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年（1691），纳兰性德好友张纯修在扬州刻成《饮水诗词集》，张纯修刻本，世称“张氏刻本”或“语石轩刻本”，凡五卷，即《饮水诗集》上下二卷、《饮水词集》上中下三卷，共收诗204首、词303阕。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或细黑口，左右双栏。笔画精雕，用心可鉴。此本流传绝罕。纳兰性德才华艳发，气质上多受汉文化影响。虽曾有积极用世的抱负，却更向往温馨自在、吟咏风雅的生活。他的诗词把原属个人的哀怨融扩为带有普遍性的人性抒发，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三百年来，尤其近百年来，他是拥有读者*多，影响*大的清代词家，他也是中国古代zui杰出的词人之一。此次以北师大图书馆藏张氏语石轩刻本《饮水诗词集》高清原色复制，令珍本真身化为百千，纤毛毕肖。

《陈东东的诗/蓝星诗库》作品一部分为其写作三十五年来精选的九十首短诗，另一部分为三组“连行诗篇”。

《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本书根据曾国藩的家训、家书等史料编辑加工而成，从为人处世、从政治军、谨守家风、保养身心几个方面分类，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翻译、评析。 在介绍曾氏家训内容的同时，重点引导今人借鉴吸取有益成分。本书适合史学研究人员参考学习。

《唐李问对》共分3卷。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对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名称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八阵本是一阵，临阵对敌时，出于变化制敌的需要，才散成八阵，战斗结束后，又复归为一阵。其中天阵、地阵的名称来源于旗号;风阵、云阵的名称来自幡名;龙、虎、鸟、蛇四阵的名称则本自队伍的分别。后人出于误解和以讹传讹，才将其误认为8种事物。其实在实际战斗中，阵势的变化远远不止这8种。它还对楚国和中原各国车兵编制的差异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车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组成，分为3甲，每甲25人。楚国每车一乘由150人组成。这是因为楚国地处丘陵和江河湖泽地带，车少而人多。

《笑林广记》是中国笑话集，又名《新镌笑林广记》。此书作者"游戏主人"编成， 游戏主人并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清代的一批文人。《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 此书分十二部，每部皆有其独特主题。一古艳（官职科名等）、二腐流、三术业、四形体、五殊禀（痴呆善忘等）、六闺风、七世讳（帮闲娼优等）、八僧道、九贪吝、十贫窭、十一讥刺、十二谬误。而这种分类的方式并非绝对的，只是为了整理并将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归类罢了。

《大戴礼记》，亦名《大戴礼》、《大戴记》。前人据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所引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之语，多谓其书成于西汉末礼学家戴德（世称大戴）之手。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推翻传统之说，论定成书时间应在东汉中期。它很可能是当时大戴后学为传习《士礼》（即今《仪礼》前身）而编定的参考资料汇集。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着的贡献。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谈艺之作比较起来，广综约取，不芜杂、不琐碎，发微阐妙，不玄虚，不抽象，精简切实。《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熙载认为文学是"心学"，是作家情志即"我"与"物"相摩相荡的产物。所以论文艺贵真斥伪，肯定有个性、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按实肖像"、或"凭虚构象"。并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辩证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由于把握艺术辩证法，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层，高出一头，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他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他对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不"着于一偏"，强分轩轾，其长处与不足都如实指出，如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谐拗、淡丽等等。刘熙载认为文学"与时为消息"，重视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他还把作品的价值同作家的品格联系起来，强调"诗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论词不囿于传统见解，推崇苏轼、辛弃疾，批评温庭筠、周邦彦词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约派词为"变调"，而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为"正调"。他的词论，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响。沈曾植称许他"涉览既多，会心特远"（《菌阁琐谈》）;冯煦谓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艺概》拈出作品中词句来概括作家风格特点的评论方式以及个别论点，都有所吸取。《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书屋六种》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刘氏另有《游艺约言》，与《艺概》同类。清代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书局印本《艺概》。此书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理论着作。共六卷。它的广博和慧深为后代许多学者所推崇，使得它成为一部古典美学的经典之作，而刘熙载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谈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认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并能够正确对待不同旨趣、风格的作家作品。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出"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淡丽等等。《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古桐书屋六种》本。

本书设置导读性前沿、原典、题解、注释、翻译、赏析或精讲、附录相结合的编纂体例。丛书特别重视经典现代价值的阐发，力求融优美文字、原典精神、全球意识、当代审美为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