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策略战。

本书从经济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管理伦理这一新领域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不仅介绍了古今中外的管理伦理思想和实践活动，而且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营管理领域中的伦理问题，结合实际案例作了深刻的分析。全书观点新颖，文笔生动活泼，叙述条理清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供企业及各行各业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阅读。

哈佛MBA不一定培养“知识分子”，而只造就“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识型的“专业人才”，而只造就“职业老板”。哈佛的教学是将工商界高层管理经验浓缩在两年的学习中。学习使学生们广泛地接触了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并为学生提供了制定各种决策的工具和构架。哈佛毕业生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巧妙地处理多种多样的情况，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基础训练，800多个案例分析、使他们接触了远远超过一个企业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

《工商企业经营管理（修订版）》自1994年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与支持，已发行十余万册。借此次修订再版的机会谨向读者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此次再版修订的基本原则是，在尽量保持原作的结构、内容的基础上，力争较充分地反映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经验以及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新成果，让即使读过原作的读者在阅读再版本时也能够产生一种新鲜感，得到新收获。再版本的修订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支持。孙天法、艾大力、玄祖全、杨庆斌、贺福利、赵国军等同志参加了大纲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李英林教授、高闯教授以及博士研究生李雪欣都直接参与了部分内容的修订，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分别从股票常识、证券机构、股市交易、股市信息、投资技巧、技术分析工具、股市风险以及股市中的法律纠纷及诉讼等八个方面向读者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

以横跨战中、战后两个年代而形成的框架为起码条件，高速增长在1955年以后正式地初绽花蕾，并在60年代达到顶峰。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界线，增长率减至原来的一半，但与欧美各国相比较，日本仍旧保持住了高水准的增长率。于本卷，我们将追溯这一高速增长的开花及其以后增长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本卷以《开港与维新》为题，其研究对象不只限于从开港开始到维新结束的幕末动乱时期，还扩展到松方通货紧缩结束的明治10年代末期。将这段历史时期一并放入我们观察的视野之中，也许有不少读者对此感到奇怪。的确，在我们所熟悉的标准的日本历史著作中，通常都是以明治维新为界限来划分时代的，维新之前划为近世，维新之后划为近代，然后再分章进行论述。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此准备打破以往那种固定的模式，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不按固定模式来撰写的道理很清楚，现在首先就其理由予以说明。明治维新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此谁也没有持异论的余地。在维新以前的幕末期和维新之后的明治期，既定的政治课题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且几乎所有显露头角者都以全新的姿态登上舞台，演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剧，从而那些以政治史为重心的历史书，看到历史上的这一大断层，并以此为时代划分的界限，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人类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侧面，这些不同的侧面可以构成固有的历史。经济史、风俗史也是其中一部分。如果这样去看，有时候即使处在政治史上的变革期、人类生活的某些侧面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大体可以设想出两种情况：其一，在变革发生的时间上，根据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可有时间先后的差异即时间间隔。这种时间间隔是由差异大小决定的。但这种情况没有特别重要的实质意义。其二，人类生活的某些侧面有其固有的特性，它不会像政治史那样，在变革时期会出现断层，它的变化是连续的。这种情况是我们注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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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涉及德川时代后半期，特别是自田沼时代至安政开埠的历史时期。本书的主题是德川幕藩社会是如何变化的，又是以何种形式开始孕育向近代的转变。与此相对应，贯穿本卷始终的视角是“中央”与“地方”。从19世纪初向特别明显增长的近代的转变是在称为地方时代的背景下开始的，而这种二元结构具有幕府与藩，城市与农村，畿内经济与地方经济等诸多侧面。以下各个章节或多或少是在这种框架下的讨论各个问题。

《日本经济史》，可以说这是日本数量经济史亦即新经济史学已经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8卷本问世后，日本学术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这部经济史“代表当今数量经济史的水准”，提出了“众多值得注意的论点”。①对于这样一部起自近世终止当代、纵贯近四百年的多卷本经济史所涉及的广泛内容和具体问题，无疑将有待于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来进行检讨和评论。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监译者，这里想仅围绕8卷本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在日本成长过程中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的回顾与介绍。8卷本虽冠以“日本经济史”的书名，但并不是一部日本经济通史，它考察的仅仅是日本近世以来迄止当代不到四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然而这四百年却是日本历史上内容最丰富、变革最剧烈的一个阶段。编著者们将自己的考察限定在这四百年，当然不仅由于这一缘故。更深层的原因是基于他们多年对近世所作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日本前近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内在联系，令人信服地将近世、近代和当代当作连贯继起的一个整体来把握，即把近世作为日本工业化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近代作为工业化阶段，当代作为工业化以后的经济成长阶段来看待。这种整体考察和连贯把握的意义，不止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新经济史学正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统一。在日本，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历来是畛域分明的。以明治为分水岭，“近世”经济史与“近代”经济研究之间存在着某种分工，经济史被归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表明经济史与经济学实际上是割裂的。而存在已久的这种相互封闭的割裂状况，直到60年代才由日本“新”经济史学家应用数量数据和数量分析进行的研究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