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么？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的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

《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对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主要以文学思潮为线索，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等串联起来，把新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评述。举凡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学的自主性、朦胧诗、“现代派”论争、寻根文学、先锋实验文学、新写实小说、痞子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道德理想主义思潮、新生代作家、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80后写作、大话文学、玄幻文学等，均在《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得到了中肯和深入的分析。《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是了解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超现实主义既是一个文化运动，又是一种思想，一种梦幻。作为文化运动，它是诗人和艺术家大胆尝试的运动。作为哲学概念，它解析了理性的对立面。作为正在实践的梦幻，它歌咏了城市的魅力和精神错乱。它是一切高雅艺术的历史总结，把写作与潜意识，叛逆与爱情，日常琐屑与乌托邦融为一体。它似乎无所不包，令人称奇，吊人胃口，却又无法彻底解读。历史学家惯于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事实，量化结构，分析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很难对历史作出总结，特别是对超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全面的历史现象就更难了。但历史学家，尤其是客观、中立、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时，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他似乎听到有人命令他：“进来！”或“别进来！”他会想起超现实主义者玩的虚构的小游戏，这个小游戏的内容是给某个冥冥之中的朋友打开大门，或将某个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当然，比起神仙鬼怪来，历史学家更怕的是潮流之类的东西。但他们肯定知道他们掌握的材料绝不是惰性的。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把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作为三次高潮来叙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陈子龙的三次复古运动，将其放到明代文学思潮以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期以至整个思想文学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先河，是由前者演进为后者的必要过渡。明末，基于民族救亡的紧迫任务，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整个进步思潮趋于低落，复古主义再次回归，转而更关注社会现实，明末清初实学思想由此形成。《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代文学专题研究著作。此次由作者略作修订后再版，既保留了原书的特色，有匡正了旧误。

本书材料丰富扎实，显示著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园地的业绩。如他对于数量众多的宋代诗话，较早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订，其数十万字的《宋诗话辑佚》一九三九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出版。本书中关于宋代诗话、诗论的翔实叙述与细致分析，即建立在这种扎实的资料工作上面。郭先生对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少重要对象，都下过深入的考订诠释功夫，如社甫、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建国后均有笺注问世，但其工作则大抵开始于二三十年代。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不满足于引用一些习见的材料，而是认真检阅其全部著作，搜找出有关篇章，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不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不怕艰难枯燥的毅力来支持。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在通读大量材料，获得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以后才下笔，一个批评家的重要观点是什么，哪些文字表现了重要观点，他都经过慎重考虑，然后进行论述，因而显示出在运用、分析材料方面具有很深厚的功力。在这方面，郭先生可说是继承、发扬了清代学者黄宗羲、全祖望认真编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精神。本书在史的叙述与论断方面，也很有识见和特色。本书自序指出，著者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注意客观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是一个良好榜样。著者在论述一些批评现象时，往往在纵向上注意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横向上注意同时代文论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又注意说明文论与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关系，凡此等等，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和图景，而不仅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文论的辑录。著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周、秦至南北朝，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此期文学观念由含混趋向明晰（即人们逐步注意把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区别开来），重视文学的新变。二是隋、唐、北、宋时期，文学观念由明晰趋向含混（即不重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的区别），重视文学的复古，但在复古中仍有变化发展。三是南宋到清代，此期特点是在前此两期的批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调和融合，新见较少，但谈的较有系统，名之日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参见本书自序）。这是对中国古代长时期文学批评的宏观概括，显示出著者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这一概括固然不能说完全恰当，但著者以古代的文论（包括赋论）、诗论为概括对象，也自有其合理性。于前两个时期，著者对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概念术语，如文、文学、文章、文笔、音律、神、气、道等，注意细致的辨析，以显示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反复；于第三时期，由于这些概念术语所显示的文学观念已无大变化，而批评家及其著作则数量众多，因而把论述重点放在批评家及其流派方面（参见本书下册第一篇总论）。这种做法，也有其独到之处。

《创业史》刚出版，就急忙买来看，厚厚的一大本还要细细地读，读完了把笔记整理一下，就是讲稿了。第一遍全包干是1961年，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古典文献专业（五九级）上课。那时还是“三年困难”时期，饿着肚子紧张备课，居然支撑了下来。紧接着又给文学专业六零级、六一级讲这门课。再后来还给哪几个年级讲课就记不清了，反正在北大讲授现代文学基础课一直是我的主要教学任务；直到我离开北大，才与现代文学的基础课告别。我是很喜欢基础课的，当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讲基础课时，还在一遍遍的编写教材，案前独坐，写着敲着，都好像还站在讲台上对着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讲述着自己的见解，不时地听到他们的笑声。我以为高等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办好本科。我做学生时几乎所有基础课都是著名的老教授亲自讲授的，这是深以为幸的。我后来也带硕士，带博士，深感有的人就是基础课没学好，虽然也能在某一点上钻得很深，他们的发展总是受到了局限。我一遍遍地讲课，也在一遍遍地积累着。最早的给古典文献五九级讲课的讲稿，有的至今还保存着。到了有机会自己来编教材，我的教材也可以说是一遍遍课堂讲稿的结集。从198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到1988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其后有《发展史》的修改版，再到现在这《发展史》的新版，都集聚着我长时间里教学和科研的成果。从1960年到现在，快要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中国社会都处于剧烈的震荡和变动中，人的思想变化之大，对历史（也包括文学史）的认识变化之大，说来令人感慨万千！

《文学自然主义研究》从文本建构、创造方法、诗学观念、文化逻辑等诸层面系统地回答了“何谓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这一重大但却长时间处于混乱中的问题，即对呈现在自然主义文本中的新兴现象元素进行描述性勾画，对自然主义作家创作中的方法论创新要素进行勘探性定位，对作为文学思潮的自然主义之诗学观念变革进行深入地发掘与阐释，在对自然主义展开系统性阐释的努力中，接续曾“断裂”的文学史。

《英国散文史》是作者对17世纪前的英国散文论述从简，重点放在17世纪直至当代。按时间顺序深入详尽地论述英国散文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各阶段的特点及决定其特点的各种因素，将各时期的历史社会背景与散文发展的特征紧密联系起来。对各时期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实事求是地分析评论，并举出具体作品为例，以资佐证。特别将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18世纪的约瑟夫·艾迪生，19世纪的查尔斯·兰姆，20世纪的乔治·奥威尔几位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作为研究的中心，对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手法、艺术特征、语言风格及对散文发展的突出贡献作较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评论。希望这本《英国散文史》能引起国内读者对英国散文的重视和兴趣，并通过它了解英国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各有不同的诗风和诗律，近代英语诗兼取两者之长而又有所侧重，同时又吸取欧洲大陆以及晚近美国的诗歌精华，进行创新，使得英国能有一种特色鲜明，大诗人迭出的韵文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英诗而论，四大文化在此遇合：最初的日耳曼文化，中世纪的拉丁文化，近代的不列颠和跨大西洋文化，再加原在英格兰岛上后被逼得上山过海，只在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还有遗留的凯尔特文化在１９世纪以后复兴，所以有四种文化给了英诗以滋养，在它们相互冲突和融化之中，起伏消长之间，英诗取得了新的活力，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所受的基督教影响又是贯穿整个英语诗歌三个时期四种文化的一个精神因素，到了现代才有所减弱。

《中罗文学关系史探》分为上、下两编，凡十一章，时间跨度自古代（17世纪下半叶）至2006年。对此间有关作家与作品、译家与译著、版本与流传、翻译出版媒介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和文化交流互动史实，都做了考述评析。力求揭示文学在沟通不同民族精神世界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探究文学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及其规律，同时回应和纠正学界在对中罗文学与文化关系认识和评价方面某些已成定势的偏误。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考察和论述中国文学与罗马尼亚文学之间关系的专著，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通过原典实证等方法，首次以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对中罗之间相互认知、两国文学互相接受的历程进行双向梳理和现代阐释，展示中罗文学关系丰富多彩的全貌。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显著的拓荒意义，对于中国与欧洲小国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亦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