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也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战鼓声中诞生的。虽然，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但现代杂文的产生和发展，却是时代的呼唤，革命的需要。

以前，文人们穷是穷在家里，除了自已，连老婆、孩子都不大清楚自己家到底在这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那些文学青年、文学中年以及文学老年发烧得可以，他们到处呼风唤雨，自我热闹。他们有一点宗教的狂热，他们吃大锅饭、读诗、谈爱情；他们争吵、互相借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却又自成政府，他们既瞧不起已成了官僚机构的作家协会，又渴望得到他们认可。

“选体”看来简单，其实有时选文比写作还难。唐显悦认为“选之难，倍於作。”认为比写作难上一倍，这话别人不懂，李敖最懂了。因为李敖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包办者，不但白话文写得出神入化，在内容上也一应俱全。举凡思想、历史、自传、人物、小说、杂文、随笔、评论、札记、语录、书信、谈话、演说、乃至诗歌等等等等，都自成一家，并且是大家。

本书是作者发自内心的话语， 是不同流俗， 坚守真善美、质朴真诚的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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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晓（1930～？），曾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

我原是一个既爱读书又爱玩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因为学习好，又要求进步，加上出身还算没问题，就幸运地从中学直接入了大学，按要求读了英文专业。毕业后被留校当了助教，从此只好将其它爱好作为副业，认真地做起党和人民交给我的革命工作。可是，我爱书又爱玩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因此，便不甘于平淡的工作，又读了研究生，最后到了如今的这个位子上——在《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做这个编辑可够苦的。要选材，即从大量的原著阅读中找到好作品；要写选材意见并希望领导高抬贵手通过选材；要找合适的译者；还要做原文校对这种既得罪人又吃力的活儿；要责编发稿；要读校样；要定期检查刊物……一年六期刊物，一期24万字。可是一年干下来，要读的不知是多少个24万！辛苦是辛苦，一个月却只拿四五百元的工资和一点象征性的编辑费。常常觉得在这个越来越趋向一切以金钱为价值标准的商业社会里，自己的生存价值已经小得微乎其微了。这样一想，不免生出一种说不清楚的惶惑。继而又生出一股非要做点什么的渲泄欲望。也是实在无能。一介书生若寻宣泄之道，仍是靠读书、靠写字。因此尽量地多读书。读了不少与专业有关或无关的书，不自觉中对社会、对个人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比如人生的意义，成功的内涵，比如美国的富足，中国的现状。越想，就越是发觉全世界的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生活的物质质量的过分关注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便愈加使我想通过读书和思考来证明怎样生活才是更为合理的。这个问题纠缠了我很久很久。从哈佛读书归国后，越发让我放不下它。我深信，世界与个人，都是永远处于矛盾之中的。过于偏狭，只能导致极端。当今的世界，就是一个相当失衡的世界。后工业文明破坏了人类的自然生存状态，也更使人性趋于索取甚至争夺。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差。从来没有过如此普遍、如此众多的精神科和心理科的病人，也从来没有过对各种邪教、各种伪科学这样广泛、这样流行的关注。物欲横流，情欲泛滥。整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恍惚间，真让人怀疑这是否已是末日审判前的景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怀疑而已。不过，正是这种疑惑促使我去在我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当中不断探索，寻求答案。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越是没有距离，就越能感觉到它的不完美。对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不满，实际上恰恰表现了人类追求美好的本性。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亚非拉美诸国在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同经济连年衰退的西方后工业国家已然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向人类昭示了世界前景中的乐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入这个集子中的长短文字（多数写于90年代），尽管谈的是文学，但也都是探索世界与人生意义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具体步骤。现在，由于全球性的人文精神危机，国内文化界也颇浮燥。安于一隅而忠于职守，仿佛已成为“无能”的同义词。其实，很久以来被视为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尤其应当在商潮汹涌之际，为广大民众提供必需的精神食粮与镇静剂的。本集收入的一些文章，便有这种针对性。不过，总起来说，我一直想在文学批评这个层面上做文章，对于现实，则希望能不即不离，以求客观。最后，我要为这个集子的出版而感谢三联书店的领导和编辑，也要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亲人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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