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素以诗歌发达著稱，诗人辈出，佳作如林，进入唐代中期，更呈现出面花齐放、争妍競艳的繁荣局面，其中李白和杜甫的成就尤为卓越，奇葩怒放，光辉璀璨，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突出现象。本书特点：古式线装－传承正宗宁代装帧工艺　徽墨印刷－光泽如漆，不油不漫，永不褪色　上下包角－每册图书均采用耿绢包角，精致而耐用　花绫封面－是历代皇家珍品藏书的专用品　耿绢签条－耿绢平纹丝织，细腻柔软，致密滑润。

《广陵诗事》，十卷，清阮元撰。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湖北道桥；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记载阮元之前有清一代扬州地方名士的嘉言懿行，有因诗以见事者，亦有因事以记诗者。《广陵览古》，七卷，清顾銮著，有嘉庆十三年刻本传世顾銮，一名顾谢吟，为清季江都人，其生卒年不祥。从该书的两篇序言来看，作者当为乾、嘉、道时期的学人，所著还有《周易名物述》三十二卷。《广陵鉴古》原系作者为塾课弟子而作的讲稿，书中对扬州地区人文故实采录甚祥，所涉时间则以元代为下限，对了解扬州的地方掌故有裨益。清人周长泰在序言中说：“是书出，可为名胜之记，考志之遗，雕今润古，绝非斤斤风云月露词章之为。”记载扬州地方人物与古迹，古迹分类编排，人物则以朝代相次，至元而止。间有顾氏考辨之语。

李白是我国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他的诗表现了唐代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并转向衰落时代的特点。首先，李白诗中反映了盛唐时期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信心，期望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经常以管仲、张良、乐毅、诸葛亮、谢安、鲁仲连为榜样或以之自许。他也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也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或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这些积极用世、奋发向上的精神，正是盛唐的时代精神。李白诗中表现了强烈的反权贵意识，也有着明显的否定功名富贵的思想。他诗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豪气横溢的诗句结尾，千载之下，使人们也不难领略其英风豪气。杜甫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任华称他“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显然，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又希望保持独立的人格，不愿向权贵“摧眉折腰”。这大概正是古代“诗穷而后工”（欧阳修语）和“文章憎命达”的原因。保持独立人格是取得创作成功的基本前提之一，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又是保持独立人格所必须做到的，这是古代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都“穷”、都不“达”的缘故。从李白身上，人们自不难联想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其三，是李白对祖国山川异乎寻常的热爱。李白半是仙人、半是侠士的豪迈的诗人性格也只有借祖国壮丽山川才能极好地得到表现。他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那“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庐山；那“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的天姥山；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那“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清溪……或雄伟壮美，或光明澄澈，均折射出诗人高尚的品行与人格，也写出了诗人的审美情趣和对高洁、光明的追求。李白时时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系之于胸：他的《远别离》中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忧虑；《蜀道难》中对“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担心；他对“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抨击；他《古风》诗中以“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的诗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反之，他对普通的劳动人民，如炼铁工、酿酒叟、五松山下的老媪以及一个没有地位的朋友汪伦……都一往情深，无半点傲气。安史乱后，他的诗笔更直接反映战乱的现实：“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晚年应永王璘征召，也许也与其“拯社稷，救苍生”的愿望一致。李白的诗从各个不同侧面表现盛唐气象，也揭示了其存在的严重危机。然而，李白诗中也存在一些糟粕，宣扬“人生得意须尽欢”、人生如梦、求仙学道的内容，这些并不可取。李白诗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之成为中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李白诗“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李白诗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纵横飞动。贺裳说：“太白胸怀高旷，有置身云汉、糠粃六合意，不屑屑为体物之言，其言如风卷云舒，无可踪迹。”（《载酒园诗话》）李白诗将屈原、庄子的艺术风格融会为一家，从而形成一种雄奇、飘逸、奔放的风格，其诗运用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高度的夸张等修辞手法，形成一种掀雷挟电的夺人气势，令人折服。他的一些代表作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等诗作中，常运用飞动的笔触，把现实与梦幻、想象结合在一起，或升天，或入地，把时间、空间的界限也都打破，或“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或“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或“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的结构也很少平铺直叙，而是跳跃跌宕，大起大落。他的一些名作尤其能体现这些特点。如《将进酒》、《行路难》等篇尤为如此。李白诗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自然而不雕琢。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已论及。贺裳说：“太白高旷人，其诗如大圭不琢，而自有夺虹之色。”（《载酒园诗话》）乔亿亦云：“试阅青莲诗，如海水群飞，变怪百出，而悠然不尽之意自在，所以横绝高绝。”（《剑溪说诗》）李调元更明白指出：“李诗本陶渊明，杜诗本庾子山。”（《雨村诗话》）也有人借用李白自己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来称赞其诗的语言风格，其实这也可归结为“自然”。稍举他的两首小诗便可见一斑。其一为《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FJF〗纚〖FJJ〗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如《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而他的一些名篇如《静夜思》、《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也均如此。李白的乐府诗、七言歌行，均有歌谣的特征。李白诗不仅浅近自然，且语近情遥。李白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乐府诗，其现存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他沿用乐府旧题，在传统规定内加以变化。“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扩大题材，改换主题，恰恰相反，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性格的基础上，沿着原来的主题、形象、气氛、韵律向前发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这题目写深、写透、写彻底，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境地，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郁贤皓《李白选集序》）李白的歌行体诗共有八十余首，其中也有许多杰作，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等，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冯班曾指出：“歌行之名，本之乐章，其文句长短不同，或有拟古乐府为之，今所见如鲍明远集中有之，至唐天宝以后而大盛，如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鲍明远，其语尤近古耳。”（《钝吟杂录》）管世铭也说：“李供奉歌行长句，纵横开阖，不可端倪，高下短长，唯变所适。”（《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冯、管二位的论述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李白的歌行体诗中，均采用长短句式，纵横开阖，更近于古。李白歌行更能于“其豪放中别有清苍俊逸之神气”。（朱庭珍《筱园诗话》）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内容广泛，非作于一时一地，而体制相同。诗以咏怀为内容，其中包含指斥朝政的腐败、感伤自己的遭遇、咏史和游仙等等。高曾指出：李白“《古风》两卷，皆自陈子昂《感遇》中来，且太白去子昂未远，其高怀慕尚也如此。”（《唐诗品汇》）沈德潜则说：“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唐诗别裁集》）这些作品更多继承了风骚传统，而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缠绵往复，每多言外之旨。李白集中也有八首七律，有一百一十首五律。李白生活的时代，五律早已成熟，七律才趋于定型。李白的律诗大致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创作情况。有人认为李白不喜束缚，故集中七律甚少，这种解释并不成立。七律的束缚并不比五律严很多，李白集中有百余首五律也是明证。七律到杜甫漂泊西南的一些诗作中才完全定型，李白及同时代的崔颢等人的七律均不十分工稳整饬，即便基本符合，也多属暗合。李白律诗成就很高。田雯说：“青莲作近体如作古风，一气呵成，无对待之迹，有流行之乐，境地高绝。”（《古欢堂集杂著》）对其五律，古人尤多嘉许。吴乔说：“太白五律，平易天真，大手笔也。”（《围炉诗话》）管世铭说：“太白五言律，如听钧天广乐，心开目明；如望海上仙山，云起水涌。又或通篇不着对偶，而兴趣天然，不可凑泊。常尉、孟山人时有之，太白尤臻其妙。”（《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三人对李白律诗的论述是公允的，其长其短，均言之中肯。太白绝句仅九十三首，其中五绝四十八首，七绝四十五首。胡应麟指出：“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又说：“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七言绝，太白、江宁为最。”“五七言（绝）各极其工者，太白。”（《诗薮》）毛先舒则指出：“七言绝起忌矜势，太白多直抒旨畅，两言后只用溢思作波掉，唱叹有余响。”（《诗辩坻》）今人对李白绝句之论述大致也不出以上范围。各种唐诗选本，选李白绝句均较多，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仅七绝即选李白二十一首，孙洙《唐诗三百首》选李白绝句八首，与王维、杜牧相当，位居第一。在脍炙人口的唐人绝句中，李白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又属流传最广的篇章。“床前明月光”的诗句常常是“呀呀”学语的儿童接触的第一首唐诗。李白将我国古代诗歌艺术推上了顶峰，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李白身前就享有盛名，身后更赢得极高的评价。李阳冰《草堂集序》称：“千载独步，惟公一人。”吴融《禅月集序》谓：“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郁贤皓《李白选集序》指出：“唐代韩愈、李贺、杜牧都从不同方面受过李白诗风的熏陶；宋代苏轼、陆游的诗，苏轼、辛弃疾、陈亮的豪放派词，也显然受到李白诗歌的影响；而金元时代的元好问、萨都剌、方回、赵孟、范德机、王恽等，则多学习李白的飘逸风格；明代的刘基、宋濂、高启、李东阳、高棅、沈周、杨慎、宗臣、王登、李贽，清代的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对李白非常仰慕，努力学习他的创作经验。”近现代以来，李白更不仅为东洋人熟知，也为西洋各国广为推崇。李白的诗，成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之一。

暂缺简介...

李君树喜将历年的诗词选辑成集，命曰《杂花树》。一是切合自己的名字，二是切合写作的意趣。树喜

该丛书包括古诗、成语、三字经3册，每本书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图，画面色彩鲜艳，造型可爱。图书可让儿童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知识开阔视野。

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 “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知识视野愈来愈偏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数大学生出去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旅美渡金风气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60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作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作笔记。听课当然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课室赶到那个课室，为的就是不想漏过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自鸣得意起来。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本书的第一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一问一答以“对话式”的文体写出来，我因教学事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名牌大学作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知识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不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笔，把事无巨细反复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写我讲书（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辞，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

《天籁集》不仅是研究元代前期词的一部重要着作，而且是研究白朴生平、思想、学识、文风等方面的着作，《天籁集编年校注》结合散曲、杂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校注。《天籁集》版本据现有材料来看，应分刻本和钞本二类，刻本方面，曾有（一）元至元丁亥廿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后王博文序刊本，今失传；（二）明洪武丁巳十年（一三七七）孙大雅序刊本，今亦失传；（三）清康熙庚辰三十九年（一七○○）朱彝尊序，杨希洛刊二卷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四）清光绪壬辰十八年（一八九二）王鹏运据杨希洛刊本刻《四印斋所刻词》二卷本；（五）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一九○五）吴仲熙，缪荃孙以杨刻本与丁丙钞本合校刻二卷本，即《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六）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排印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本钞本方面，曾有（一）清康熙年间曹寅藏传钞明洪武丁巳刊本，今存北京图书馆；（二）清乾隆壬辰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纂修《四库全书》本；（三）清乾隆年间朱筠结一庐传钞二卷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四）清赵氏小山堂传钞二卷本，现存北京图书馆；（五）清丁丙藏传钞二卷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六）清缪荃孙传钞本，现存北京图书馆；（七）萧山王宗炎手钞本，未见；（八）朱彝尊校旧钞本，未见；（九）石莲室（吴仲熹斋）钞校本，未见；（十）朱士楷藏旧钞本，未见；（十一）旧钞本，未见；（十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钞本，为解放后（一九四九）过录本此次校勘，以唐圭璋《全金元词》为底本，以《九金人集》本对校，参以《四库全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择善而从，不单出校记，有异文者，附见于注释之中。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但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支点！对于孩子来说，传统的学习古诗的方法即靠死记硬背，而本书则根据他们逻辑思维差、形象思维较好的特点，将快速记忆法引入古诗，再加上形象生动的插图，为记忆古诗找到一条捷径。“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记忆古诗，培养小不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记忆技巧，这才是本书最根本的宗旨。本书根据国家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篇目精选了近百首古诗，难易适中，针对性强。特别是书中介绍了十五种记忆方法，同时配以生动有趣的插图，让小学生在快乐学习古诗的同时，轻松掌握并熟练运用这些记忆方法，最终形成一种学习能力和记忆素质。<

《唐诗三百首》是旧时家塾课本，共六卷，选唐诗三百零十首，由蘅塘退士辑于清代乾隆年间。后由四藤社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分体编排。该选本偏重生活及个人情怀的描写，其中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宋词三百首》据疆村（朱孝臧）选本为底本，另以词牌分类，并据《词学全书》添加词牌简介。因疆村本多选周邦彦、姜夔等派作品，故另据明代毛晋辑《宋六十名家词》及清末江顺治辑刻的《宋元名家词》等补入所遗宋代名家词百余首，以其囊括宋词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品。《元曲三百首》据元代杨朝英选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及《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为底本，同时补入《梨园按试乐府新声》部分套数、小令，依照曲牌进行分类，并添加了曲牌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