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传奇，成书于公元1699年，是经过作者孔尚任十余年辛苦经营，三易其稿而成的。它是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即作者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满眼情泪诉不尽，桃花扇底送南朝，作者就是想通过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回答明朝三百年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从而引起人们在对历史事件的思考中得到一些心灵的教益、思想的启迪。孔尚任（1648年-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出生于山东曲阜，孔府第64代孙。早年考取秀才，后来避乱随父在曲阜县北石门山中读书。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曲阜，到孔庙祭祀孔子，经人举荐，由孔尚任在御前讲经，受到康熙赏识，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1686年随工部侍郎到淮阳，疏浚黄河入海口，两年间他结识了一些明代遗民，到扬州参拜史可法衣冠冢，到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道士张瑶星，了解许多南明情况，为他的作品《桃花扇》搜集了许多素材。

《西厢记》由于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张，因而受到当时广大市民阶层和后世无数青年读者的赞赏。但封建统治阶级却视它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严行禁止传播。尽管三令五申，惩罚甚苛，《西厢记》仍以它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广泛流传。《西厢记》问世之后，在文学创作和艺术实践领域内，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元人即有几家模仿之作。作了明、清更成热潮，不少小说、戏剧作品，大都从它之中汲取营养。仅以明代最有名的戏剧家汤显祖而言，他在《牡丹亭》中所塑的杜丽娘形象，应该说是崔莺莺形象的发展；作品中所表现的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也是《西厢记》反封建主题的深化。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悲剧之一的《琵琶记》是元末南戏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的作品之一，向被推向南戏之祖。《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早年乡居读书，后中进士，当过几任小官。元末农民大起义时，避乱隐居，写书立著。高明生长在南戏的发源地温州，熟悉南戏舞台艺术，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修养。《琵琶记》，就是他隐居宁波城东栎社时，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琵琶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因其思想内容的复杂和影响的深远，长期以来，一直是剧坛上争论最大的作品。<

《牡丹亭》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完成于1598年，距今已有395年的历史，作品曾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名剧之一，汤显祖本人也因此获得东方莎士比亚的殊荣。《牡丹亭》的反封建性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作任何介绍。《牡丹亭》在创作上的浪漫主义手法，也早为广大读者所理解，谁能相信死后三年，还魂复生呢？就是有神论者恐怕亦难解释清楚。这不过是作者发挥想像，抒怀言志罢了。主人公形象的丰满或干瘪，直接关系到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失败。正是由于杜丽娘敢于叛逆、宁死不渝的忠贞之情，在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青年妇女苦闷的同时，也博得了历代读者对《牡丹亭》的格外垂青。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驰名中外的大悲剧。它依据的人物和故事是《左传》《史记》等史书的有记载的。它的主题鲜明、情节曲折，在舞台上极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早在17世纪就被介绍到欧洲，同样受到了外国人民的欢迎。在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将这部古典名著，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古为今用地介绍给当代青少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程婴是本书的第一号主人公，是正义与邪恶矛盾斗争中正义的代表。公孙杵臼是本书的第二号义士。历史故事不同于历史。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人物事件来不得半点虚假。历史故事则是实事求似。一个似字，就让作者放开了手脚，有了文思驰骋的广阔天地。

本书原著名为《绣襦记》。关于它的原著者，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今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十大悲喜剧集》编者认定的明代无名氏。我在改写时，将其改名为《曲江歌女》。这是因为原名费解，不通俗不响亮，又因为有人曾改用过此名。我认为《曲江歌女》突出了女主人公身份，并有地名界定，通俗而又响亮。李亚仙是唐代人，是京城长安曲池风景区的著名歌妓。她与书生郑元和真诚相爱。就是郑元和穷得沦为了打莲花落的街头乞丐，甚至被他当太守的父亲郑儋打死后弃之而去的情况下，李亚仙仍然不变心地将他救活并爱之如初；最后，还劝说与激励他发愤攻读，高中了头名状元。郑高中之后，李亚仙不但不居功，反而考虑到状元公不能有个残疾的夫人，而自愿出家为尼，以便状元公选一个官家小姐。

元杂剧《汉宫秋》是元代马致远写的一出帝王爱情悲剧，写的是人们所熟悉的昭君出塞的故事。马致远把这个故事写成一出凄惶的悲剧，是有其时代背景与政治原因的。在元代，蒙古族的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的地位最为低下，生活中充满了痛苦与灾难，作者是身临其境有切肤之痛的。作者在舞台上重演汉代的历史悲剧，是为了让人不忘现实中的苦难而作抗争。这是剧作所包含的深层的政治意蕴。马致远（约1250-1321至1324间），元代戏曲作家。号东篱，一说字千里。著有杂剧15种，今存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西华山陈搏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半夜雷轰荐福碑》6种，以及和李时中、红字李二、花李郎合写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一种（马著第一折），明代吕天成、清代张大复还说马致远作过南戏《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等。马致远还作有散曲，现存120多首。

李玉，字玄玉，号苏啸侣，一签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李玉一生作品颇丰，仅有记录的就有32种，他的剧作深刻揭露社会现实，细腻刻画人物精神，广泛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和好评。其中被评论家点评的“一、人、永、占”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曲折复杂的情节变化，还有被评论家推崇的《清忠谱》《万氏安》等剧作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逼近现实的批判性。《清忠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塑造了周顺昌等正直廉洁的官吏，和以颜佩韦为代表的下层市民阶级反抗暴烈，不畏牺牲，急公好义的人物形象，鞭笞魏忠贤及其爪牙们结党营私，专权舞弊，残害百姓的卑劣行径。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使她璀灿夺目，馨香四溢。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是移风谷、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善、美的民族文化精神。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善、美精神的继承，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失去了根，还谈什么花繁叶茂！基于这个想法，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编辑这套《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分辑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小说《救风尘》，为了忠实于原著，对宋元以来的民俗习惯和语言特色，以及服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遂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一部作品，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杂剧《救风尘》，被冠心我国十大喜剧之首。关汉卿正中出奇的创作出了中国样式的既让人发笑，又蕴含泪水的轻喜剧，勾勒出了传统喜剧审美的特征，与常常被作为讽刺对象的西方邪中生奇的喜剧手法，有着鲜明的区别。小说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不去图解戏剧中的人物，而是采取了融会贯通的再塑式，使文学剧本中的平面人物立体化，形象化。小说是写给今天的人看的。笔者除了注意到以上问题外，还有意识地吸收了当代生活用语，谚语、歇后语，尽可能地描绘出原著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把悲剧性的题材升华为美丽动人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