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打坐》是张远山的第一本诗集。在此之前，我读过了张远山的诸多思想随笔。我得说，张远山的随笔深深地打动了我。有人说，张远山是真正得鲁迅和王小波精神真传者和孤独的使徒。这话我服气，服气的原因是我读了其《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和《寓言的密码》。我曾把张远山的文字比喻为“品貌兼备”，至今我也觉得这词汇用得不错。与《独自打坐》出版的同时，张远山还出版了另一部书，叫《汉语的奇迹》，后者是一部当代诗歌的解读集。张远山在《汉语的奇迹》中解读了我国现代诗中的顶尖之作，用出版者的话来说，是“完美地展现出汉语所能达到的瑰丽境界”。我得说，张远山所欣赏的这些现代诗是蛮有水准的，他对这些诗的解读更加展示了张远山对于汉语及汉语中的诗歌独有的鉴赏力。可以说，对于别人写的诗歌及其诗作的诞生的心理渊源，他好像比诗人本身挖掘得还透彻。张远山哲人般的洞察力在此处也有了用场。这真让我感到惊奇。卢卡奇曾说：“今天，为了能制造出一张像样的桌子，就必须具备米开朗基罗的建筑学天才。”张远山的诗歌让我想到了这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张远山早就拨开了人生浅显层面的浮云，而对于人生深层的千奇百怪的事物有了游刃有余的洞悉与开垦。这使得他得以站在文字的高山上，建构他所感知的脚下的世界。这种建构起的文字是耐人寻味的，包括他的诗歌。张远山的诗歌意境是厚重的，它抛弃了诗歌这个体裁极易采用的肤浅抒情的方式，分行的句子中间充盈了对人生、对爱情及世间一切事物的独白与追问。尽管这些东西原本就没有答案。这就使得张远山的诗歌比诸多诗人的诗作有了生命的重量。这样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我就几乎在春天的门口／过早地唱起死的颂歌”（《歌》）；“我们有的是钟表／钟表有的是时间／也许会有一只小船／能够载我们安渡余生”（《到对岸去》）；“小鸟站在我的肩上／太阳站在你的肩上／流浪是城市的永恒渴望”（《流浪是城市的永恒渴望》）；“如果冬天的死神是春天／四季还是一个循环游戏／那么春天岂能万寿无疆”（《命运》）。张远山的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有浓重的哲学意味，这很容易让我想起他的随笔。在读他的一些随笔的时候，就有一种诗意在里面。哲学的思索同样也是张远山诗歌的一个特征。“存在一些存在的事物／也存在一些不存在的词语／存在的事物有待于命名／然后消失／仅留下词语／不存在的事物也有待于命名／……／我们不是事物／我们不是词语／我们是命名者／我们存在于事物与词语之间／我们飘荡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命名》）“远远的青山是一种挑战／山不会向你走来／你只能向山走去……／你终于走到了山的脚下／不必跪下／你也知道自己的渺小”（《远远的青山》）“生命的起点一个人哭／生命的终点许多人哭”（《礼拜天》）。张远山的爱情诗也让人在意。看得出来，书中的爱情诗是张远山早期写就的，其间的真诚却跃然纸上。“疯疯癫癫到最后失却了你也没有什么／只是害怕你夜夜袭击我的梦境／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为你死了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得承认，这样有分量的爱情诗并不多见。《独自打坐》共分三辑，第三辑“废墟上的太阳”显然占据了足够的篇幅，这一辑的诗歌以长的组诗构成，我以为，它们最能表达出张远山诗歌的特点——远古、上帝、废墟、太阳、天灯、祖先、灵魂、饥饿……词与词纠缠着、叫喊着、挣扎着、飞翔着、推挡着，粗犷的组合里透露出灵魂的细致，看似惺忪的文字却鲜艳四射。正像张远山所说的，“用整首诗中的词与词、句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提示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这使我想起卡夫卡所形容的：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而不是鸟儿逃离笼子。张远山就是一个思考“笼子”的诗人，而不止是一只仅会飞翔的鸟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一点难道不是重要的吗？我得承认，文化与厚重固然成为张远山诗歌中可贵的组成部分，同时却部分地成为其诗意的破坏因素。这真是一个悖论。张远山的诗歌中，词与词之间，理性与博大的意象衔接得过于稠密了，它部分地破坏了好的诗歌所应有的轻灵与音乐性。我固执地以为，诗歌如若缺少轻灵，就如同歌曲缺少了婉转。得当的婉转是一种看似笨拙的简单，却是一种干净的简单。这其实是一种技巧，一种不知不觉的技巧。这种技巧是靠严谨的积累来取得，是一种超越了复杂过后的一种简约。当然，这种瑕疵遮挡不了张远山的诗歌所散发出的光芒。有一个成语说是“瑕不掩瑜”，用在这里是合适的。歌德曾说：知识渊博是一回事，而判断正确则是另一回事。此言极是。我想，作为哲人的张远山和作为诗人的张远山，他确实同时具备了这两种品质——知识渊博而又判断正确。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同时把这两种品质赠给同一个人的比率真是太罕见的。当然，出现这么一个人的结果，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是有福气的——在这个有些滑稽的世界上，我们庆幸地倾听到一种智慧的声息。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进位晋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继承晋统者，东晋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当时偏于关中一隅的晋愍帝尚在世间，故而未正式称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马睿继帝位，史称晋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禅位于刘裕而宋朝建立，东晋共历十一帝，延祚百余年。本书所谓“东晋诗歌”，与上述历史范畴的东晋概念稍有出入，实以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为冠，而殿以晋宋之交的谢灵运。郭璞虽身历两晋，但其主要活动和诗歌创作发生在过江以后，早起檀道鸾、刘勰等人，已明确将其归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牵入刘琨，一方面因其现存诗篇均作于两晋之际，颇能反映东晋建立前后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刘勰、钟嵘等将其与郭璞并提，视为江左诗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论者多沿其说。至于创作实绩多在刘宋建立后的谢灵运被包括在内，则鉴于其在晋宋诗坛玄言山水嬗变历程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王瑶先生论述东晋诗歌流变时，就把谢灵运作为主要对象之一。①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演变历程，从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等人的简要评述中可以一窥大略。但终因他们多语焉未详，加之相关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别是玄言诗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故而难① 见其《玄言•山水•田园一一论东晋诗》一文，载《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免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这种情形致使探讨有关问题时，聚讼纷纭的现象屡见不鲜。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看出如下两大特征：其一，对于这一时期诗坛主潮发展演变历程，尚缺乏通贯性的研究。像王瑶先生《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那样既注重深究具体问题，又研析诗风流变的成果似不多见。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之类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诗史时，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郭璞、陶渊明等人身上，对东晋玄言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则注意不够，往往给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间过略的感觉。其二，与通贯性研究相较，围绕具体作家或专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主要体现在老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新课题的不断发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诗》的主旨、玄言诗的起源与发展、陶渊明其人其诗、山水诗起源等问题时有成果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比如联系玄学思潮以探讨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与诗歌风貌，从佛教影响的角度探涉有关玄言诗、山水诗问题等。山但这类研究尚处起始阶段，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未尝少见，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仍很迫切。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拟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于尽力把握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突现其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努力揭示其嬗变之因。同时，着力研究具体问题，就一些争议颇多的疑难现象提出一己之见。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书在总体构思与结构安排上，采取了点、线并重的模式。以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主潮为序，串联起若干具有专题性质的章节。务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浅尝辄止。与此相应，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不苛求行文体例的统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论题，视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决定切入点的选择与用墨多寡。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优秀的唐诗选集。这部选集中的唐诗，在体裁上，众体兼备，涵盖了古诗、律诗、绝句和乐府四种基本体式；在内容上，全面博大，感怀、军旅、酬答、送别、爱情、友情等各种题材均不偏废；在艺术上，风格不一，或清秀，或典雅，或明快，或绮靡，或雄浑悲壮，或哀婉优美，各有不同，异彩绘呈。在时间上，跨度很大，从初唐到晚唐，各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均有所录。《唐诗三百首》“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录成一编”，在基本反映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尺幅千里，极大地满足了许多读者的阅读口味和欣赏要求，以至刊行以来，“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精选唐代70余位诗人250篇绝句，分为七绝、五绝和六绝三部分。诗作者有千古闻名的大诗人，如李白、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也有默默无闻的小诗人，如无名氏。所选作品力图体现唐代各个时期绝句的风格和特色，即有历代传诵的名篇，也有历代选家忽略的佳作。书中对每个诗人及其绝句，都有概括介绍，每首绝句后面都有浅显的注释和说明。读者通过对此书的阅读，能对唐代绝句的发展及其艺术成就和各种风格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本书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更可供学生课外阅读，以增加文学修养。

本书是以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并吸收评审和参加答辩会专家的意见增删、修订而成的。杜甫人格伟岸崇高，诗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诗歌史、文化史上永远之丰碑，然其生平坎坷，一生啼饥号寒，伤时悯乱，忧国忧民，笔者心深爱之。然而，爱好不等于能够研究，更何况杜甫研究自古称“学”，硕果累累，千家注杜，蔚为大观。因此，笔者选择杜甫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博士论文题目，自然有不自量力、力不从心之感。但是，在中国诗史甚至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研究中，如果避重就轻，绕开了杜甫，很多问题、很多现象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因为杜甫诗歌确实是中国古代诗史发展的顶峰，是既“集大成”又“开诗世界"的重大转关，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成就与特色的现实表现（最近出版的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就是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角度研究、总结李、杜诗歌成就的开创性著作）；就杜甫研究本身而言，不少问题也有待于深化，比如杜甫的诗歌创造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歌史的发展为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艺术经验，有鉴于此，本文就试图将杜甫诗歌活动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流变、诗史运动中作综合考察。这种研究论题还涉及如何确认影响关系、如何解释作家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等文艺学命题，而现有的有关研究理论与模型，如传统文学研究通过寻找字句出处以确认影响关系、当代文艺学对于作家继承与创新关系大而化之的解说等，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时缺少深刻的解释力，这就更增加了此项课题研究的难度。由于个人学养、才力以及时间之不足，目前提交的是个人读杜、研杜的一点心得而已，是笔者奉献给诗人杜甫的一瓣心香。笔者殷切地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笔者想这不仅对笔者个人是一种帮助和提高，也是深化笔者们共同深爱的诗人杜甫研究之需要吧。

本书分为思考与追求、理解与阐释、书话与札记、笔记与杂感四部分内容。收入“翻译的得与失”、“精彩，并非译文惟一的追求”、“素诗体的移植”等文章。

《全清词：顺康卷（套装共20册）》收录的为清代顺治和康熙两朝年间的所有词作品，以词人生年为序编排，每家之前均有作者小传（包括字号、仕履、著述等项）。

这部新著的主要内容是，从现代性的理论视野，重新分析“五四”时期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三大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现代性实际包含着“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不相同的内容，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则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本书作者对科学主义理论视角的选择，表明他更注重于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变，置于历史现代性而不只是审美现代性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因此，他更关注的是文学思潮变迁的历史语境这一外部因素。也就是说，本书所侧重的“研究模式”，是一种“外缘模式”；这也意味着，作者所选择的突围路线，是一条“外缘路线”。

这个集子收录了作者最近20年来所写有关现代文学艺术方面的回忆或记载33篇，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反映出这一时代文坛、艺坛的风貌。大都以人物为主线，也有的仅写一部作品的诞生过程或问世后的遭遇，从实际出发，写作者所见所闻所知，文章的体例并不是十分统一。尤其《胡適与元杂剧、明清传奇》一文，缺乏形象思维，比较接近论文，但是胡適与元杂剧、明清传奇之关系，70年来，从未有人对之关注，所以作者辑集时决定收进此文，填补此一不应存在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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