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这样。英国的培根有一句名言：“读诗使人灵秀。”诗人创作出诗，诗也哺育出诗人，传播着灵气。“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没有一个诗人不是首先读诗的。郭沫若先生甚至说过，他的创作常常是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获得灵感的。一代大诗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芸芸众生。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并且有众多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有着与西方文学与众不同的意境。本书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分诗、词、散文作品三部分选译了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计约百篇，包括有饮湖上初晴后雨、东栏梨花、题西林壁、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鹤叹、纵笔、后赤壁赋、满江红等等。《东坡之诗——苏轼诗词文选集》（汉英对照）分诗、词、散文作品三部分选译了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计约百篇，进行分类、归纳与注解。选篇合理，译文优美流畅，注释精当。既可以让中国读者学习中国古诗词的英译，也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古文化中古诗词与古代散文的意蕴。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在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古典诗词无疑是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浩如烟海的诗词名篇代代传诵，优化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修养，给人以真的启迪，给人以善的引导，给人以美的享受。特别是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名篇中，都有着为数众多的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砥廉哲理启示的诗词。它们以诗词的艺术形式，通过抨击贪墨的无耻与愚蠢、弘扬清廉的价值与精神，阐发了深刻的砥廉哲理智慧，不仅在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灿烂光彩，而且为我国廉政文化的思想宝库增添了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今天弘扬清廉文化、加强建设廉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可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历代古典诗词的文学艺术因素给予了很高关注，却对于其中蕴涵着的深刻而丰富的砥廉哲理智慧关注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从远古到当代浩如烟海的诗词名篇中，精选出三百首充满砥廉哲理智慧的作品，予以注释、讲解，并着重进行砥廉哲理的分析。本书的出版，相信能在提高文学修养的同时，使读者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起到净化心灵、纯化风气的作用。更对于我们的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做一个清廉从政的人民公仆提供有益的帮助。

北宋词人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学者称淮海先生，受知于苏轼，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词作温柔清丽，长于婉约。现存词七十余首，宋明清版本多达十余种。《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继承前人叶恭绰、唐圭璋、龙榆生的研究成果，考订众本，分长短句、补遗、存疑三部分载录词作，详为校记、笺注，又附汇评，务全务备，书后附录并有淮海词版本源流考，秦观年谱及各种版本序跋，很有研究参考价值。

词从民间曲子词发展到文人词，是唐代的事。花间词的作者绝大多数在西蜀为官或为蜀地人。而在社会动荡、战乱不已的晚唐五代，西蜀相对比较安定，在这样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里，统治者沉溺声色，荒淫无度，世风日下。《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搜录〔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的作品，共500首，分10卷。18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15位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西蜀。或生于蜀中，或宦旅蜀中。这批西蜀词人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间词派。 本书分十卷，每卷辑录了五十首左右，语言通俗简练，说解深入浅出，是一本极具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工具书，也是一本构思悠长、雅俗共赏的文学读本。

《程抱一的唐诗翻译和唐诗研究》以文本为基础，以实例为依据，充分揭示了程抱一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中国诗歌的内部规律，作了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书中紧紧抓住了程抱一的“三元论”思想及“独特性”和“创造性”这条线索来观照和具体论述程抱一先生将西方结构主义方法和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的创造性学术活动和所取得的不凡成果，全新阐释了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研究方法。

《汉风流韵》讲述了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出身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秦时因释放刑徒而亡匿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在沛县聚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前206年十月进抵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灭亡。他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项羽封他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不久，率军东出，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打败了项羽。即帝位，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葬长陵。

《陶渊明集全译》以李公焕笺注本，四部丛刊所收，宋刊巾箱本为底本，并主要参考逯本，次及他本。陶集流传至今，文字差异很大，南宋《蔡宽夫诗话》曰：“《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对于异文，《陶渊明集全译》择善而从，较一般者就不出校记，争议较多，难定是非的，则加以说明。原阳休之十卷本中，有《五孝传》和《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一般认为是伪托，故予删去。陶渊明诗文最早由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为八卷。北齐阳休之重编为十卷，据其叙录称当时流行三本：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编比颠乱；一本为萧统本。阳休之参合三本，定为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徵士陶潜集》九卷，又有集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陶潜集》二十卷，又集五卷。至北宋宋庠，称当时所行本，一为萧统八卷本，以文列诗前，一为阳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数十本，莫衷一是。又称晚得江左旧本，次第最合理。其后萧统、阳休之等各本均佚，传世诸本则皆源于宋庠的“江左旧本”。今存《陶渊明集》有十多种，较具校勘价值的有：（一）曾集刻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刻，有清光绪影刻本）。（二）焦竑藏八卷本（焦氏明翻宋本）。（三）汲古阁影宋“苏写本”（光绪会稽章氏刊）。（四）东坡先生和陶诗本（黄艺锡刻）等。为陶集作注，最早有南宋汤汉注陶诗四卷。汤汉因《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以庾词”，故加笺释，其余各篇注皆从简。其后为陶集作注者极多。重要的有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为集注性质，详录宋人评语。清嘉道时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十卷，集录各家注释，加以校勘，并附辑评及年谱考异。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初版为《陶靖节诗笺》）详注词语出处，有助加深理解。今人王瑶注《陶渊明集》依编年排列，注释简明。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用力于校勘，列举异文。其余近出注本甚多不繁举。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辞，有“倡”“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楚辞”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第二，楚辞充分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楚辞所提出的，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而且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