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有很多方式，最简单的一种，是看他有几个办公室；判断一个女人是否丰富，也有很多方式，最直接的一种，是看她睡过多少张床。 有的女人很简单，闺床--婚床，一生! 有的女人很幸福，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睡过好几张童床。 有的女人一生睡过很多床，但其实只睡过一张，因为每张床和另一张没什么不同。 而有的女人正相反，她们睡的床虽然不多，但张张可圈可点。 听我外婆讲，在她们那个时候，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嫁，不仅要坐八抬大轿，还必须要一张"宁式床"做陪嫁。她当年就有那样一份陪嫁，是家里人专门到宁波定做的。她在晚年的时候，常常回忆起那张婚床，她说，现在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手工了--那张床像一个精心打造的木制房间，镂空的图案、透明的纱帐--她在那张床上生儿育女，直到战乱开始。我外婆的晚年和我的童年同在一张床上，一个女人老了，别人就不会认为她需要一张自己的床。 ……

中国传统养生术有一个地位相当于"补钙"的基本原则，就是禁欲戒绝女色，最起码，得避美色，非礼勿视。然而英国某医学杂志所刊的一项实验结果表明：男性若每天坚持凝望漂亮女性几分钟，可延长平均寿命4至5年。该国研究人员对200名男性进行为期5年的观察，发现和其他男人相比，每天目击美女的男人不但血压较低、脉搏跳动较慢，且心脏疾病也较少，其健身效果，等于做有氧运动30分钟。 从前只知道勤看医生有助健康，想不到勤看美女竞也有同样功效。无论如何，这个消息让我悲喜交集。喜的是，看美女从此有了一个"或遵医嘱"式的正当理由；悲的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上述结论不靠谱的成分偏高。虽然英国在医学研究上一直走在各国前列，但是依我看此一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值得商榷，最起码，比英国专家们预测的每周英超赛果要可疑得多。 从前我曾在一份医学杂志上读到，凡高血压患者，若每天坚持观赏金鱼一刻钟，有助于降低血压，减缓脉搏跳动速度。这里面的道理我明白，无非是金鱼不紧不慢的"低血压型"矜持姿态使然。我本人碰巧血压有点高，我家的院子里正好又有个鱼池，而鱼池里面养着几十条锦鲤外加金鱼两条。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本书集中收录了史铁生的回忆性散文。久病的史铁生在寂寞的轮椅中一次次回忆的往事，由他一贯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往事有的温暖，有的苦涩，而往往从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为之爽净的玄思。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命运是怎样无常地折磨一个凡人，而这个人及他周围的人怎样不懈地和命运抗争，从而变得不同凡响。“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本书集中收录了史铁生的回忆性散文。久病的史铁生在寂寞的轮椅中一次次回忆的往事，由他一贯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往事有的温暖，有的苦涩，而往往从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为之爽净的玄思。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命运是怎样无常地折磨一个凡人，而这个人及他周围的人怎样不懈地和命运抗争，从而变得不同凡响。

人生最根本的两种面对，无非生与死。对于生，我从基督精神中受益；对于死，我也相信佛说。通常所谓的死，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损，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对此，佛说常让我惊佩。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这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中国当代的作家中，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史铁生这样爱好玄思并且擅长此道的了。所谓擅长，是指他能够从现实的琐事里撷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片段，而又能表达得优美、机智、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表达的人生智慧，绝非貌似深刻的哲学专著。“使一个人愿意活着比使一个人活着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这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中国当代的作家中，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史铁生这样爱好玄思并且擅长此道的了。所谓擅长，是指他能够从现实的琐事里撷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片段，而又能表达得优美、机智、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表达的人生智慧，绝非貌似深刻的哲学专著。

一个艺术家能够给人提供什么呢？他不是教师因而不能给人什么教导。他不是领袖所以未必能给人指引一条光明或安全的道路。他其实也不是灵魂工程师做不来总为别人以至自己脱胎换骨的事。他们是以正规角度看这世界而看腻了的人，并且天真地以为别人可能也不大耐烦，所以公为私就去找些新鲜的角度看这世界。我想，李清明的文字也在寻找这样的角度。——著名作家 史铁生这是一些闪烁着中国智慧的文字。许多平常而深刻的道理，已经被我们的时代完全遗忘了，比如对生活的感恩，孝敬，比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者言必拿来，成为习惯，已经造成这种知识，只是西方才有思想。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思考过“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似的。我一直对20世纪以降中国人的思想质量感担忧，尤其在1966年之后。但很多时候，偶尔看见普通人的文字，才发现中国思想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从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出现的地方转移了，转移到没有时间空谈、干着实事的普通人的文字，他们业余时间偶尔记录下的想法，读起来却比知识分子的引经据典更为智慧。我说的是李清明的随笔集《微雨独行》。——著名诗人 于坚李清明身在商海，心怀哲思，对人生社会，均有独到感悟，其文中许多警句妙语，可以大书高悬为座右铭。——著名作家 莫言苦难、守望、惜福和感恩，很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些一些字眼集中出现。其实，又岂止是一本书，当道德退行这样的字眼，真的已经不生长在我们的心田。也许，我们在表达上的进步，远远走在了良知的前面。文学界常有清醒者呼叶回到常识。这些伟大字眼，也是和种常识，是一个文化的根基与底线。当上述这些字眼串连成线，互为因果朴素地呈现的时候，我们在生存困境中感到一丝人性的温暖。——著名作家 阿米一个人，工农兵学商五大行业全都亲身经历过，而且干一行精一行，行行均有所得，不容易。一个人，一个曾经当兵的，能在一项又一项全陌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不容易。一个人，在从事繁忙的营之余，在诸多事务性的、习惯性的、礼尚往来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交往应酬之余，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情和兴趣来写写文章，以抒发自己对人对事的感受，更不容易。当今世界可供人们耗去工作之余时间的活动太多太多了。舞文弄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它是一个人的心境，是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人的追求。——著名作家 金敬迈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帐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帐，不认帐。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象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帐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帐认帐，好象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末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末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山窝子里，天黑得早。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眯眼儿一看，高高低低的瓦槽，短墙头，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田地，河岸漠漠的沙滩，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渐渐地软下去，看不见了。但是，风没有起，暑热不能杀去，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三只的、五只的狗，依旧懒懒地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踢也踢不走，舌头吐着，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 河湾的大崖，黑得越发庄重。当夕阳斜斜地一道展开在河面上，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万般明灭，是一个恍惚迷离又变幻莫测的神奇妙景；现在，什么也没有。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继续激动，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白点慢慢变灰，变黑，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只存在着"咕咕"、"唧唧''的烦嚣。夜的主体站在了天地之间，一切都沦陷人沉沉的黑暗中去了。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美丽的Chineselady郁眉到了伦敦不几天，就有了艳遇！她遇到一个意大利男士，第一次见面就有邀请她同居一室的激情表达！……一个美丽的中国女性，如何在伦敦孤军奋斗，如何在英国交友生活，如何在异国他乡追求梦想，以及她到底追求一个什么样美丽的梦想……文学是一个梦，很多人都做过。有的人早早地醒了，有的人一直生活在梦里。《走过伦敦》的作者最初是学中文的，那时她还是个娇小、文静的女孩子。学中文的女孩儿都会有梦的，只是不知她的梦会是怎样的一个。但从她在伦敦的生活和在英国自费读ＭＢＡ的经历中，不难看到：那时她是清醒的，她不可能做文学的梦，因为生活太实在了。所有的浪漫和想象似乎都与真切显得格格不入。她要一次次地找房子，她要一番番地问工打工，她要为挣足学费而没日没夜地苦做，她还要在孤独无助的煎熬中完成对异域文化、他乡生活的体认和思索。当她用四年的生命光阴走过伦敦，回到祖国，回到家人亲人好友同事身边，回到一个她生存生长生活的古老的大房子里时，她异乎寻常地感到了现实和温暖。她又可以是那个娇小、文静的小女孩儿了，她也再次回到了她的梦里。伦敦为她的梦装点了色彩，增加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她完成了《走过伦敦》。伦敦我是到过的，泰晤士河上有许多桥。紧靠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边上的那一座是最古老的，而新政府修建的便民桥，据说为执政者赢得了许多选票；还有因为电影《魂断蓝桥》而闻名世界的。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Ｂｒｉｄｇｅ（滑铁卢桥），上演过无数惊心动魄故事的伦敦塔桥，都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理所当然，大笨钟、唐宁街１０号、格林威治天文台和牛津、剑桥的大学城都是要看的，看到了历史的凝重，看到了都市的喧哗，看到了工业文明给这个世界大都市带来的繁荣，也看到了莎士比亚故乡的文化品位、文化传统和至今没有舍弃的翩翩的绅士风度。但是，我必须承认，没有看到真正的伦敦的生活。伦敦的真实也许不在这些世界闻名的景点里，也不在庄重沉实高大的石头建筑中和穿西装、拄手杖的绅士的脸上，而是在地铁站里，在咖啡厅中，在唐人街上，在午夜后静静的街区和昏暗的灯光之下。《走过伦敦》的作者看到了，感受到了，体验了，经历了，她写出了只有在伦敦的底层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出的异乡漂泊的感受：艰辛、压抑，对祖国、家乡铭心刻骨的依恋和对伦敦人的深切的理解和感悟。她曾问我“走过伦敦”这个书名可好，在读完作品之后，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这是个很不错的名字，因为这个书名再贴切不过表述和概括了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经历和对这种经历的体味。走过是脚踏实地的，是历雨经风的，可以触摸伦敦的雾，也需要在与每一个英国人和其他的外国人还有自己的同胞擦肩而过时，礼貌地打一声招呼。而我作为一个到过伦敦的人，绝不会有这样的深切、细腻和丰富感受。《走过伦敦》是一个女自费留学生用她的生命经验写成的，这是一个独特的、有意义的视角。作品里着墨最少的是读书，着墨最多的是生活。这里有太多的人生，太多的感人经历和生动故事，但作者不是在刻意地写人生、讲故事，而是用一个女研究生细腻、温婉的眼光，去扫描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场景，每一次经历，质朴而直接地娓娓道来，没有丝毫的做作和卖弄。作为读者，我不止一次地被感动过。由于对作者的了解，我的感动可能胜于对她的关切。但伦敦生活的艰辛，那一群中国人生存的艰难，不论是偷渡者、求学者、国内著名的中医还是名牌大学的年过半百的高材生，无一例外地令人玩味、令人关切。作者用很轻松的笔触描述了这些生活细节，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异域谋生的艰苦。《走过伦敦》的艰苦不是概念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她也写到了欢乐，写到了伦敦的文明，写到了伦敦生活许多方便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写到中国人骨子里会时时流露出来的做人的气节，甚至有丝丝缕缕对伦敦的向往和流连，但《走过伦敦》的通篇，充满的是一个异国求学者的艰辛经验，咀嚼这种经验的滋味，回味这种经验的印象，升华这种经验的品质。更加让人感动的是，字里行间流动的是一个女留学生的真诚和善良，有对祖国和同胞命运的关心和关注，有对外国朋友的理解和宽容，有对自己的安慰和解脱，也有对生活的忍耐和退让，读《走过伦敦》的所有文字时，会时时感受到一个文弱女子的豁达与温柔。《走过伦敦》在表现作者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会把一些有一般意义的内容展示给人看，因此，作品不仅是自我的，更是社会的。我在想，《走过伦敦》的内容，对曾经在伦敦驻足、走马观花的人是有意义的，它会让人们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对所有想去伦敦求学、谋生、找出路的人是有意义的，它让人们在有了各种美好的向往之后，有更实在的生活和心理准备；对有亲人在伦敦生活的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它让所有的亲人们清醒和明白：收到的信件和物品、听到的话语和描述、看到的容光焕发和笑脸的背后，埋藏了太多太多不为亲人知道的磨难和艰辛；对想真正了解伦敦的生活状态、文化差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存方式和理念的人们是有意义的，它让你看到一个个具体的过程和细节。伦敦对于许许多多的关切者也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你可以去读《走过伦敦》，它会再真实不过地让你对伦敦有一个揭开面纱的感受。在我结束这篇被视为序言的文章之前，我想做一个真诚的表白，因为《走过伦敦》是真诚的。从大学到机关已经十个年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每每深切感到的，是自己正在蜕变成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因为书读得太少了。我已经从文学的梦中醒来，而且难能再次入睡。但当我一口气读完《走过伦敦》时，我真的竟有了一点找回感觉的欣慰。我想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对作者及其在伦敦思念生活的关切。作者在描述浏览剑桥时写道：走在幽幽的小径，我想象着徐志摩当年告别剑桥的情景。他一定是在这条小路上走来走去，依依不舍，吟咏出了“再别康桥”的诗句。……我是到过康桥的，但我感到的却不是幽幽小径上走来走去的诗意，而是带了点凄怆的失落和哀婉。诗人就是诗人，他把失落和哀婉化成了一抹静静的流连。记得我在走过康桥之后曾写下一首诗，我愿意把它翻出来献给读者，也献给本书的作者，并作为我仍然有梦的装点：静静的康桥拥着早春清嫩的风期盼着一个中国诗人的到来我必须轻轻地告诉你——康桥他不来了只留下一首诗作为后来者永恒的凭吊我来到康桥走进你悠远体贴的怀抱在绿色的抚慰里轻轻地道一声康桥，你好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张振忠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