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本书是作者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书中涉及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

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

帝王后妃王子的生活起居与沉浮悲欢宫殿园林陵寝的堪舆术数与景观艺术禁城离宫岁时的典章掌故与红白典礼尊藏档案珍宝的风云疑案与奇闻秘辛。清帝承德离宫——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从康熙始建，至今已经历了近300多年的历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康乾盛世”以及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特别是，它对康乾时期民族关系史的反映更为突出，可以说，清帝离宫又是清代的“民族宫”。清朝的民族政策，继往开来，是中华民族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必然产物，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提出应当搞“山庄学”，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山庄学”涉及的学科范畴十分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认为，山庄学应当包括历史、民族、宗教、文物、博物馆、古建、园林、哲学和美学等诸多学科。如果要全面系统地建立和研究“山庄学”，必须由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此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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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准备拿出100万两白银“买回”澳门。日军横扫东南亚，却没有入侵弹丸之地的澳门。国民党以重兵封锁澳门，却没采取进一步行动。恩来通过香港总督传出信息，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澳葡当局举行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邓小平告诉马万祺：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

圆明园昔日的那种夺目的光彩，早已荡然无存了。当人们凭吊这一废墟，回顾圆明园兴与衰的变迁时，有谁又能不为之深思，不为之愤怒，不为之感叹呢？侵略者焚毁圆明园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军阀、官僚、地痞的进一步破坏也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但此园之所以遭到彻底毁坏的原因，还在于清朝后期统治者的昏庸和腐败。面对这一片被毁的废墟，每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都会深刻地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都会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教训。今天，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只有奋发图强，拼搏进取，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后，圆明园遗址得到了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保护好圆明园遗址。五十年代中期始，北京市园林局在遗址内开始绿化，种植树木，至六十年代初，基本改变了长期荒芜的景象。多年来，对于圆明园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址的整修，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全面修复，以此显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另一种主张是部分修复，以此作为历史纪念和旅游之地；而更多的人则主张要保存好遗址，稍加修整，以此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耻”纪念地。对此，1983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作了明确规定，要“在本世纪内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并在力求保护遗址的原貌基础上，“以木为本，以水为纲”，着手进行山形水系的恢复。1988年，圆明园遗址正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数年的整修，圆明园遗址公园已正式向社会开放。作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它应该永远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是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列强侵华史的庄严肃穆之地。如果把这一重要的遗址，仅仅做为普通的游览地，那是违背中华民族意愿的，是不可取的。

1295年，41岁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乡。他随身带回了大量的财宝，令家人眼花缭乱。然而，他讲述的故事却太过离奇，令人难以置信。他曾翻越世界上最高的山脉，穿过令施行者心惊的沙漠，长途跋涉，来到蒙古大汗统治下的中国。他的旅行经历被记录在一本叫做《宇宙记》的书里，书中的故事大部分是真实的。它使当时与外界隔绝的欧洲大开眼界，对神秘的东方有了全面的了解，也诠释了许多关于东方的神话与传说。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步其后尘，到东方探险。在马可·波罗之前，从来没有人到过如此广阔的世界，进行过如此广泛的旅行，他的名字已成为探险和冒险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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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前来约稿，谢孝思先生因五年来一直关心和参与苏州园林的保护和建设，以弘扬吴文化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担任主编。谢孝思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我我国艺术大师吕凤子先生的高足，且从学于吴海、黄侃、汪伯沆诸名师。建国之后，担任文化行政领导，他热爱苏州，对苏州园林的保护和发展，劳绩卓著。他对全部书稿、照片进行逐字逐句或一张张地审订和编排。终使本书定稿付梓。

历史上的圆明园，是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万春园）组成。三园紧相毗连，通称圆明园。共占地5，200余亩（约350公顷），比颐和园的整个范围还要大出近千亩。它是清代封建帝王在150余年间，所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