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精神是文学的灵魂。古今中外流传于世的佳作，大都以深厚的精神被后人所称道。鲁迅先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①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谈文学精神，谈作品思想，谈作家的责任感，却为许多研究者所不屑。而本书依然认为，文学精神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的价值要素。文学的成就与辉煌，离不开精神的张扬；文学的尴尬与彷徨，主要是精神的失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则更需要新型的精神的支撑。当然，这里所说的精神，并非陈旧观念的翻版，也不简单是时代的传声筒，而是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之下以一定的文学形式为载体的“灯火”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精神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文学精神狂飙式突进。从精神荒芜的“ 文革”废墟上走来的作家们，始而为肉体与心灵的伤痕感到悲愤，继而为建国后极左思潮的危害深沉反思，再而为现实的改革呐喊开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汇集在一起，喷涌而出。只不过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听从了意识形态的指令，显得过于集中统一。文学精神拥挤在狭窄的甬道上，撞车现象、雷同现象时有发生。 文学精神有着广阔而又丰富的内涵。它既有哲学观念上的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等，也有文学理论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悲剧精神、喜剧精神等等。这种种精神，有时相辅相成，联助互动，也有时表现出矛盾乃至冲突。作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是把相互关联的精神融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在意识形态失去了权威统率的情况下，文学的各种精神就容易出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文学精神便是如此。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提升。这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学不能仅仅在欲望的海洋里挣扎。作家的职责在于人文的关怀与精神的鼓励，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①。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不少作家被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满足于表现对金钱的追逐与性欲的宣泄，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峻的事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王跃文的《国画》等优秀作品，在关注着普通人的人生命运，在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曾经被人们先是热捧后又批判的先锋文学，不管是对它的肯定还是否定，多数都集中在形式的层面。事实上，任何文本的形式都是一定精神内涵的承载，形式和思想是无法分开的。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不仅在80年代后期以陌生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在90 年代转型之后也依然保留下来。这也即是转型后的先锋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小说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各种精神纷纷登场亮相，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中被大力提倡的英雄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检索一下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英雄主义精神正在由阶级的英雄主义向民族的英雄主义转变，由集体的英雄主义向个人的英雄主义转变。而民族精神也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有，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诚然，这些精神还有待于锤炼和提高，有的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还不习惯用一种新的视角去注意它们，乃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惟其如此， 更需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用心呵护，精心培植，以丰富和繁荣文学的精神园地。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的回归。回归并不是简单回复过去。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歌赞，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自我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第三棵树是和平》，刘庆邦的《卧底》等作品，便是将艺术视角瞄准人性中的新问题，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其次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生存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必须要解决的便是生存。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指温饱，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生存有着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表现方式。近几年来作家们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并不主要是人们的吃穿享受，而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聚焦于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与不幸。有的作家写地处封闭地带的山区农民，那里的生存境况比发达的城市甚至落后了几个世纪，如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也有的作家写涌进城市的民工的生存，如孙惠芬的《民工》，荆永鸣的“外地人 ”系列等。再次是悲剧精神的新生。多年来悲剧受到了冷落。在世纪之交，这一古老的艺葩又重新展放出新的花蕾。一方面是社会悲剧的非亲历性写作。当悲剧的亲历者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伤疤以后，非亲历性作家从客观的角度，以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写出了《中国，一九五七》（尤凤伟）、《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乌泥湖年谱》（方方）等震撼人心的悲剧。另一方面是性格悲剧的丛出不穷。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大多数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造成的。随着文学边缘化叙事的增长，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于是，性格悲剧成为悲剧的主要类型。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中筱燕秋、玉米过于要强的性格，熊正良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母亲软弱的性格，《谁在为我们祝福》中徐梅偏执的性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过于自尊而又虚荣的性格，都是导致他们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作家通过这些人物悲剧的结局，为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健全与完善自己的人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以“史”为线索，梳理出新时期文学各种精神的走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某些重要精神，如历史精神、乡土精神等涉及较少。而在论述到的几种精神中，也难免出现不够深刻、不够科学的地方。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对此表示感谢！

《文学与历史叙述》是“文艺风云书系”中的一册，“文艺风云书系”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大型现当代文艺研究丛书。丛书以五四以来的文艺风云人物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运动、思潮、流派、社团、期刊、事件等为研究对象；形式有研究专著、传记、回忆录、访谈录、论文集等；作者或为有关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或为在有关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丛书第一批共11种，内容涉及“十七年”左翼文艺思潮、“文革”诗歌、“样板戏”、“新时期”文坛的拨乱反正，以及世纪之交的“主旋律”文学等。

本书合刊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册“有趣的小书”，是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1985年到1990年切磋学问、品谈文章的记录。“三人谈”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打通了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扩大了研究领域，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漫说文化》收录各自的回忆文章及各集的序言，阐明了编者对“散文”的独特理解，注重突出文化意味。

人类的知识犹如一条河，自文明开始以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流过了漫漫的历史时空，流到现代并奔向未来。在奔流的过程中，随着“支流”的不断汇入，人类的知识“流域”变得如此广阔，当今人类的知识领域变得如此广袤，以至难以把握了。在各门科学中都诞生了十数个学科，并且在精确的程度上一个胜过一个。通过望远镜发现的星座和星系多得难以计数，更不要说为一一它们命名了。地质学动辄就是数百万年，而过去人们的概念还仅仅是几千年。物理学在原子中发现了一个小宇宙，而生物学则在细胞中看到了一个微观世界。生理学在每个睡梦中，都发现了无穷无尽的奥秘。人类学重现了人类的远古风貌。考古学是早已泯灭的城市和国家得以重见天日，历史学则证明了一切历史的虚无飘渺，并描绘了一幅只有施宾格勒或者爱德华·迈耶那样的人才能综观全景的画卷。神学和政治理论正在土崩瓦解，创造发明是生活和战争越来越复杂，经济政策则使得政府走马灯似的频频更换，使民怨更加沸腾。而曾经将一切科学召集到自己的麾下，而世界树立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形象，并描绘了一幅至善至美的诱人的某些哲学，现在已失去了承担协调如此艰苦任务的勇气，而退出了为真理而战的沙场，躲进幽深、狭窄的角落里，胆战心惊地回避世间的问题和责任。知识成了人类不堪重负的负担，人类的心灵已经不能承受了。在弗兰西斯·培根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后的200到300年间，却因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使人类知识的负担几乎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当专家们蒙上自己的双眼，以便对整个世界不闻不问，而把眼光仅仅盯在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块地方时——整体消失了，“事实”取代了理解，而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互不惯联的知识已不再产生智慧和力量了。正是这种知识的“非人化”，使一般大众为逃避“非人的折磨”而对知识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使大量的人类知识陷入僵死状态。面对这种状况，或许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并反思自己及理解哲学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才能对我们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有更好的理解借以指导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单纯地去追求某个明显的目的。《文学简史》出版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为这一迷人的领域所做的平易近人和富有启发性的概括表示欢迎，一时“洛阳纸贵”。本书在浩翰无边的文学书海中为您指出一条有某种合理的航线，使您既能了解博大精深的鸿篇巨著，又不会漏掉那些在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的真正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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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文译丛》以翻译和介绍当代世界各国学者关于人文精神和人性研究的精粹为己任。革新意识、开放意识、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倡导和确立，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研究的主流。人们今天关注的热点正在从以往的“我们知道什么？”转向“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当代人文译丛》以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在选材上力求通俗而不失学术品位，新颖而不流于猎奇，开放而不崇尚空谈，明快而不乏优雅文采，平实而蕴藏深邃内涵，从而摒弃小资的装腔作势，陶冶真善美的真性。《当代人文译丛》第一辑包括《男人的气味》、《新大陆vs．旧大陆》、《说完了一切的上帝》和《死的世界，活的人心》四集。她们将告诉你从遥远的古罗马到巨变的今天，从欧洲旧大陆到美洲新大陆，从绚丽的大洋洲到神秘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种种传奇与故事，启迪你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多重视角审视古今，激发你求知的激情和渴望，给予你真善美的享受。

本书在关注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的同时，对创作主体的自身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由此推导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问题。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客观环境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徘徊不前，倒不如说是中国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内耗机制和意识的自我缠绕导致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反反复复”。

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普遍性话题，以作者之能力，以本书之容量，要把这个问题描述清楚并评论透彻实在是很困难的事，很多问题本身就可以单独成书，但笔者只是突出某些重点，至于其他，只能用简笔抽绎其学理，勾勒其梗概，难以窥其全豹了。 此外，本书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立项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故全书着手于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关系，而并不着力于对其当代形态的评述。

《外国文学基础》介绍了外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二十世纪的各个主要文学流派及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教材内容合乎电大学生和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表述方式上也适合这一层次，难度适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是电大教材“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丛书”中的一本。内容涵括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到上个世纪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包括这一时段中的重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等，是一本简明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知识的电大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