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诗各体都有一些好诗，纪昀全面研究了苏诗各体。自《诗经》之后，只有曹操、陶潜写过一些好的四言诗，纪昀虽然认为“四言诗可以不作”评《息壤诗》》，但仍以语自脱洒评《颜乐亭诗》。由于苏轼晚年几乎尽和陶诗，因此作了不少四言诗，称其“居然是陶，猝不易别”（评《和陶时运》），“颇有陶意”评《和陶停云》》。其评《和陶答庞参军六首》云：“六章虽作四言，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当由蓝本在前之故。”樊潜庵评苏轼四言和陶诗云：“昔人谓四言诗，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愚谓公和陶诗，直可并驾。”又云：“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观公四诗指《和陶时运》，冲淡隽蕴，大有风人遣意。温汝纶《和陶合笺》卷一、卷四引。苏轼作六言诗甚少，纪昀似乎也认为不必作，其评《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云：六言最难工，即工，亦非正体。”但他却称苏轼的《西太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云：二公口难得如此流利。

清初诗人继江左三大家之后，有“南施北宋”著称一时。其中“北宋”就是山东莱阳人宋琬。他顺治四年考取进士后历任户部主事、吏部郎中和陇西、浙江、四川等地方官。期间曾两次被诬入狱，后流寓吴、越间，人生经历坎坷。在官时同情民间疾苦，颇有政绩。他的诗与施闰章齐名，深受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好评，被称为“天才隽秀，逸思雕华，风力既遒，丹彩弥润”。他的文章师法司马迁和韩愈，以法度严整、劲挺简练见长。他的词或雄浑壮阔，或清新古雅。宋琬集向无完本，此次整理，以乾隆丙戌（1766）本为底本，校以各初刻本及己卯本、丙寅本，分诗（1至7卷）、文（8至15卷）、词（16至17卷）、杂剧（18卷）四部分，堪称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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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力求使读者对我们民族的文学思想传统有个初步印象，认识到那里面有许多生动活泼、含蓄隽永的言论，可以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同时作者希望通过对古代诗学的研究，能够使读者感受到本土文论的无穷兴味，体味到古代很多文论著述有助于我们对一切文学的欣赏，有益于心理的纯净和精神升华。

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源远流长，语言优美广受大众喜爱，孩子从小诵读一些唐诗，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质、陶冶情操。针对幼儿的阅读习惯，这本最新版的《唐诗300首》从浩瀚的唐诗中精选出300首，配以精美的图片和生动易懂的注解，方便孩子朗诵和理解。本书将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要求背诵的49首唐诗也编入其中，为孩子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典诗词解读、鉴赏类的图书，主要针对青少年和古典诗词爱好者。该书在诗歌的解读上，并不注重逐字逐句的解释，而是在介绍完作者、作品的基本情况后，用散文化的笔法描绘出诗歌的内容，避免了因直译而引发的阅读上的枯燥感。同时还注意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地增加阅读的趣味性。该书作为古典诗词宝库的一扇窗户，古典诗词海洋的一叶扁舟，它将带领您走入古典诗词美丽清新的世界。

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一百句系列”小书，选取古今中外经典中最精彩的隽语“一百句”，由著名学者、教授进行精妙解读，随处显露出现代人的智慧。 本书由文学博士邵毅平独辟蹊径，从《诗经》、《楚辞》中选取最具警策意义、最接近今日生活的“百句”，加以引申，用现代的眼光和流行的表达重新读解诗、骚，浪漫情怀一览无余。化专深的学问为通俗的语言，便于普通读者了解、掌握和领悟经典所包含的社会哲学意义，感悟现实人生。给繁忙而有为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华的选本，同时也为读者深入思考人生指引一条门径。

词之初趋，托体至卑，云谣花间，大率儇士倡优戏弄之为，常州词人以飞卿《菩萨蛮》比董生《士不遇赋》，或且以上儗屈子，皆过情之誉；后主、正中伊郁惝怳，始孕词心；两宋坡、稼以还，于湖、芦川、碧山、须溪之作，沉哀激楚，乃与《匪风》《下泉》不相远，盖身世际遇为之也！夫有身世，乃有性情；有性情则境界自别；世士不能修洁其志行，而欲以絺绣击帨之工，仰规古人，宜其去古人远矣！予友邵子潭秋以善诗有声海内，出其绪余，洽唐宋词，廓然能见其大，顷撰《词心笺评》，自重庆邮其序说示予，陈义且高于皋文、静安所云；夫论文字而指归心性，此释氏所谓第一义也。学者于兹编沉潜反复，以与古人精魂相来往，词虽小品，诣其极至，亦安心立命之学；盖自倡优而才士，而学人，三百年来，殆骎骎方驾《诗》《騒》已！彼以闺瞻初体卑词者，读邵子书，其亦知所反哉！三十七年十一月，夏承焘序于西湖罗苑。

《唐诗三百首》，是清人孙洙和他的继室徐兰英合编的二个唐诗选本。孙洙，字临西，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他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在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及第，后相继担任过大城、卢龙、邹平等县的知县和江宁府教授。孙洙诗学杜甫，著有《蘅塘漫稿》。《唐诗三百首》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所定书名及所收诗篇数量（选唐代七十七位诗人三百一十首诗），似有意仿《诗三百》，也可能是受了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云云的启发。该书面世后，为之作注、增评者甚多，著名的有上元女学者陈婉俊（有道光餐花阁刻本《唐诗三百首补注》）。陈氏之外，章燮的《唐诗三百诗注疏》，在道光、咸丰、光绪年间也有多种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印社重刻此书，特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原书未收之另外三首增入，以得组诗之全。这样，按诗篇数量来分，《唐诗三百首》的版本，便有三百一十首与三百一十三首的区别。至于于庆元编的《唐诗三百首续选》（有道光十五年即l 835年希文堂刻本和十七年粤东集益堂校刻本），在孙、徐选本基础上补录五十三家诗三百二十首，与原选本出入太大，是不能纳入《唐诗三百首》版本系列的。从孙洙《序》文可知，他编《唐诗三百首》的目的有二：一是用它取代《干家诗》，编出一种好的“家塾课本”；一是为成人、特别是诗歌写作者提供一种鉴赏唐诗、学习唐诗创作艺术经验的读本。可以说，《唐诗三百首》的种种特点，包括所选诗篇的内容、数量、体裁、风格取向以及编排体例，都是由其编写目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