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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成语与典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着意商丘历史文化，长期以来，从历史典籍和民间搜集了几百个源于商丘的成语和典故。这些成语和典故源于从远古到清朝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在商丘的著名历史事件、帝王将相在商丘的惊人创举和经典故事、文人学士创造的思想精华、商丘精英在历史上的动人事迹、黎民百姓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内容丰富多彩，既提供了丰富的国学知识，又有深刻而发人深省的思想内含。

《野有蔓草：大理石龙民间故事集》是一本有关云南大理一个白族村寨的民间故事集。作者通过10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40多位讲述人，搜集、采录了近300则故事。《野有蔓草：大理石龙民间故事集》搜集、采录故事时严谨、规范，注重对讲述者、讲述场所等基本情况的标注，保留了故事的原貌，每则故事后面附有“故事述评”，结合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母题等学术话语，挖掘故事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每当人和记忆因时间长河的冲逝而被遗忘或逐渐变得模糊时，保护传统文化的意义也就愈加非凡。作者乌萨马祖鲁·科瑞多·穆特瓦坚信祖辈们传承下来的种种神话故事不仅为他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还为他穷溯族人的历史提供了不竭动力。他通过讲故事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以及复兴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印达巴，我的孩子们：非洲民间故事》是一部记录非洲部落真实生活的经典之作，自1964年首次出版以来，便深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正因为书中的这些故事，部落间的恩怨情仇才能如此生动鲜明地复现，人们才能厘清非洲的历史发展脉络，现代年轻人才能寻根问祖……

《随口说故事》广泛收集了苗族民间的精彩故事，尤其是对典型的平民人物故事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读罢《随口说故事》，有如聆听老人娓娓道来那样，乡情十足，倍感亲切，让人深受感染和启发。

每一个中国人印象中的妖怪都不一样，在老人眼里，妖怪是专爱将小孩子当点心吃的邪恶怪物；在小说家的笔下，妖怪有时是法力通天、仗势欺人的大反派，有时却也是万人敬仰的大英雄。鬼狐仙怪在中国文化中多了一分亲民草根的气息，它们传承于纷繁热闹的民间艺术、温暖柔软的儿时故事、新奇隐秘的话本传奇……中国的妖怪更多的是人们心里美好的回忆。 《中国精怪故事集Ⅱ》一书梳理了中国志怪小说、民间传说中的鬼狐仙怪，时间跨度自先秦到晚清，涵盖了妖精、仙怪、神兽等各个方面，上自《山海经》下至乡间野谈，向读者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瑰丽奇幻的一面。书中各种各样充满了想像力的故事，在中国民间传流的千奇百怪的关于精灵们的爱情、报恩、作恶、淘气的故事，读来不忍释卷。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确实拥有傲人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城内鳞次栉比的衙署庙宇、府第祠堂，到城外星罗棋布的台阁陵园、斋院别墅；从沉睡在图书馆、博物馆中的典籍器物，到存活于市井间、街巷中的习俗观念……这些都是先人馈赠给我们的巨大财富，都需要我们这代人认认真真地继承、梳理、丰富和光大。为此，由商丘市睢阳区委宣传部、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丛书，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举措。同时，我还很高兴地看到，《商丘楹联》一书作为商丘地域文化中一项很有特色的重要内容，也被收录到这套丛书之中。楹联，从文体学意义上来说，是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兴起的一种古典文学体裁，它由文字对等的上下联组成，讲究对应字词的对偶与声调和谐，强调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意境的营造。从文化学意义来说，则是一种充盈全社会、伴随人一生的民俗文化传统。楹联习俗已在2006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文化与建筑艺术及装饰艺术相融合，使得楹联牌匾成为名胜古迹、园林殿宇上不可或缺的点缀品。一副好的楹联对于整座古典建筑往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王勃的《滕王阁序》提供了一首诗或一篇文可以使一处建筑名传千古的例证，那么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副对联可以使一个景点名扬四海的例证。

《卢汉的故事（彝文版）》根据汉文版《卢汉传》（作者谢本书、牛鸿宾，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翻译改编的，生动再现了卢汉先生真实传奇的经历和戎马奋战的一生。卢汉先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吉狄家族，辛亥革命后随表哥龙云加入滇军；抗战全面爆发后，卢汉任国民革命军第60军军长，投身抗战；1945年9月28日，在河内接受越南、老挝地区日军投降的受降；12月，任省政府主席治理云南；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彝族民间故事选读（彝文版）》节选了《支格阿鲁》《哈乙迭古》《古嫫阿支》等具有代表性的脍炙人口的优秀民间故事。从中，你能感受到大小凉山彝区浓郁的乡土气息、淳朴自然的民间文学特色，获得崇尚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它将给读者插上想象和幻想的翅膀，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

唐弢先生是宁波镇海人，初中时家贫辍学，后来去上海谋生，入上海邮局做拣信生，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在阅读他的文章中，我获得了对他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他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能够正视现实，敢于对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毫无忌惮”的议论和批评，尤其是他在民国时期的写作，这种特点更是鲜明突出。这一点既与他的人生观和人生实践及其性格相关，同时也与他后天勤奋学习，特别是与他“刻意学习鲁迅”，并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指导和提携相关。鲁迅先生曾要求新文学的作家“看取人生”，能够正视“惨淡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来，并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能够担当起创造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重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弢先生在青年时代开始的写作生涯，的确是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的，颇有鲁迅先生文章的风格色彩，甚至一段时间，他的一些杂文被认为是鲁迅先生写的杂文，有人怀疑是鲁迅先生用另一笔名所写的文章。如1933年10月他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几篇杂文，如《好现象》《青年的需要》《新脸谱》《著作生活与奴隶》《略论英雄》等，就被认为是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当然，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即便是模仿某一人，但只要是真正的独立写作，最终还是会展现出自己的本性特征，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的。唐弢先生的写作虽然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指导、提携和影响，但蕴含在他写作的文章里的思想、理念、精神等，还是他自己的，是他的思想意识、人生理念、精神品格的展现。从他的写作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正直、执着、刻苦、认真、有志向和富有正义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