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史（上下）（第二版）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自17世纪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美国文学：17世纪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18世纪革命与理性时期的美国文学、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19世纪现实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20世纪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精选各时期*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系统介绍、综合评述、专题评述与艺术手法研讨相结合，详述各个时期文学流派总体表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讨论代表作家不同的艺术主张，揭示代表作品的高度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穷白人形象是美国南方文学特有的文化和文学表征。本书以美国南方“粗悍文学”著名作家克鲁斯、布朗、艾莉森、李·史密斯、刘易斯·诺丹等15人的23部（篇）代表作品为研究文本，梳理作品之下潜藏的穷白人思想价值观念，并以穷白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人生哲学、时代选择、形象再现、叙事艺术这六个板块为基本框架，对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过程中反映了美国南方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为美国南方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托·斯·艾略特的《荒原》一诗因其丰富的引经据典和多种语言的杂糅，而变得晦涩难懂，然而，作为《荒原》一诗的原创性汉译者，赵萝蕤先生认为，“这首诗很适合于用直译法来翻译”，因为“直译法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在学习艾略特诗歌与诗学理论以及七个《荒原》中译本的基础之上，作者携同课题组成员对赵萝蕤先生的文学翻译直译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和讨论，对赵萝蕤先生翻译艾略特诗歌用典的独到之处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希望能够在艾略特诗歌创作用典及其互文性的理解和翻译方面为国内英美诗歌教学与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供稿。《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现存的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避不开的一部文学经典。《＜文选＞学丛稿》收录作者《文选》学方面的论文27篇，分为三辑：辑为《文选》综论，第二辑为《文选》析读，第三辑为《文选》中的文学批评史料。《我研读＜文选＞的体会》作为代后记，介绍作者研读《文选》的心得。

曹禺的戏剧创作深受欧美戏剧特别是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的影响，同时，曹禺剧作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也是曹禺戏剧比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学术视野和历史语境的影响，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曹禺比较研究资料汇编》汇集20世纪30年代以来见诸各种报刊的学术论文和单行本的学术专著等，共收录论文50余篇，在保证选文质量的前提下，选编篇目时倾向于90年代以前的文献，所选篇章力求学术价值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借以呈现学界在曹禺戏剧比较研究方面的阶段性成果与特征。

《汪裕雄美学论集》收录汪裕雄教授生前公开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以及20世纪90年代为研究生授课的讲稿《康德美学导引》（未刊稿）。内容涉及审美意象理论、朱光潜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研究、康德美学思想评析，以及作者评论中外文艺作品和同仁学术著作的文字。文集展示了汪裕雄教授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在审美意象方面的理论建树，可供爱美的同志学人参考。

人们关于文章的知识大多来自于直接或间接的阅读和写作经验。本教程用语言学理念研究汉语篇章，挖掘经验背后的真相，构建了一个由结构、表达和语言组成的汉语篇章体系。《汉语篇章基础教程》是对文章读写经验的深化，也是对语言学领域的拓展，可供中文系本科生、语言学研究生、语文教师使用，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唐，终结于清末，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表义生动、内涵丰富的科举文化熟语。科举文化熟语是科举历史的文化镜像。“槐花黄，举子忙”“文选烂，秀才半”“瓜皮搭李树”“金榜题名”“行行出状元”等熟语系统地记述了科举考试从开蒙、进学、读书到赶考、应试、登科、落第以及仕进的全过程，全方位展示了科举文化的形成、特点、社会民俗和衍变轨迹，映现着科举文化的历史印记。

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丛书”之一种。散文不但*贴近日常生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散文还是中华文化精神的结晶。本书首创“散文文化”概念，通过“散文文化”的诗性品格，从中华民族诗性智慧、风骨与气度、文体嬗变、抒情传统、诗性品格等方面研究散文，揭示中国散文对当代文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

南宋朝廷敕封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为五座皇家寺院，即所谓禅林五山。南宋五山法席，前期几乎为大慧派所独占，后期则基本为大慧、虎丘两派所平分。文墨之风在五山禅僧中极为盛行，他们创作了大量语录、诗歌、骈文、古文、笔记等作品，是为“五山文学”。“五山文学”处在南宋“文化下移”的大语境下，是文学由庙堂跌落江湖、由雅而俗总体演进过程的一大枢纽，总体上呈现出“士大夫化”与“世俗化”两种并行的走向。它并不代表南宋文学的“高度”，而更多代表着南宋文学的“广度”和“密度”。它还远播日本，对日本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