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文化散论》是一本新诗论文集，收录的十六篇新诗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已有二十年。其中大部分曾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不和论文还被人大文献资料中心《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全文转载或摘录介绍。论文的许多内容先后在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专题（诗歌部分）》、《新诗美学》、《文化新诗学》、《戴望舒研究》、《新诗讲座》等新诗课程上讲授过。所收文章粗略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十来篇文章大体研究的是新诗与文化关系的一些重要领域的问题。第二部分收了两篇谈新诗批评方法论的文章，是对文艺界“方法论热”的一种呼应。第三部分的两篇文章是参加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时提交的学术论文，可以算作是“诗人论”。

古代中国，曾是一个极其重视诗歌，从而诗歌创作极其繁荣的国家。而在其漫长的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毫无疑问是唐代。诏诗流传了一千多年，保存到今天的还有四万多，将近五万首。这个数字听起来也许还不算特别惊人，但是唐诗的水平之高，唐诗的动人力量之深，唐诗的集中代表一种时代的风气，以及鲜明突出地反映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这是任何其它时代的诗歌所无法与之伦比的。唐代诗歌广泛、细致、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上至帝王宫闱，下至芒村野巷，中及贵族府第、战场宫营、歌楼酒肆、内陆连漠、神仙侠客、道士僧尼，一切都无所不包。唐代近三百年的重大事件，诸如宫廷改变、对外用兵、军伐叛乱、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外族入侵、宦官专权、农民暴动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鲜明的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侧面、各种活动情景，诸如游宦、从军、山水、田园、宫怨、闺思、悼亡、赠别、咏杯、游仙，没有一样不在诗歌里被表现得酣畅淋流。前人创造出来的一切形式，诸如乐府、古诗、律诗、绝句、五言、七言、杂言，到此没有一样不被得心应手地接过来、用上去；而一切又都是被使用得那么和谐，那么自然，那么驾轻就熟，顾盼生辉。

勃兰兑斯和韦勒克曾先后明确表示，要写以文学英雄为主体的文学史，但在具体操作时，却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将个体情状与群体风貌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学界，蓝棣之在其专著《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也如此实验过。作者认为，比起以往的、实际上至今仍在盛行的、一般性地描述文学群体风貌的文学史来，这已是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只感兴趣于文学史中的“英雄个体”，而对那些由文学凡夫堆积起来的“堆沙包”之类的所谓的文学史则表示出“兴”冷淡。大家想想，同属于人们常说的“自由诗派”里的胡适与郭沫若，“象征诗派”里的李金发与戴望舒，“格律诗派”里的朱湘与徐志摩，“九叶诗派”里的穆旦与郑敏，“七月诗派”里的曾卓与牛汉，“朦胧诗派”里的北岛与梁小斌，他们的风格各异，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诗歌特色，但习惯上人们却偏好把他们放在一起，强调他们彼此问淡得几乎没有的文学共性，这又是多么的勉强和乏力啊！文学是非常强调个性的东西。张扬文学个性并保持其原貌才是文学史写作的真正使命。所以，从根本上，作者厌恶只一味强调“流派”、“群体”、“集团”之类的文学史。作者总固执地认为那是些不痛不痒的“大路货”。谢冕也将其蔑称为“一般性著述”。由于疏于对文学史事的细读，人们总是无鉴别地“前接受”文学史上的一些“定论”，并将其作为自己逻辑思辨的起点和依据。殊不知，这些“定论”其实是文学史家与其置身的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间“合谋”的结果。比如，人们一提到胡适，就会乐此不疲地谈论他的《蝴蝶》、《鸽子》之类的半文半白的白话诗，并认为它们就是胡适新诗写作的经典，还习惯地推导出以胡适为龙头的白话诗写作的幼稚，以之证明新诗永远在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你重新通读胡适的白话诗，就会发现：他本人最喜欢而一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遮蔽的《十一月二十四夜》，是多么好的一首白话诗啊；进而，如果你选出它来作为胡适白话诗写作的经典，将会得出白话诗写作成就较高的结论。这表明，重新选出新诗经典，重新勘定新诗史的版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出发，才能推动我们沉重的、早已休眠了的文学史思维，彻底打破如北岛所不屑的文学史写作惯用的伎俩——“危险的平衡”，恢复文学史原本就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文学史是由一个个文学英雄共同创造出来的。作者的这本小书就是以一个个诗歌英雄为主体，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新诗的主流状貌及其流向；以个人来呈现主流，而非以主流来附带个人。它与现今不少有识之士强调文本细读异曲同工。在撰写诗歌史时，我们应该着力于“诗人细读”，只有这样方能回到诗的历史现场及其主体，重现诗歌发展历史的原貌和脉络，揭示其真相。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所选择的诗歌英雄与作者对新诗的读解和多年来培养的诗歌趣味密切相关。书末附录两篇文章的用意，一是为了进一步突现本书文本细读之特色，一是为了弥补本书在选择对象上的欠缺。

纳兰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清代著名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诗文均工，尤长於词。辑有《全唐诗選》和《词韵正略》。著有词集《侧帽集》和《飮水词》。诗，徐乾学综合編纂其诗、词、文、赋成《通志堂集》。其词作“缠绵清婉，为当代冠”又思想深沉，风格清新，抒情益状物不落窠臼，别开生面因而他的词集问世后，曾形成“家家争唱飮水词”的局面。纳兰词地真纯、自然、深婉、凄美。王国维在论及纳兰性德时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習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不仅指出了他在中国词壇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概括了他的个人美术风格。本书所收词作壛選自陈乃乾辑《通志堂词》，并参考其它版本，对其中个别字进行了修改。计收词两百零三首，配图二十七幅，精心編排，双色套印。

多年来作者一直注意寻求清人所写的关于西藏的诗词，尽可能地把它们全都搜集到。作者从8种不同的典籍中，遴选出23位作者的216首诗词，编成这本《清人咏藏诗词选注》。这些诗词，极少纯文人作品，大多是军政官员业余所制，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不同程度的具有史料的或文学的价值。这23位作者所留下的具有西藏特色的诗篇，或许可以聊补西部边塞诗的一处空白。由于历史的局限，有的诗中称藏族为“番”为“蛮”，有的诗宣扬“皇恩”，这是无法苛求于前人的。这些作者不是以诗著称于世的，因此从艺术的角度看，大都不能同唐代的边塞诗相比。这也是不能苛求的。

词学极盛于两宋，读宋人词当于体格、神致间求之，而体格尤重于神致。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神致由性灵出，既体格之至美，积发而为清晕芳气而不可能掩者也。近世以小惠侧艳为词致斯道为之不尊；往往涂抹半生，未窥宋贤门径，何论堂奥！未闻有人焉，以神明与古会，而搜集择其至精，为来学周行之示也。疆村先生尝选《宋词三百首》，为小阮逸南馨诵习之资；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夫浑成为遽诣极也，能循涂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闳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沂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之学。

或者是方子，或者是刘霞，或者是阿B，或者是东彦，或者是刘博，或者是潇潇，或者是丹丹，或者是白荷，或者晓红，几个不喜欢名存实亡的女人几个好好生活天天向上的女人，那么一天的早晨，那么一堵斑驳的城墙后面，那么几声零乱而有秩序的啼哭声。有关干草部落的故事就这样晾晒于阳光之下。而诗歌竟然是个无法舍弃的情人。那么醒来的千草是否可能毫不羞涩地招摇在喧沸的风雨之中呢？由诗人方子率领，刘霞召集，阿B倡导的干草部落2003年春天以尖叫的方式落定在城市的一隅。她们以尖叫的方式寻找温暖和生存的勇气。她们在土壤之上搀扶着诗歌妖艳地走来走去。不要躲闪，她们不过是干草而已，她们仁慈的怀抱中诗歌正在以婴儿的姿态放任的哭喊。她们以摇摆之后的坚定情绪捍卫诗歌的家园抑或干草部落她们以干裂的声音在喧嚣之外捍卫自己的心情。诗歌，使她们相聚的理由进一步的饱满起来。

泰戈尔一生写了近两千首诗歌，出版了五十部诗集。本书选收了他最负盛名的《故事诗》、《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和《飞鸟集》等佳作。这些诗有的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有的歌颂儿童的天真无邪；有的则像格言警句，使人从中得到感悟和启发。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向》、《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柳永是两宋第一个全力作词的作家。他以赋为词，变旧声为新声，大量创作慢词，对词在形式上的发展和内容上的拓展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本书以创作时间先后为序，对柳词精华一一题解、注释，其中汇聚了不少关于柳永其人、其作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为一柳词的优秀普及读本，而且代表了目前柳词研究的最高水平。本套古“典诗词名家”系列丛书是中华书局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此次出版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十多名专家学者共同编撰。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