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唱纯真年代，回眸沧海桑田。本书为汉英珍藏本。“你是谁，读者，百年之后读着我的诗？”——泰戈尔“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本身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爱他的原因了。”——印度人对泰戈尔的评价“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可以让我忘却世上一切苦痛。”——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泰戈尔的诗作是人类诗歌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他的诗里既有儿童的天真，母爱的温暖，又有对爱情的歌颂，对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暴行的痛斥，以及对宗教的信仰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泰戈尔的诗都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这本《泰戈尔经典诗歌》共收录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采果集》五个集子，集中反映了泰戈尔诗作的风格，以及他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泰戈尔的诗歌不仅是印度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至今依然为各国人民所珍视，在世界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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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凡尘的千年圣歌，震憾世间的百年经典。本书为汉英珍藏本。我想要确定，非常确定，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必须是我的最佳贡献。——纪伯伦纪伯伦的文字真是奇妙，它满足了个别心灵的不同需求，哲学家认为它是哲学，诗人称它是诗，青年则说：“这里有一切蕴涵在我心里的东西。”第年人说：“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宝藏。”——《芝加哥邮报》背对太阳时，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世上只有两大要素：美和真，美在情人心中，真在耕者臂里。人间的葬礼或许是天使的婚礼。我从健谈者那里学会了静默；从狭隘者那里学会了宽容；从残忍者那里学会了仁爱。但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老师并未心存感激。愿望是生命的一半，冷漠是死亡的一半。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在爱里一切都足够了。

在新世纪中国诗坛，有这样一群诗人：他们出生在1960年代，童年经历过饥饿、贫困，而生活又给了他们幻想的天地和无穷的快乐；他们初入诗坛之日，正是中国新诗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奋力搏击之时，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大厦，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与形式之变，草根与庙堂之争，传统与现代之论……他们无疑是21世纪中国诗坛最活跃的一群，他们的人与诗已不知不觉成为一种标志。“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旨在介绍这一诗人群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侧重于专题式的推介，以每人为一卷，预期出版雷平阳、余笑忠、哑石、桑克、刘洁岷等五卷。希冀站在一种宏观的诗歌史角度，让这些或激昂或平和、或形式出彩或内容出新的诗歌自己说话，从而记录诗人一路走来的足迹。该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中国当下诗歌创作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整理和推动，又能给读者留下一笔丰富而博大的精神矿藏。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本，系统收录了余笑忠先生迄今为止的主要作品。书前附有诗人生活照片二帧，书后附有“诗人简历”，以说明诗人生活与写作之基本情状。本书诗作中乡村风物比比皆是，每读一处，亲切的感觉总是油然而生。

在中国诗学的论域，除了出版过几本专著之外，这是我的第一个选集[1]。时间跨度有二十年之长，旨趣却无大的变化，其中关注的重心依然是：诗与思想的相通。我一直认为，中国诗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最高表现，是中国人文精神至美之花。我这个观点与一些朋友同事不大一样，他们更多地从文艺学、或史料文献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诗。从文艺学与文献学的方面，进入中国诗的研究，确是十分基本重要的工作，我绝不反对。我只是更要补充一个观照的维度，即中国文化心灵的维度。我相信，中国诗无论有多少复杂的变化，无论有多少历史的形态，其背后总有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我称之为“中国文化心灵”。在第一章里，考察了先秦时代的诗学，其实也是探索了中国诗的文化心灵早期酝育过程。尤其是如何经由宗教心灵而人文心灵的创造，又如何回应礼乐崩坏的危机。在第二章里，涉及六朝与唐宋一些诗学问题，看似片断零碎，其实也是着眼于唐宋诗型的文化意味，着眼于一个较大的文化诗学逻辑：唐宋诗学之转，是如何由一种浪漫高华的诗学，中间经过中晚唐文化危机的激荡，终归于人文心灵的重建。在第三章里，主要研究了同光体及其嗣响。时代社会发展的耀眼光芒，会将人文历史的其他努力遮蔽起来。诗的文艺性的发展，就会滑向熟与俗。药俗祛熟，就是诗的人文性。同光体的避俗、避熟，其宗旨是求古雅、求清新、求沉厚，背后是一个悠久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的尊严。而“以文字为诗”其实才是中国诗的大关键，“以文字为诗”的传统并没有复活，导致中国现代诗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整个躺在纸上。还有一个问题是情感、思想与诗的关系。宋诗派无疑更重思与诗。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已经讲得很好：“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陈寅恪在另一处亦讲：“士之读书治学，盖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只有情而无思想，必成俗情，必有桎梏。以上三章的内容，涉及三个大的时代，秦汉之交、唐宋之交、清民（国）之交。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即国族文化最感性的心灵，如何回应时代的危机。诗与思想的关联，由此而成一个学理的系统。然而作者学思历程与时代的痛痒相关，也由此而显露。二十世纪一件大事，正是中国诗（中国文化、中国士的象征）由摧残而毁灭、而渐渐复苏的时代，有多少云天苍凉、多少惊心动魄。第三章所以多论及陈寅恪的诗学，其背景正此一象征意义。诗学研读，于此获取真切的存在感受；而时代的人间情怀，又获取了历史人文的骨力与诗性心灵的浸润。这样来自历史深处，又回返自身存在的意识，就是我在本书中多次强调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即中国诗性在危机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意识。文化心灵的崇高与优美、挣扎与再生，都是题中之义。在最后一章里，还涉及到一些通论。有学生问，这里的工作其实非常具有“文化诗学”的意义，为什么我不用“文化诗学”这样的题目？我了解“文化诗学”是中国当代文艺学一个重要的创意，是关于与历史文化观相结合的一种文学理论的新论说。这种文艺学的特点是：关心对于文学、历史和文化的整体的、综合的观照，这种观照又有着相当浓厚的诗性色彩；同时，又不同于传统所谓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而是更富于个人意味的一种文论。对此我乐观其成。这样一种能够通杭于文学与思想之间的理论之筏，我也愿以自己的特色加盟。但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意识的基本缺席。[2]我以为，文化诗学主要回应的时代课题是：第一，文论的阐释力，如何与史论和哲学一样大，而又不失其文论的特性。第二，文论的资源，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如何重建文论的中国性？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透过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阐释，来张扬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文论。力图通过诗与文化意识的互动式观照，得到一种新的美学图景。本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考订者与叙述者，而喜作发挥。能否成立，尚有待于学界同行的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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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罕哈冉惠传》在蒙古英雄史诗中应占有怎样的地位？至今学界看法不尽一致，有必要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关于《罕哈冉惠传》这部史诗产生的时代，目前学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它当属于较晚的蒙古史诗，具体地说，是后人改变古老史诗，而产生的后期史诗。这种结论颇具影响力且值得研究。要谈论《罕哈冉惠传》产生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先将它放到世界史诗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察，然后再试对其产生的时代做出较为科学的推断。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蒙古英雄史诗是世界史诗中的一部分，它就不应游离于世界史诗之外而孤立存在。

《桐荫漫兴》作者有志于翰墨书香领域，有缘认识冯先生，深为先生之文人风骨而感动，遂应杂志之邀作了小文，以配图片报道，不枉对师的一份敬仰之心。先生一生成就斐然，从事学术研究：在1949-1999年中央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共和国50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研讨会’”中，其所著《冯济泉书法集》一书评为一等奖。所著《朝花集》、《澹园文稿》、《桐荫漫兴》早已出版。文著《论孔子思想学派及其儒家学说》、《试论汉魏六朝的选官用人》、《论赋体文学的发展衍变》、《所谓文起八代》、《所谓为书之道》、《中国书法史论》近百篇论文发表。合编有《文房四宝古今谈》、《当代贵州诗词选》、《历代爱国诗词》注释，对其师吴道安所著《郑子尹年谱》注释，长期从事整理、点校、编纂工作。多次参加海内外重大书画展览，获特等、一等荣誉金奖。其作品被国内19个城市举办过个人书法展和文化艺术等学术交流。作品及传略入编《东方之子》、《中华英杰》、《世界当代书法篆刻家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墨宝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现代书法》、《世界文化名人辞典》、《中国大文化英才传略会典》、《中国古今书法家辞典》、《天下名人研究》等辞书和典籍中。最近经中原书画研究院、中原书画报推荐报中国文联批准为《海峡两岸德艺双馨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艺术家》称号。经世界方化研究中心与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等单位组织国际评委评审，确定为国际荣誉金奖，享有“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称号。值得晚辈须勤于劳作，锐意进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