叶本有六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广泛吸收了先贤的成果，以王琦本为疏注的主要依据；二是引征古籍时一一标举书名，其中，书名相同者标出著者；三是凡遇诸本异同字时均用小字附注于下，并加以说明；四是除释字词外，对深奥纡曲的句子也加以阐释；五是充分考虑今人的接受能力，用白话文作新注；六是采用撮要疏解的方法帮助读者理解诗意。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本书为《杜甫集》，共选诗209首，是一本杜甫诗歌普及读物。按照杜甫生活和创作的轨迹分为四个时期，诗歌编序大体按照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在解评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杜诗学界前人及今人的大量研究成果。为方便读者使用本书，末附”杜甫年谱简编“、”“杜甫著作重要版本”、“杜甫研究主要著作”及“《杜甫集》名言警句”。

本书是国内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尚永亮教授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开设的“唐诗艺术论”的录音整理稿，共分唐诗特点概说、声律论、立意论、结构论、语言论、比兴论、剪裁论、情景论、言意论、技巧论、时空论、诗画论等十余讲，对唐诗创作艺术作了较系统地讲析。与时下泛论唐诗艺术的作品不同，该书重艺术赏析，更重创作脉络的探寻；重文本解读，更重理论概括。其目的是使学生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在对唐诗的审美欣赏中达到对唐诗艺术特点的深层把握。

先秦是中国诗歌的上游，是汉语诗学的源头，是华夏诗性文化的渊薮，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非常关注的一处学术奥府。这也是我非常看重先秦文学的原因。通俗点讲，先秦时段不仅储藏了取之不尽的炎黄文学种苗，而且孕育了用之不竭的华夏学术理念。在我多年积累的研究各笔记中，林林总总的思路有数百条。其是三个较大的题目一直在我的“学术方塘”中涵养。它们是《先秦在诗辨》、《先秦古诗微》和《先秦古诗原》。《先秦古诗辨》是一个史论结合的课题。《先秦古诗微》是一个文艺理论的选题。《先秦古诗原》是一个哲学美学的难题。这三个题目均属于可供研究生钻仰的重大设计，需要那种学养深厚的人，而且要有相对宽阔的视野和适宜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先秦古诗辨》是关于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古典诗歌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诗的隐性自觉与反自觉——《诗经》、乐府体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中国诗歌自觉之路、“国风”——中国诗歌南北分派之源、楚辞吟唱体式的特点、屈原诗歌体系的意义等内容。

从唐五代至宋词作者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其中唐五代八十一人，宋一千三百三十人），作品两万一千零八十八首（其中唐五代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宋一万九千九百首），可谓金山银海。 在瞬息万变的今天，多数人难潜心勇攀金山，畅游银海，探索鉴赏瑰宝。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进，编者们从唐宋词一千四百多名作者中，选拔具有时代影响的作者四十人；并选其在词史上起作用、有影响的作品一百首。 为了便于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每篇均按注释、意译、赏析三个部分运行。

《柳河东集（上下）》作者柳宗元（公元七七——八一九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晚年贬任柳州刺史，因又称柳柳州。他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政治上主张革新。他当过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等职，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主张革新的政治团体，参与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一些改革。柳宗元在文学上，发起散文革新运动。他倡导内容充实形式生动的文章，反对追求形式、内容空洞的文风。他自己所写的不少散文，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柳宗元逝世后，刘禹锡将他留下来的著作编成《柳河东集》共三十卷。宋代世彩堂刻木，河东先生集。则分为四十五卷、外集二卷。这个刻本的注释，在诠解典实与说明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方面，收集了较多材料，但疏漏、错误也不少。一九六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影印宋世彩堂本断句排印，影印本所加的外集补遗和附录部分也一仍其旧，并增加了《柳先生年谱》和《宝礼堂宋《柳河东集（上下）》录》两个部分。

《明清词谱史》的框架构想做一番交待。第一章乃集中考论明代词谱的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廓清词学界对明代词谱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论断。第二章则关注顺康词坛词谱大发展的情况，尤其注重阐发《词律》、《钦定词谱》使词谱独立成为专门之学的历史贡献。第三章乃叙述清代中后期词谱多向演变的各种情形。词的音乐体制的相关内容也进入到格律谱制作内容中，成为对格律谱的必要补充，最终至晚清以格律谱为主体的词体规范凝固为词学的基础知识。第四章则专门研究与词谱伴生的词韵，全面系统地清理明清词韵制作史，对词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若干误解做出回应，并初步论述词韵与词谱的互动关系。这样，构筑起明清词谱编纂租词韵制作演进历程的基本框架。附录一以提要的方式介绍现存明清词谱、词韵文献，对此类文献的形制、版本、馆藏情况逐一叙录。编排大致按照时间先后为序，多以目验为准，否则仅具书目著录情况，俾使读者对明清词谱、词韵文献的递嬗进程有个大致了解。附录二对明清时期词谱和词韵的编纂活动做了初步的编年。附录三则以表格的形式简要介绍了词谱、词韵编纂作者的相关情况。限于时间，还有若干内容暂时未能完成，如词谱编纂的模式、词谱与创作的关系、词谱的理论构建及其文献价值等，笔者将继续研究，争取尽快撰写出相关内容。

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花间集》古本，今传者有南宋三刻：其一为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校刻本，其二为淳熙末年鄂州刻本，其三为开禧刻本。它是历代治词学者的必读著作，相关的注析、评点层出不穷，其著者有明代汤显祖的《花间集》评点本、民国时期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华连圃的《花间集注》等。本书在前人注评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注释的细致准确和评析的优美精到，透过对于具体词作的阐析，揭示花间词人风姿各异的艺术个性，展现花间词的整体艺术风貌，为广大读者研读花间词作提供助益。

《吴梅村词笺注》对梅村词细加诠释，考其身世交友行迹，揭明典实，疏通词意，对阅读和理解梅村词颇有助益。吴伟业的词传世仅110首，却不乏佳作，唯因诗名所掩，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站在宏伟的大厦之下自知渺小，然数十年的嗜好，作者愈加斗胆而凑个热闹，于是习作填词四百余首，虽精心用意，但由于见识浅陋，方言重，无力攀缘高墙，只得班门弄斧了。为此说明如下：作者所用的词牌同内容没有关系，只是依调填字，把它作为文字、格体的定式；韵律则按现代普通话的四声，阴平、阳平为平韵，上声、去声为仄韵（古汉语中的入声未取），将所选的字均纳入平、仄两韵而加以斟用；词的内容大多是以历史为素材，以咏史为主轴，以表达语义为宗旨，为避免语义不明、不能表达史实，因此在填词中有时只能自行从宽，特别地名、人名、数字、《条约》以及引证等难以择字，平、仄或许顾不上，故而音调有时不能把握，恳望读者及诸位方家不吝斧正。“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时值“八一”建军八十一周年大庆，举国上下一派沸腾——《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声嘹亮，响彻大江南北……作者虽古稀，亦被这特浓的气氛所动情，则欣然献上最美好的祝愿：《咏史二部曲·和杰诗文选集》或许能为伟大的建军节增光添色，或许能为继承中华文化有所裨益！特抛砖引玉，期望古代的词能为当代祖国盛世描绘出更加绚丽的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