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本套丛书依照：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主观认识。它是诗歌史论，即诗的文化史，同时，也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本书为其中之一。主要对“五四”后的新诗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对其所涉及的若干主要方面的问题，如存在论、阶段论、本体论等进行了探讨。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本套丛书依照：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主观认识。它是诗歌史论，即诗的文化史，同时，也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本书为其中之一。主要侧重于七十年诗歌的现象描述。并着力于探讨了诗艺与相应诗歌观念的历史嬗变。这部《中国现代诗歌史论》，不同于史述性诗史，侧重于七十年诗歌的现象描述。本书的根本任务，是在把握中国新诗七十年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作哲学一美学的反思，力图概括其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并为解决今天面临的重大诗学问题，作鉴往知来式的美学评述。故，这应是一部以新诗历史为对象的诗学理论，同时，又应从中呈现由重要诗人、诗派和诗潮汇成的历史基本轮廓和特征，因而又可视为一种诗歌史。这就决定了，本书的总体结构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以论辨史，因史生论，就史立说。因而，需要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对新诗七十年全部历史的熟悉、研究和准确把握。二是较为科学的诗学理论框架所构成的新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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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著有《大堰河》（1936）、《北方》（1939）、《黎明的通知》（1941）、《新诗论》（1952）、《海岬上》（1957）、《归来的歌》（1980） ，《艾青谈诗》（1982）等。 《诗论》是作者最负盛名的诗论集，写作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延伸至80年代，《诗论》内容有对于诗的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以及部分诗评等。 TOP 其它信息 装帧：平装页数：245开本：大32开纸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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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散曲作为元曲的一种，更以其对古典音乐的推陈与出新，对词体的继承和发展，成为继宋词而兴起流行于元、明时代的一种独特文体，其突出的成就使它在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元曲研究专家李复彼先生注析的这个本子，收入了81位作家的重要作品，从中可窥见元人散曲的基本面貌。书中注文简明扼要，析文生动而不落俗套，既能帮助读者深入作品，又能给读者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

《人间词话》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公开发表。1910年经作册删定为一卷。1927年赵万里在整理王国维遗著时辑成《人间词话删稿》一卷。1939年徐调孚校注此书，又收入其他论词片断，复辑成“补遗”一卷，作为附录。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间词话》则分为“人间词话附录”三个部分。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又增添了原稿中尚未刊出13条。《人间词话》的中心论题就是“境界说”，这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王氏标举“境界”高屋建瓴地抓住了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他强调诗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并指出：意象鲜明、情景交融、情境相谐的“境界”所具有艺术感染；力。《人间词话》艺术理论的造诣是将中西美学思想冶于一炉的产物，那么王国维的《人间词》则是其文艺理论思想与创作实践相融合的结晶。王国维作数量不多，共115首，其中绝大多数是小令和中调，长调仅有10首。

本书收集了泰戈尔一些名作，分诗歌、短篇小说、戏剧、散文四部分。诗歌分31篇，有两亩地、婆罗门、卖头、供养女、报答、轻微的损害、吉檀迦利、家庭；短篇小说有6篇，即河边的台阶、弃绝、素芭、喀布尔人、饿石、偷来的宝物；戏剧2篇；散文有抒怀篇、田园篇、民生篇、生命篇、谈艺篇、哲理篇。

诗、赋、词、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韵文的四大支柱。其中除了律赋接近于有韵的散文之外，诗、词、曲三者形式之多样，数量之车富，举世无与伦比。诗、曲姑置不论，仅就在世界文学之林独树一帜的词而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一一词调（或称词牌）就有八百多个；如果以同调异体计，多达两千三百多个。自唐至五代词的初创时期，即有作者一百七十多家，词二千五百多首。到词的鼎盛时期有宋一代，作者多达二千三百多家，词作近两万首。即使是立国较短的金、元两朝，也涌现作者二百八十二家，有词七千二百九十三首。我们祖国有如此丰富多采、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文学遗产，应该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炎黄裔胄之荣光。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割断的，文化传统同样不能人为地割断。面对祖国如此浩繁璀璨的文学遗产，我们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弃如敝屣，而应当以积极的态度给以科学的总结，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从而使我们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发展并不断创新。回顾历史，发人深省。自“五四”以来，传统诗词经历了多次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例外。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发表后不久，在回答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的问题时就郑重指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宏言谠论，何等中肯！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何弄中原因，这一论断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之时，才在《诗刊》公之于世。

把一百年的诗情都浓缩到这里来，编者在做这个工作时，既自信又不安。自信出自对中国诗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不安则由于感到了个人的视点所拥有的局限性。所有的选家都是无情的“杀手”。他的工作是遴选，而遴选的前提乃是淘汰。选家在进行他的“建设性”的工作之先，便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据此也可说，他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有人入选，就有人落选，表面看来，这里存在着肯定或否定，但很难说这一切是绝对的。艺术价值的衡量和判定可以有多方面的切入。而许的择取，由于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则呈现出更为繁复，也更为灵活的多种可能。更何况，当今人们的审美观正趋向多元化。不仅读者，包括选家在内，都有着重点不一致。甚至极具差异性的规约和标准。一百年诗的星空，把充裕的空间让给了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诗。而作为被替代的用文言文写作的旧体诗，它们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际会中也曾经有过最后的辉煌，但这却长期受到了忽视。龚自珍无疑是封建末世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但因为他的年代超出了本书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入选。但是，从黄遵宪到苏曼殊，及于柳亚子和于右任，一批用传统方式寄托情怀的诗人，依然展示了这一诗体持久的魅力。新体和旧体在一个选本并存和交相辉映，乃是本书一大特色。一百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多变，给诗歌充填了过多的社会性内涵，尽管读者由此可以辨认出诗歌产生进代的浓重的投影，但编者仍然竭力在选诗中剔除那些有损诗意之纯粹性的因素，而保存真实的诗美承传。这是一种夹缝中的挣扎，不敢侈言成功，但的确为此付出心力。编者历来倡导独立的诗性原则，追求艺术的完美与纯净。同时也坚定地相信：诗人讲述的总是当代的声音，正因为它真切地传达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灵魂的颤栗与呼唤，他于是成为永恒。脱离了现实的关怀而追求久远，总是一种虚幻。虚幻并不是想象和幻想的同义语。在变得越来越抽象的诗美原则中，本书编者依然坚守如下的信念（而且相信这些信念将永不过时）：基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对于土地和公众命运的关切；丰沛的人生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聚合；充分的现实感和历史深度的交汇。当然，这一切的表达应当是诗性的，它断然拒绝一切非诗倾向的侵入与取代。一旦那些倾向进入了创作，便是诗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