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兰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本书系对冯友兰“新理学”哲学思想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在揭示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创新性及其现代价值等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山西教育出版社前身是山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1989年6月由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1990年5月开始独立运营，以教育类图书和文史图书为主要出版方向。本书通过对文学与历史的结合部的研究，寻找文学发展的脉络。本书以年代为经，文学现象为纬，对元代文学家的活动作了相应的观照与探讨，使元代文学的不同体裁、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的位置，并遵循史著的纪传互见，尽量使人物、事件头绪清楚可循。

《响箭文艺批评丛书》首辑收录熊元义的文集《眩惑与真美》、黄永林的文集《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和王泽龙的文集《反思与重构》共三本。王泽龙的《反思与重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近2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重新思考。王泽龙指出它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现代文学的文化史论、进化论、现代性、经典性等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观念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观念成为了文学史研究的主导观念与重要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现代性成为了一种对立的文学史观。他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体现出的二元对立论的观念局限。在对长期形成的二元对立文学史观反思基础上，王泽龙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欣赏导引》以文学鉴赏的角度、文学鉴赏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意义把握、文学语言的品味、文学技巧的认知等问题作为内在线索，以诗文、小说的具体赏析为主体，选择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引导学生仔细阅读、精心品味，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把握各种文学文本类型欣赏的基本规律，从而激发学生对文学美的好奇心、惊奇感，培养学生强烈的文学兴趣和初步的感悟能力，帮助学生逐步改正文学欣赏中的不良习惯，培养起良好的审美心态和较为纯正的艺术趣味，尽快完成由中学语文学习到文学专业学习的过渡与深化，也为进一步学习文艺学课程奠定基础。教材将文学鉴赏及文学文本的常识性知识融会在具体文学文本的解析和鉴赏之中，在叙述上尽力做到可接受性与新颖性、亲切性的恰当结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本教材适合高等院校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使用。

这本《世界文学速查手册》是彩色速查手册系列丛书的一种。编者以“运用小篇帽，讲述文学史”为理念，遴选世界历史上极富影响、极具个性且在大众传媒中出现频率较高的350多位文学名人、50多部名著和近70个文学流派，按欧美、亚非两大部分进行编辑，并辅以近1000幅与文字内容相契合的精美图片，将文学名人，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的成就和影响简明而具象地呈出于读者面前。本书力图通过科学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以及丰富多彩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使读者在快速获取文学知识的同时，轻松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审美感受，不仅是一本帮助青少年和普通读者了解世界文学的理想工具书，还是一本为专业人士提供信息的图片资料库。

路善全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20世纪文学风貌十二讲》（以下简称《十二讲》），从本人阅读感受来说，无论是作为文学史著作还是作为教材，都是很有特点的。首先，作为一部文学史，《十二讲》具有诸多独到之处。一、作为一部文学史，《十二讲》吸收了近年来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在体例安排上，打破了现当代分期讲述、分期安排内容的模式，实现了现代和当代的打通，体现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意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和文学史观念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也有着诸多新颖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作为抽象形态的理论往往难以贯彻到具体的文学史的书写之中去，现存的许多文学史都呈现出“名合实分”的局面。《十二讲》在吸收这些观点的时候，也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使现代和当代不仅被打通而且呈现出完全的不露痕迹的融合。二、《十二讲》洞悉中国20世纪文学布局的复杂性，将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整合进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20世纪的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呈现出独立的文化和美学风貌，但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它们的文学史叙述历来是一个难点。《十二讲》将港澳台文学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来叙述，既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整体观念，又不淹没其特殊性，避免了此前众多文学史的“附录”的尴尬。三、文学史是文学思潮、作家创作与文学文本多维交叉的历史。《十二讲》第一讲描述了“文学思潮”，第二讲描述了“港澳台文学”，第三一第七讲概述20世纪各文体文学的创作风貌，第八讲以后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创作进行介绍和评价，体现了完整的文学史观念和宏观的视野。四、文学史的写作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对狭义上的文学文本的叙述，许多在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文学体裁，如电影文学；许多在文学史上后来出现的体裁，如电视剧文学；都或者从文学史中滑落，或者被归为大众文化而拒绝纳入文学史加以考察和叙述，而《十二讲》不但把电影文学纳人文学史，而且对电视剧文学也进行了专门的叙述，这不但体现了写作者完整的文学体裁观念，而且体现了写作者开放的文学史观念。其次，作为一部教材，《十二讲》具有与教学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文学史有学术性文学史和教材性文学史之区别，学术性文学史写作，作者可以任意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可以走偏锋；但教材性文学史重点在于知识的传授，尽管作者可以在其中融入自己的见解，但必须处理好个性见解与知识传授之间的关系。《十二讲》在文学史体例的编排以及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中具有自己的见解，但作者显然注意到了它的教材性质，所以在对文学史的叙述中，不但深入浅出，而且把重点放在了知识的系统介绍上。因此，作为一部教材，《十二讲》的文学史叙述姿态既是开放纳新的，又是稳重持中的。二、就目前的大学教学体制来看，无论是中文专业还是非中文专业，专业性文学史课程课时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既向学生进行丰富的介绍，又要让学生感受到中国20世纪文学的生动，就必须做到既有面的概括性，又有点的生动性。《十二讲》在具体的体例安排上，就实行了点面结合的方式，前七讲是“面”：第一讲概述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思潮；第二讲概述港澳台文学；第三讲至第七讲对现代文学进行分体描述。这七讲从时间叙述到空间鸟瞰，从文学思潮到文学本体风貌，在交叉观照之下，20世纪中国文学状貌获得了整体的显现。第八讲到第十二讲，是“点”的突出，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将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在前七讲之后，安排这五讲，突出了重点。当然，作为一部文学史，一部由多人合作的文学史，其中有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瑕疵，如由于多维视野的介入所导致的交叉叙述等问题，这都是写作者在将来的修订中应该加以注意的。教师在给学生开课的时候，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况进一步突出重点。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十二讲》作为文学史，其史学观念既是开放创新的，又是持重切要的。而作为教材，又有着与教学实际密切结合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希望在以后的研究和教学中，能进一步修订、完善。

学习外国文学还可以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的长处，汲取各国人民的智慧，熟悉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风物人情，提高美的鉴赏能力。因此，学习外国文学对于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我国现阶段教学的实际情况，《外国文学史》把外国文学分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部分，以欧美文学为主体。各部分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文学等四个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迄今50余年以及由此而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发展、消长、繁荣于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文学（作为完整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是绵亘数千年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中国文学最近50余年发展演变的历史。

我们将50年来的当代文学分为五个阶段： 1949～1962年为第一阶段；1962～1971年为第二阶段；1971～1978年为第三阶段；1978～1989年为第四阶段；90年代以后为第五阶段。这与习见的几种分期都有所不同。把1962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意味着此前的“调整时期”的结束，文艺上的极左思潮开始新一轮的泛滥，并一步步走向了“文革”。把1971年作为第二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的“林彪事件”实际上将“文革”分为了两半。“林彪事件”后，不少人开始不同程度的觉醒，文艺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将1978年作为第三阶段的结束和第四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解放和文艺复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将1989年作为第四阶段的结束和第五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进人90年代后，文艺面貌的确有了明显的变化。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一批青年学者编了一套“知道点”丛书，邀我写序。我对丛书的名称有点好奇，一问，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决定写了。 原来，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标题，都以“知道点”开头，如《知道点中国历史》、《知道点中国文化》、《知道点世界文化》……落脚点都显得宏大，而着眼点却很谦虚，显出青年学者的俏皮。中外文化是万仞群峰，我们不应该畏其高峻而仓皇躲开，更不应该看了两眼而自以为已经了如指掌。我们所能做的，是尊敬地在山脚下仰视，勤快地在山道口打听，简单说来，也就是：知道点。首先，不知道是可惜的。区区五尺之躯，不以文化群峰作为背景，只是一种无觉无明、平庸卑琐的生理存在。人凭文化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并通过文化证明自己是谁，对此，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一种荣辱感。记得去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一次全国直播的青年艺术人才大奖赛，比赛中有一项文史知识测试，结果出乎意料，几亿观众对这一部分的关注远远超过比赛的主体项目，全国各省观众对于自己省派出的选手在艺术技能上的落败并不在乎，却无法容忍他们居然答不出那些文史知识的试题。由此可知，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在文化上寻求自身尊严和群体尊严的，这很不错。但是，紧接下来的问题是，又必须提防人们对于文史知识的沉溺。沉溺，看似深入，实则是一种以文化名义制造的灭顶之灾。中国明清之后一直有一批名人以引诱别人沉溺来谋生，很不道德。因此，必须在文化的群峰间标划一些简明的线路，在历史的大海中铺设一些浮标的缆索，使人们既领略山水之胜又不至于沉溺。这种做法用一种通俗用语来表述，就是不必知道得太多、太杂、太碎、太滥，只须“知道点”。“知道点”，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高标准。这就像线路的设定者一定比一般的逛山者更懂得山，缆索铺设者也一定比一般的游水者更熟识海。不仅更懂、更熟识，而且也更有人道精神，更有文化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大青年学者们编写这套“知道点”丛书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新世纪的公民不可能全然舍弃人类以前创造的文化历史背景，却又不能让以前的创造来阻断今天的创造，因此应该有更多的山路划定者和缆索铺设者。只有这样，壮丽的历史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新世纪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