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枣林诗文集》，明清之际谈迁撰。谈迁（一五九四——一六五七）；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明末诸生，入清后以遗民终老。谈迁自幼聪颖好学，“舞象，入学为弟子员”，后又受“廪饩高等”。但在明朝末年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影响下，谈迁生精力搜讨撰术明代社会的治乱根源。他一生著述，除编年明史《国榷》外，还有方志《海昌外志》、笔记《枣林杂俎》、《枣林诗集》等。谈氏家境清寒，交游不广，所有著作生前竟无一篇刊印，死后只有抄本流传。在传抄中难免钝误讹夺。更兼清代文网严密，学者为避清廷忌讳，抄写时改动部分字句，甚至抽弃部分篇章，亦势在难免，清代藏书家吴骞称其所得变迁诗集一册即非全豹，又称谈氏全集共十二卷。而今所见风家抄本，均为文四卷、诗一卷，与吴氏所称相差甚远，盖为谈迁全集之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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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元春，字友夏，湖广承天府竟陵县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卒于明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二七年）。举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湖北乡试第一。对自己的乡梓，谭元春在诗文中常用“景陵”“复州”“安陆州”等古地名来指称。竟陵，清康熙以后改名为景陵县，不久又改名为天门县，属安陆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天门市。

封面及书脊题名：晏殊 晏几道词。

本书收集了诗歌一百多篇：歌声；我的关于西藏的诗；拉萨河；拉萨河谷；春犁；听歌；舞蹈；藏刀；冻云；西藏的遐思等。

《藕香零拾》是清末民初着名学者缪荃孙编刻的颇负盛名的丛书之一。这部书共收书三十九种，计一百零一卷，书中所收大多是少有流传的罕见之书，且皆为作者亲自辑，校，并大多写有精湛的跋语或校勘纪，都足称善本。极具文学历史考研和收藏价值。此书筹创于光绪丙申（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于宣统庚戌（二年，一九一○）刻成，中经辛亥革命，延至一九一三年正式印行，这时，缪荃孙已是一位六十九岁的老人了。《藕香零拾》顺次所载的张俊高桥之战（即明州城下之战）、陈思恭太湖之战、吴玠和尚原之战、吴玠铙风岭关之战、李实唐岛之战、虞允文采石矶之战、赵撙蔡州之战，张子盖海州之战，当是确无误的《中与十三处战功录》所载内容。

孙玉石先生从1981年完成《野草》研究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中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研究（这在当时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但也因此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陆续出版了《〈野草〉研究》（1982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1990，合作）、《中国现代诗歌艺术》（1992），近期又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需要指出的是，前述诸书或是分流派研究，或是分期研究，或是个案研究，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后一本书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朱自清先生“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的治学风格：他考辨字句是为拟想中的批评史或诗歌史作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的上述研究都是在中国现代解诗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按孙先生的说法，“所谓中国现代解诗学，是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一种现代诗学批评的理论。朱自清先生是这一理论的创建者。它的精髓在于，在对于象征派、现代派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这一诗潮中个别作品文本的内在性的阐释，以求沟通审美的创造者与审美的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孙先生在80年代中后期多次撰文呼吁“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意在求是致用，鉴往知今，为当下无序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体系，促使新诗和新诗批评健康发展。《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正是孙先生“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具体实践和典范之作。首先，本书采用“释古”的态度进行研究。作者对在50年代以来被视为“逆流”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王瑶先生纪念集》P397 ）。作者耗费10年的功夫（从1987年在《文艺报》连载本书的提纲起）“对于新诗中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发掘与描绘，审视与评价，是恢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史本来面目的应尽的职责”，作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具了解之同情”，用大量事实说明，“它在中国新诗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同其他流派的诗潮一样，尽了自己的一份社会承担和艺术探索的职责”（以上引文引自该书“前言”）。这些评论无疑是“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能做到这一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该书“努力去做到，在宏观的历史的叙述中，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着意地进行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如该书第四章“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勃兴”，作者在对“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产生”和“理论追求”作宏观描述时，穿插了对戴望舒的《雨巷》、《断指》、《我的记忆》，徐迟的《赠诗人路易士》，林庚的《春野》、《沪之雨夜》，废名的《街头》，施蛰存的《银鱼》等诗作的微观分析；此外，作者对于一些重要作品，还采用列专节，或加“附论”的形式作深入的微观解读，如在第二章“初期象征派诗的诞生”的后面“附论”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在第八章“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和超越”中列专节： “冯至：架起通向新现代主义的桥梁”，着重论述冯至的诗歌；在第九章“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后面“附录”“穆旦的《诗八首》解读”。作者由此做到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立论更严谨。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到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王瑶先生认为“兼有京派与海派之风”就是：“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作者在该书中“不完全按照历史人物构成的框架进行叙述，而是着重从探讨这一诗潮发展的脉络和问题为主，因此，它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只是一本史论性质的东西”。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强调：“在史实的基础上追寻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应该是治史的精魂所在。我努力的正是在史的描述中完成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述言论显示出作者“既不是纯客观的‘征实’，又不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是二者的结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P395）。这也可谓是兼取京派的“谨严”与海派的“开阔”的两派之长。

古老的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世界留下了辉煌的文明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古典诗词，更是汉语言文学的精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发扬光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先民们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篇章，他们利用诗歌抒发感慨，愉悦情感。大量鲜活的生活场景成了吟咏不倦的主题，这种有感而发的情绪的宣泄历经各个朝代文化整理者的梳理、加工，逐步形成了固定的形式，由杂言，到五言，到七言，日趋成熟，蔚为大观。历史进入唐代，诗歌的发展达到了它的巅峰阶段，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其间涌现了大批名传千古的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杜牧……他们的诗作妙尽自然，穷极变幻，新境迭出，异趣盎然，既有描绘生活的现实主义名篇，又有抒发感情的浪漫主义杰作，既有“铁马秋风塞北”的雄壮，又有“杏花春雨江南”的温柔；既有儿女情长，又有离合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