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套崭新的书系体现了编注者的三大构想：让中学生朋友们共享同龄人的精神资源，增加同学们的情感和思想积累，倡导一种语文观念，语文学习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学习者与社会的关系。本书系的编注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关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建设。读书重在自己的体悟和思索。把自己积累的知识连成一片，互相启发，这种被钱钟书先生提倡的“打通”的方法非常重要。本书作者李元洛先生学识渊博，古今中外随手拈来，又兼风趣幽默，能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字的精致奥妙，让我们真正地体验到语文学习的精髓，并能让我们轻松自如的应付相关知识的考试。 在作者李元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走上宋词（唐诗）之旅，留连于亭台之上，徜徉于山水之间，听金戈铁马，看江山如画，你会发现宋词（唐诗），远不止你想象的那样。

词从民间曲子词发展到文人词，是唐代的事。花间词的作者绝大多数在西蜀为官或为蜀地人。而在社会动荡、战乱不已的晚唐五代，西蜀相对比较安定，在这样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里，统治者沉溺声色，荒淫无度，世风日下。《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搜录〔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的作品，共500首，分10卷。18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15位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西蜀。或生于蜀中，或宦旅蜀中。这批西蜀词人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间词派。 本书分十卷，每卷辑录了五十首左右，语言通俗简练，说解深入浅出，是一本极具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工具书，也是一本构思悠长、雅俗共赏的文学读本。

《中华宋词鉴赏辞典》是一部面向广大中学生的宋词阅读鉴赏类工具书，同时也供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宋词时使用。共收录两宋126位词人的309首作品。全书按作者作品的年代先后排列，以每首词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分6个部分：原词、注释、鉴赏、相关链接、阅读拓展、名句，书后附首句首字汉语拼音索引、名句首字汉语拼音索引，共计64万字。

《陶渊明集全译》以李公焕笺注本，四部丛刊所收，宋刊巾箱本为底本，并主要参考逯本，次及他本。陶集流传至今，文字差异很大，南宋《蔡宽夫诗话》曰：“《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对于异文，《陶渊明集全译》择善而从，较一般者就不出校记，争议较多，难定是非的，则加以说明。原阳休之十卷本中，有《五孝传》和《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一般认为是伪托，故予删去。陶渊明诗文最早由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为八卷。北齐阳休之重编为十卷，据其叙录称当时流行三本：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编比颠乱；一本为萧统本。阳休之参合三本，定为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徵士陶潜集》九卷，又有集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陶潜集》二十卷，又集五卷。至北宋宋庠，称当时所行本，一为萧统八卷本，以文列诗前，一为阳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数十本，莫衷一是。又称晚得江左旧本，次第最合理。其后萧统、阳休之等各本均佚，传世诸本则皆源于宋庠的“江左旧本”。今存《陶渊明集》有十多种，较具校勘价值的有：（一）曾集刻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刻，有清光绪影刻本）。（二）焦竑藏八卷本（焦氏明翻宋本）。（三）汲古阁影宋“苏写本”（光绪会稽章氏刊）。（四）东坡先生和陶诗本（黄艺锡刻）等。为陶集作注，最早有南宋汤汉注陶诗四卷。汤汉因《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以庾词”，故加笺释，其余各篇注皆从简。其后为陶集作注者极多。重要的有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为集注性质，详录宋人评语。清嘉道时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十卷，集录各家注释，加以校勘，并附辑评及年谱考异。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初版为《陶靖节诗笺》）详注词语出处，有助加深理解。今人王瑶注《陶渊明集》依编年排列，注释简明。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用力于校勘，列举异文。其余近出注本甚多不繁举。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辞，有“倡”“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楚辞”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第二，楚辞充分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楚辞所提出的，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而且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诗经》的创作，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包括的时期共约五百多年，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相传周王室有专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诗经》中不少作品的辑集与这种制度有关。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全书系孔子所删定。《诗经》经秦火后，至汉复传；传诗者共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亨所传的叫《毛诗》。四家解诗，多有不同。自东汉郑玄因《毛传》（原名《故训传》）作笺后，学《毛诗》的渐多，以后其他三家逐渐衰废，而且先后亡佚了。现在的《诗经》就是毛亨所传的。长期以来，《诗经》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诗经》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两千五百年前文学语言的真实面貌，具有丰富的词汇，尤其在研究上古音韵方面，它是极为重要的资料。《诗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感情。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不仅在十五国风中大量地反映出来，就是《雅》《颂》部分，也由于文学形象，每每大于作家的思想，尽管作者是以他的阶级意识去表达他的主观意图，但内容上还是要反映出客观现实来的。

《山月不知心里事（漫漫古典情）》轻轻巧巧地挠你的心房，带你走进一场真实的穿越。宋朝，像那座烟水迷离的金陵旧城，美丽与哀愁并生着。多少帝王的玉砌雕栏在那段历史的风雨中灰飞烟灭，如光束中飞舞的无数尘埃，无处存留，只是静寂。而那些笙鹤瑶天般的浅酌低吟，那暮霭沉沉的烟波中的一叶扁舟，那一双为你拭去清泪的红酥手，那夜静人空的庭院深处吐出的深深叹息，是一封封未被投递的旧信，渗透着彼时的潋滟春阳，穿越时空留下了温柔黯淡的只言片语。它们被时光打磨得更加鲜亮，让我们在旧时的晓风残月中，在那些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夜晚，在泪迹斑斑的青衫上，在执手相看的眼眸中，找到了永恒。宋朝那风雨中颠簸的历史，写在了宋代词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各异的心绪感受中。这些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动的韵律，带我们阅读那场情牵梦绕的旧年叙事。安慰我们心灵和眼睛的是吟魂离魄的款款深情，是节令风物兴发的人生感怀，是颠沛现实中的自我消解，是幽寂疏离的故国之思，是王朝兴替的忧患情怀，是放情寰宇的自然性灵……“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那些旧事，是历史，是词史，更是心史。

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而官学、私学的发达，闽学的创立与传播，科举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资源的丰富和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书业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阳随即与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这种兴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明末。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以其刻书数量多，营销范围广，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宋祝穆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气叶梦得言福建本几遍天下气朱熹也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气宋元之际熊禾亦谓书籍高丽日本通。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宋元福建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的精华部分如：泉州州学刻《禹贡论》，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魏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祝穆刻《方舆胜览》等，千百年来一直嘉惠士林。由于宋元闽刻古书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为后人校勘、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刊刻时代早、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清初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对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一诗颔联作山中一半雨，树杪万重泉赞赏有加。该书卷四还对元代建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的版本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暇日校用晦诗，元刻增广者，较宋版多诗几大半。此又宋本指宋蜀刻本《丁卯集》之不如元本矣。民国时期张元济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中《史记》、《三国志》两史底本均为宋时闽刻，盖取其刊刻时间早，较为接近古书原貌，版本价值高，合乎书贵古本的要求。宋元闽刻精品的特色还体现在版式求新求变，字体美观，纸墨俱佳，易于唤起士人的阅读欲、藏家的收藏欲上。如南宋闽刻《陶靖节诗》，清代藏书家周春几经周折，终于收得该书之后，将它与宋刻《礼书》并藏一斋，名曰礼陶斋。既而失《礼书》，改斋名曰宝陶斋。后又不得已售出《陶靖节诗》，复改斋名曰梦陶斋。从斋名的更换中可知他对是书的钟爱。周氏跋《陶靖节诗》略谓：是书乃世间所希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传日久，纸墨敝渝，偶从友人处得之，不胜狂喜。此本大字端楷，作欧阳率更体，颇便老眼，且校雠亦鲜形夭庾钓之讹，装后覆阅数过，诚可宝爱。此书后来递经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周叔弢等藏书家收藏，一时传为书林佳话。总之，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和历史遗产。有鉴于此，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协商一致，通力合作，选择宋元闽刻中的精华部分，分若干辑予以影印出版，使之化身千百，以飨广大读者、研究者和收藏者。

岁次戊子，许逸民先生以其《徐陵集校笺》示余，且嘱为序。余治古典文学有年，于六朝衣冠、之风流倜傥，梁陈文坛之绮密瑰艳，未尝不心向往之。然于孝穆未敢多加评鹭，以其缉裁巧密，不易索解故也。今读许氏校笺，语必溯源，事必数典，凡疑难处必有一校，困惑处必有一笺，余多年之疑问遂涣然冰释矣。今观孝穆之诗文，非淹通博雅之士莫能为也。以其器局之深远，才学之宏博，固可享盛名于当朝，岂止辞藻斐然、声韵调畅而已。盖文学者，五音繁会，五色杂陈，本不应拘于一格。自然固佳，绮丽亦无妨。冲淡固善，纤秾亦未尝不可。文各有其所用，人各有其所好，未可以一绳墨衡之。若就文学演进而言，倘无南朝之声色，以修饰汉魏之风骨，何来唐代近体诗之大观耶？徐庾并称，由来已久。然世运有兴废，文名有显晦，至于今日，庾信声名大着，而徐陵半被埋没。逸民先生有感于此，乃发愿校笺徐集，焚膏继晷，孜孜不倦，终成此巨制。细览之，感佩良多，推敲再三，愈觉可贵。后之治南朝文学者，倘不复冷落孝穆，则亦不辜负逸民先生之苦心矣。

新颖别致的审美眼光和连类而及的评析方法不仅使宋词名作的意蕴得到新的阐释，也使传统的诗歌鉴赏理论得到了新的理解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