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是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而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高峰。明初朱右就曾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选编为《八先生文集》，但这一选本早已不传。明代中叶，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由此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说。唐宋散文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承先启后、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在它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为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自觉，一方面使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使文学自身的价值得到凸现和认同，文学成为个人抒情写意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了过于重视文辞、追逐新丽的华美文风。这种华丽空疏的骈体文风一直是唐初近百年文风的主流。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力矫文坛之弊，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文以明道”；强调“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文气，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气盛才会言宣。从这一理论出发，韩愈的散文创作实践，无论是说理议论还是记事状物，抑或抒情言志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形象和磅礴雄伟、自由奔放的气势；柳宗元把寓言发展成为独立、完整、形象的文学样式，其山水游记对自然的幽深洞察、精微刻画更是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 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散文革新终于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文取代骈体而占据文坛，韩愈也因此而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呻吟语》是明朝晚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吕坤所著的探讨人生哲理的一部著作。作者针对明朝后期由盛转衰出现的各种社会弊病，提出了兴利除弊、励精图治的种种主张，并阐述了自己对修身养性、人情世故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对当今世人颇有借鉴意义。作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包容吸纳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加上他本人多年的宦海沉浮以及对人世间冷暖沧桑的独特感受，从而对人生、国家以及天地宇宙的各种现象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特别是修身养性方面，更有其独特而精辟的论述。吕坤认为，道德修养高深的人，就能够获得荣誉。他说荣辱与道德修养是密切相连的，假如道德颓废，那么耻辱也会随之而来。他提倡君子应该树立自己的品德信誉，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思维。他认为，人的性命来源于父母，生存于天地，不管资质如何，命运如何，都应当依从礼义，顺其自然，不可逆行。随着岁月的增长、见识的增多，人的思想会从躁动向成熟稳重过渡，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会因思想认识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吕坤认为，人心都是向善的，只有善举才会受人敬重。因此，正人君子惟有重视心灵的修炼，而不应在乎外表的装饰。要想达到道德与理想的崇高境界，必须从小事做起，无论大小事情都应尽心尽力认真努力去完成。吕坤认为，为臣需忧国忧民，为子要孝敬父母，为妇应顺从丈夫，为友当以诚相待。君子治家如治国，有纲有纪，有宽有严。在治学方法上，吕坤主张“学贵有择”，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人的天资各有不同，而学海无涯，要探究其深厚的真谛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对学习的内容必须有所选择，“工一家者”，必有“独诣之语”。吕坤还强调，治学贵在“渐”，反对“顿悟”。求学之道，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因为过失、错误往往是浮躁所引起的。吕坤还提出，学者必须保持平静的心境，同时，还要用心去体认，通过自己的反思、体验来认清事理。他提倡学者既要有坚实的知识功底，又要有宽阔的胸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抛开荣辱观念，不耻下问，刻苦钻研，决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吕坤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家庭、社会，都有不可置疑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对警人醒世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作为封建文人的吕坤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只需取其精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行了。 《呻吟语》全书包括《性命篇》、《存心篇》、《伦理篇》、《问学篇》、《应务篇》、《养生篇》、《天地篇》、《世运篇》、《圣贤篇》、《治道篇》、《人情篇》、《广喻篇》等篇章。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相传孔子曾做过删改整理工作，因而至汉朝儒学独尊时，被尊称为《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三百零五首。其最后编定成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诗”最初都是乐歌，故按乐调《诗经》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风土之音，即各地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鄢、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这些诗大部分是民间乐歌，抒写民众的喜怒哀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大部分是西周的作品，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其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多为歌颂始祖和先王的业绩以及宴享活动等；小雅共七十四篇，多作于西周晚期，其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及地位卑微者，多怨刺之作。颂，即宗庙祭祀时演唱的祭歌，分为周、鲁、商颂，共四十篇。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婚爱、战争、燕飨等永恒主题。《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相思的。《静女》、《子衿》、《出其东门》、《蒹葭》等篇对男女主人公的相思、执著的爱恋情感表现得细腻真挚，缠绵感人；《柏舟》、《南山》等篇则反映主人公在外力干预下婚恋不自由的极端痛苦和强烈渴望；而《氓》、《谷风》、《绿衣》等作品则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里，女子婚后失宠乃至遭休弃的婚姻不幸的哀歌。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方作家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种新诗体。它与中原文学的代表作《诗经》一起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大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战国中期，各诸侯国经过艰难的变法图强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终于形成了“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秦楚抗衡之势。此时的楚国，国力强盛，领土最为庞大。但到楚怀王、顷襄王时期，楚国却由盛而衰，外欺于强秦，内惑于奸佞。与王室同宗的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适生于这一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他以其卓异的政治才能和忠于楚国的赤诚之心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力主修明法度、选贤任能。然而，楚王的昏庸、贵族的倾轧使得奸佞专权、贤能被逐。屈原开始了由怀王时的“怒而疏”到顷襄王时的“怒而迁”的漫长的流放生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楚王的忠心、对苍生的哀悯、对理想破灭的悲愤使长期流放中的屈原积聚了深悲厚哀，并借诗歌发抒倾泻。他们的文风直接影响了其后的作家宋玉、景差、唐勒等。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为《楚辞》。至于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均认为“屈原作品凡二十五篇”，但今之学者多认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远游》、《大招》以及《九章》中的《抽思》、《思美人》、《惜诵》、《惜往日》等究竟是否为屈原所作，颇多争议。但持否定观点者证据也不甚充分，因而，本书也仍采用成说，即屈作包括《离骚》、《天问》、《仇立》、《九歌》、《远游》，共二十三篇。《卜居》、《渔父》、《招魂》、《大招》等也一并收入。《九辩》为宋玉所作已属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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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名篇赏析（全4册）》收录了：虞世南，魏徽，上官仪，长孙无忌，寒山，卢照邻，杜审言，苏味道，王勃，杨炯等人的唐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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