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从文化的角度对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现象进行了研究，试图探寻反讽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在文化上的表征。《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选取了子夜出版社具有代表性的四位作家，他们中部分作家经常被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评论家的视野中，他们是让·艾什诺兹，艾瑞克·什维亚，让- ·图森和克里斯汀·加宜。他们四位各有风格，反讽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在不同方面，而他们也均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反讽写作的偏爱。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看出时代差异以及南宋词风的成熟确立。

《新时期晋东南作家的创作维度与精神向度/“浊漳流馨”丛书》选取了新时期以来晋东南地区的部分作家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作家们的代表性文学文本，发现这些作家切入生活的角度和着眼点，探究作家们与晋东南地域之间的情感的联系，旨在挖掘作家们如是创作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诗学史·第2卷：学问与性情（1736-1795）》论述乾隆一朝诗学的流变，以诗坛对王渔洋神韵诗学的反拨与对叶燮诗学的接受为逻辑起点，按时序展开六十年间诗学思潮的更替和消长，依次论述了沈德潜新格调诗学、纪晓岚试帖诗学、袁枚性灵诗学、翁方纲学人诗学、桐城派诗学和高密派诗学的基本观念、理论创新、批评成就及其交互影响，在学问·性情的冲突、融合主题下辨认其主张的异同及对后来诗学的影响。全书秉持“进入过程”的学术理念，力求在历时性的观照中展开各派诗学的内部差异，使乾隆朝的诗学史在呈现其空前丰富性的同时，更显出清晰的脉络和整体格局。总之，无论是对乾隆诗学的总体认知，还是对各家诗学的具体阐释和评价，《清代诗学史·第2卷：学问与性情（1736-1795）》都提出了不同于学界定论的全新论断。

《文明诗学/文明诗学书系》是一本文学理论的研究专著。《文明诗学/文明诗学书系》包括导论、结束语以及正文十个章节，详细探讨、论证了以中华文明的养分为依托，建设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学”的可能性，并对西方式的诗学传统和现代性诗学思维，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指出“在文明诗学的意义上，文学不是物质的实体、审美的表象、想象性虚构与心理性机能，而是具有文明的现实性、时空广延性的自然整全的文明经验与自然正确的文明价值。”全书导向健康，充满正能量，具有一定的本土文学理论探索价值。

本书主要选取了老中青三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河南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刘庆邦、墨白、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原籍河南后迁徙省外和海外的作家周瑄璞、方丽娜，通过分析他们的创作特征、主体精神气质、所存在的问题等，透视所展现的新世纪文学的新质与病象，揭示河南这块苦难与新生、沉重与芜杂共生的土地所给予这块土地所生长的人和*一无二的个性。同时附有对多位作家的访谈，在学术性之外也增加了可读性和资料价值。

著作从语源角度追溯中国文论核心元范畴“象”的产生及在先秦的初步发展，分析儒、道、《周易》对“象”的内涵发展影响及“象”在一般意义上的早期运用；进而厘清“象”从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的衍变轨迹及不断泛化的过程，从理论家阐发和秦汉创作实践两大层面，分析“象”作为文论元范畴的最终确立；结合佛学、玄学和人物品藻，探讨“象”范畴走向成熟、不断发展的内、外动因，透视它在宇宙、创作、文本和接受诸层面衍生出的系列子范畴，在渗透、交叉、融合中形成关涉不同维度的范畴群落及经典命题。以此窥测元范畴“象”的弥漫、统摄与跨越，见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征、审美风格及学理建构，从思维方式、品鉴传统等方面溯源中国文论范畴的民族特征。

作者从本土性和世界性两个方面阐释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变革，以莫言为研究个案，从回归传统与乡土叙事、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莫言的文学成就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文学发展既要回归传统，又要面向世界这两个向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2008年，常熟地区生产总值破千亿元；2018年，常熟地区生产总值超2400亿元。简单的两个数字里，含着这座城市中千万人的不懈努力。这本厚厚的书，便是常熟奋斗者们的代表，为我们讲述那火热的岁月。

《中国文论（第6辑）》的中心内容仍然是“龙学”，尤其是对“龙学”史的探索。首篇文章是朱文民先生的《黄侃与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正如朱老师所说，怎样看待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龙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如何看待现代“龙学”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何理清前前后后的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下的功夫还很不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如何看待章太炎先生对现代“龙学”的作用，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本刊也曾经发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朱老师认为仍然有所忽略。他把章太炎先生称为现代“龙学”的播种者，认为其“龙学”成果“虽然不显眼，却是火种，可以燎原；具有酵母的能量，可以发酵，成为现代‘龙学的种子”。为此，朱老师搞清楚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是1909年章太炎在东京《明报》馆内寓所讲授《文心雕龙》的内容，为钱玄同搜集其他听课记录综合整理而成”，“章太炎在日本给黄侃、朱蓬仙、鲁迅、朱希祖、钱玄同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时间，是公元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一次，周四上午授课，每次讲授内容是10篇，共分五次授完。”如此详细的结论是前所未见的。朱老师说：“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国留学生播下的有关《文心雕龙》的种子，首先在北京大学黄侃那里生根、发芽、结果。”现代“龙学”创建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更为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