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旅游院校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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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世界热带亚热带海岛海滨旅游，当一本书写完并交付出版前，把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特别的心得记在书后，是为后记。但我以往每次出书却都没有后记。不写后记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每本书交稿前都如同赶车，来不及回眸身后的景色。二是我对许多感谢朋友、感谢上司、感谢妻子、感谢编辑之类的千人一面的后记不感兴趣。

驴是文人们最佳的旅行工具。像骑马，"一日看尽长安花"，太俗。倒不如陆游诗："身上衣裳杂酒尘，远游何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酷呆了！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却向来缺乏普遍的关爱小动物的人文情怀，骑着一头大汗涔涔的小青驴，却只顾揽镜自怜式的吟风颂月，于心何忍？倒不如西方十九世纪的一些行吟者，牵着一只鲁钝而又和易的毛驴，即省了脚力又多个良伴，还避免了拉封丹寓言式的尴尬，何乐不为？英国作家R·L·斯蒂文生的《携驴旅行记》正是记述了这样一段旅程。创作于1879年的《携驴旅行记》虽不如其后来的《金银岛》和《化身博士》那样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者一经出版，立刻成了最受人欢迎的冒险故事之一；后者被人们广泛引用，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被视为科幻片的始祖），但也清新可人，随意自然，显现了作者日臻完美的写作技巧。由于作者阅读广泛，深受蒙田、兰姆、华兹华斯、波德莱尔等散文家和诗人的影响，又于古典文学浸淫甚深，在短短的这篇小文里引经据典多达七十余处，但却不似某种"文化散文"般矫揉造作，生拉硬扯，读起来依然轻松自然。由于健康原因，少年时代的斯蒂文生是在冬季蛰居室内与夏季沐浴阳光之中交替度过的，所以，成年以后的斯蒂文生十分珍惜自由自在的日子，他曾几次去法国作长期旅行。有一次，正如《携驴旅行记》中所述，他离开家乡独自来到山地市镇莫纳斯提埃，赶着毛驴横穿过塞文山区，一路上随处与偶然相识的人闲聊，到夜里睡在星光下。一路上，法国南部山区的风物卷随着作者旅程的推进徐徐呈现在读者面前。宁静贫瘠的山野、简单粗陋的山村小旅馆、迟钝热心的乡农、热情好客的老板娘、坚毅严肃的修士，都在作者笔下生动地表现出来。必须说明的是，作者所经之地绝非什么名山大川、观光胜地。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苦旅"。作者经过了世界上最穷困的地方之一，寒冷、荒凉、鄙陋、缺少树木、缺少生气。正如他所写道，"我的旅行并不是要去往什么地方，我是为旅行而旅行。要紧的是活动；是更亲切地感受我们生活上的种种需要和障碍；是从文明这张羽绒床上走下来，以寻见脚下这个由花岗岩构成的、布满刺人砾石的地球。"正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促使斯蒂文生终生漫游在太平洋上，并埋骨于萨摩亚一个美丽的小岛上。这是一次真实的旅行，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生，绝不是流行于地摊书肆的那种扯着"思考"的大旗，享用着电视台的公费旅游、先入为主地对旅行客体进行增删纂改、然后皱着眉头满脸痛苦沉思状地强行有感而发、从而标榜自己多崇高、多沉重、多忧国忧民的、承载着家国民族千年重任的"伪旅行"。在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书中另一个主人公"小温驯"。"小温驯"是作者为其旅伴小毛驴起的名字。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触描述了作者小知识分子式的幻想在丝毫不谙人文风情的"小温驯"面前的彻底破产，从而导致与"小温驯"一路上颇具张力的关系，读来妙趣横生，令人不禁掩口而笑。

承蒙广大中外读者垂青，《西双版纳风情奇趣录》一书1986年出版3万册后，3年内即销售一空；1993年再版3.1万册，近来已所剩无几。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了发展西双版纳的旅游业，振兴民族经济，加快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云南民族出版社决定第二次再版这本书。在第二次再版之前，笔者重读了这本书，除了对因校对问题出现的差错进行修正以外，特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了修改：一、将原书中的“景童金殿国”改为“勐泐国”。西双版纳古称勐泐，傣族首领帕雅真入主勐泐时，他所建立的隶属于南宋的地方政权叫勐泐国。公元9～11世纪，为了抵抗吉篾人（高棉人）的侵扰，勐泐国曾与以泰国清迈为中心的“兰纳国”、以缅甸景栋为中心的“勐艮国”、以老挝琅勃拉邦（景邦）为中心的“勐老国”、以越南勐交为中心的“勐交国”联合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国家——庸那伽国。今天提起“勐泐国”，东南亚诸国都知道，而对“景童金殿国”是无人知道的。另外，“景洪”与“景童”（景陇）都是相同的，“洪”与“童”（陇）是对同一个字的两种念法，一个不卷舌，一个卷舌，千万别看成是两个地名。二、帕雅真建立“勐泐国”（原叫“景童金殿国”的时间，过去引用的是李拂一先生翻译的《泐史》记载的年代——傣历542年（公元1180年），现根据西双版纳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翻译、整理、已出版的《车里宣慰世袭简史》，改为傣历522年（公元1160年）。因为该书是根据11本傣文史料整理而成的，年代更为准确。三、车里宣慰使刀（召）应勐将辖区划分为12个提供封建负担的行政单位“西双版纳”的时间，原书引用的也是《泐史》记载的年代——傣历932年（公元1570年），现根据《车里宣慰世袭简史》改为傣历944年（公元15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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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内蒙古》是一幅描绘内蒙古半个世纪历史的画卷。它把50年来内蒙古各族儿女同心同德，携手并肩，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建设家园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经过50年的艰苦拼搏，内蒙古已经初步摆脱了贫穷落后，逐渐走向富裕文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写下了一首首波澜壮阔的诗篇。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科技文化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内蒙古处处焕发出时代的气息和崭新的精神风貌。

今年的冬季多雪，且冷天来得早，可我却油然觉出一抹春意——只是因为她——这套《漂泊者之旅》。那一天，我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一样，托起下巴听着本书作者之一曾哲先生讲述他们那一群“疯子”中间的一个又一个，讲述那群“疯子”在漂泊路上发生的奇特而又动人的故事……于是，我彻夜难眠，我被长久地深深地感动着。于是，我决计策划这样一套“漂泊者之旅”，献给我年轻的朋友们，献给那些艰难而又执著地跋涉在漂泊之路上的人们……幸运的是，我提出的这个选题在几次出版社论证会上都得以顺利通过，我的同仁们都认为，这是一套新鲜、具有现代意识，且能为广大青年朋友认可和喜爱的书籍。更加幸运的是，我成为这套书的第一读者。当我在这多雪的冬季里编辑、加工书稿的时候，我曾几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实话说，很久了，我没有被什么人或什么事所感动了，人到了这个年龄，也很难在心里趟起点涟漪什么的。正如我的先生说：什么书稿，把你感动成这样？简直可笑。可是，当他终于抵不住诱惑捧起书稿时，竞一口气读起来不肯放下……尚昌平——一个喜欢漂泊的26岁的女孩，她的勇敢。侠义。多情和善良感染着所有的人。她与魂归大漠的探险家——余纯顺之间如诗如歌的浪漫情结，有谁能不为之动容呢？“只要世界上有路，就有上路的。有天职在，就有听从召唤的。有死神在，就有敢去赴约的。”正是抱着这种信念，范春歌，这个闻名中国的女记者才“背着行囊，长发飞扬地走在漂泊之路上”，去体验那“别一种生活”。当读完她那经过2万多里漂泊后抱着矗立在北疆戈壁上中国295号界碑泪水滚滚的文字后，有哪一个人会不为之受到震撼？曾哲，那个方头阔脸的五尺高的汉子，在“与狼为伍”的独行中几次与“死神赴约”，曾给儿子写下让人心碎的遗嘱；曹华波，在藏东南墨脱那条“炼狱之途”上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洗礼；孙心圣，那个有着“10年旅痕”的小伙子用心和血体味出串串人生的道理……这些，又有谁能不为之大夫地感动呢？是的，当我们的社长利用97年元旦休息时问审读完书稿时，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编辑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还有，在这套书稿面前，电脑打字的小女孩被感动了，参与校对的人们被感动了，封面设计的美术编辑被感动了，印刷厂的工人师傅被感动了，我身边的朋友们被感动了……我还相信，这套丛书，一定会感动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因为，这是生命的真实。张樱1997年1月24日

历史造就了澳门这个独具特色的东方小城：在这裡，中葡两个民族的人民共同生息了四百五十多年，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实现了深广的相互融合，澳门因此而形成的自身价值，由此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当已不可置疑。然而，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帷幕即将落下，二十一世纪的序幕行将拉开之际，她的历史也将揭开新的一页，那就是：回归中国。今天，澳门历史上这新的开端已指日可待。 在澳门回归中国的过渡期中，中葡双方有很多要做的工作，但其中最重要、最紧迫、对澳门未来的影响将最长久的工作，莫过于法律本地化。所谓法律本地化，本身就表明了一个存在已久，但又必须改变的现实，即澳门现行法律主体上不是澳门本地的法律，而是葡萄牙的法律。这本是历史造成的现实，现在又将由历史改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从整个情况看，自《中葡联合声明》公布、法律本地化提到日程上以来，澳门政府已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由于澳门过去长期未能对法律本地化予以充份重视，故现在虽有所作为，却与实际情况的需要还颇有距离。作为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与关系的工具，法律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在社会中的实现程度。这种实现一方面是通过有关政府机构或国家机关来完成，如立法、司法及执法；另一方面则是由民众本身来完成，如公民强烈的法律意识、自觉的法律约束以及严肃的法律维护。对于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来护，这两方面的实现缺一不可；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后一种实现更是根本性的，但澳门欠缺的恰恰是这后一种实现。一百多年以来，澳门政府以其准殖民统治的政治力量在澳门施行葡萄牙法律，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让澳门社会的民众认识其法律，以致佔澳门人口95％以上的华人长久以来对澳门实行的法律一无所知。这种局面近几年来虽经政府着力进行法律中译和培养本地华人法律人材而有所改变，但因起步太晚且力不从心，故还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直到今天，澳门的司法与律师业，仍是葡人和土生葡人的“专利”。同时，法律教育极为有限，而法律研究几乎更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这绝不是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况且，任何法制，如果不能被其赖以生长的社会多数成员所认识，那它就没有生命力。对此，中葡双方的有识之士均已达成共识，而我们写作此书，也正是出于这种共识，目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向澳门的民众传达现今澳门法律的基本内容，从而使澳门大多数华人居民能对现行法律有一基本了解。我们认为，这项工作目前已刻不容缓；因为迄今为止，澳门自己还未会出版过一部系统介绍澳门法律的中文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澳门法律本地化的一项缺欠。 或许正因为这样，就澳门现行法律写一部中文著作同时也并非易事。因为现时澳门除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澳门法律概述》之外，可资参考的中文著述或资料实在有限。在此情况下，唯一妥当可行的途径是直接使用现有葡文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只有如此才谈得上治学严谨和对读者负责。 本书的作者现均于澳门从事法律工作，并大都于澳门居住多年，其中有些还会往葡萄牙进修过葡国法律，所以对澳门法律的实际情况以及葡萄牙法律的理论制度可谓有较多的感受和认识，而且亦多能直接利用葡文原始资料。此外，大部份作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经验和积累。当然，这不等于说本书可以充份正确扡概括澳门法律的理论与现实。相反，无论是在内容和深度方面，它都大有发展的余地。尤其是现行澳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尚存在着许多差异和模糊之处，对此，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涉及。本书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以客观中肯的立场，对澳门现行法律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介绍，以期能为澳门的华人居民提供最起码的法律知识及信息，至于较深入的研究或著述，相信会随着法律本地化进程而逐渐发展丰富。所以，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澳门法律》并未要求学术上的透彻深刻，而只是以应用上的客观明确为已足。无论是广大民众和社会团体，抑或是公共机构和教育部门，如果他们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有关澳门法律的信息、启发甚至略知其大概，则本书的目的既已达到。 无论如何，作为澳门本地出版的第一部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法律著述，作为诸作者在澳门多年工作与研究的心得，这部书自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意义。至少，它以中文为比较法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就目前所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有关澳门和葡萄牙法律的系统著述尚颇欠缺，因此《澳门法律》无疑有填补空白和开拓的意义，它将给大陆、台湾和香港有关澳门及葡萄牙法律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从而促进有关项目的比较法研究。我们相信，它的这种理论价值将会渐渐得到确认和实现。最后，我们想要特别说明的是，《澳门法律》虽然出于作者笔下，但它能够面世，还有赖其他许多人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我们要衷心感谢本书的动议者，“澳门丛书”主编黄汉强、吴志良先生，他们的创议与重视，使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尤其是吴志良先生，他对本书关心之勤，用心之切，使本书得以迅速出版。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法律翻译办公室简秉达（Eduardo Cabrita）、贾乐龙（Nuno Calado）和谭剑虹（Goncalo Xavier）三位领导人，鑑于本书的主要作者乃该办公室的法律专家，故没有这三位先生的理解与支持，本书的进展便不会如此顺利。另外，写作的过程中，法律翻译办公室的葡萄牙法律专家李嘉律（Carlos Leal）、查赟（Mário Chaves）先生，邓思慧小姐（TeresaSilva）等均曾给予作者以宝贵帮助。澳门大学的伊思哲（Manuel Trigo）先生还慷慨地将其讲义提供给作者，此亦当是对作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