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本心书根据大量原始史料，叙述了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地区的概况，并详细记载和论述了伊斯兰教产生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活动，特别详细论述了伊斯兰教各教派的产生和发展，被阿拉伯学术界誉为“划时代的伊斯兰百科全书”，为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全书共八册。第一册（黎明时期）记载并论述了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社会、文化、学术、宗教活动、伊斯兰初期的法律、教派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希腊、腊马、波斯文化的关系。

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巨著。作者摈弃了过去排列史实的编年史写法，用生动具体的文笔记叙了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建立城邦直至1492年止的历史；他一反过去教士修史充满宗教迷信的做法，而用人的行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书中提供了一些生动的史料，例如：梳毛工人起义经过、美第奇家族的商业经营和统治的部分情况，以及对热那亚的圣焦尔焦银行的描述等。但更主要的是，作者运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写了人的历史，揭露了教皇及其他统治者的贪婪、狡诈、穷兵黩武等。

我们藏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我们的祖先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开拓了西藏高原，创造了闻名世界的西藏古老文化，为祖国绚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西藏是一块宝地，有高山大川，有翠峰林海，有千顷良田，也有辽阔的牧场。这里不仅有各种农牧林产品，还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矿藏及用之不竭的水力资源。近三十年来，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自己利用充足的学习时间和优厚的工作条件，逐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业务知识；在长期学习、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同时，又趁工作这便多次到区内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的故事。这本知识性读物，就是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脈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了明代北京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三十三坊的名称、方位及各坊的胡同。同时还附载了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等名称。

本书畅销海内外，已达564000册。被译成英、法、日、捷克多种文字。这是一本影响深远的回忆录。本书介绍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画家徐悲鸿的一生，和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他艺术上融合古今中外的技法并继承了中国民族色彩，使他在世界画坛上占有一煊赫地位。埋葬了父亲以后，悲鸿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他写信给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的同乡徐子明先生，并将自己的作品寄去，恳求他的帮助。热心的徐子明先生将悲鸿的作品送给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看，受到李校长的赞赏，并得到可以安排工作的许诺。于是，徐子明先生来信催促悲鸿立即去上海。悲鸿立即整备行装，并辞去了三个学校的教职。临行时，一位国文教师，宜兴初级女子师范的张祖芬先生殷勤地送别他，并勉励他说："你年轻聪敏，又刻苦努力，前途未可限量。我希望你记住两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就送你这两句嘉言吧！"这多么象自己父亲说过的话呀！悲鸿望着这位比他年长许多的同事，从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了诚挚与关怀。心里涌出一种无限感激的深情。从那时起，他终身铭记着这两句临别赠言，并将它作为座右铭。直到他的晚年，他仍带着无限温情对我说：张祖芬先生可称我的第一位知己呵！一九一五年的夏天，二十岁的悲鸿穿着一件蓝布长袍和一双戴孝的白布鞋，带着家乡的泥土气息，来到了不夜之城：上海。高耸人云的大楼、五光十色的店铺、虎视眈眈的衙门、守卫森严的外国洋行、灯红酒绿的舞厅和赌场……把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城市点缀得花花绿绿。然而，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却一面是纸醉金迷，一面是饥饿失业。这天，悲鸿跟着中国公学的教授徐子明先生，去见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就象一切要去完成一件重大工作的人那样，悲鸿的面容紧张而严肃，只顾低头走路，很少和身边这位愉快的朋友谈话，而且此刻，悲鸿正在计算如何安排业余时间，继续学画。他满怀欣喜之情，在向未来眺望。徐子明比悲鸿年长很多，并且身材高大，而他身旁的、营养不良的悲鸿，便显得更加瘦小了。在复旦大学校长室里，李登辉校长朝这个农村装束的青年注视了很久，脸上现出迷惘的神情，象在记忆中搜索遗忘了的什么东西。他悄悄地对徐子明耳语道：“这个人看来还象个孩子，如何能工作呢？”徐子明热烈地争辩说：“只要他有才艺，你何必计较他的年龄呀！况且，”徐子明大声地说，“他是辞去了三个学校的教职而来的呀！”李登辉沉吟不语。不久，徐子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离开了上海。悲鸿几次写信给李登辉，都得不到回答。于是，悲鸿流落在上海，找不到职业。烦闷而炎热的夏季在焦虑中过去了。为了消磨时间，悲鸿常去商务印书馆门市部站读。夜晚，他在旅店的昏暗灯光下，忧郁地怀念着家乡，思念母亲和弟妹。秋风起了，街道两旁葱绿的树叶渐渐变黄，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地上，寒冷和饥饿开始威胁着他。他踏着落叶，徘徊在街头，悲伤地感到人生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和狭窄。正在彷徨无计时，忽然接到徐子明先生从北京来信，嘱咐他去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先生，请他帮助谋个小职。这飞来的希望使悲鸿振奋起来。他立即挟上自己的画和徐子明的信，来到恽铁樵先生的办公室。悲鸿恳切地向他说明自己的境况十分窘迫，有燃眉之急。恽铁樵留下了悲鸿的画，答应尽力帮忙，嘱他过几天来听回音。稠密的秋雨绵绵不断地下着，仿佛要给大地织起一个阴冷的密网。悲鸿没有雨伞，只好冒雨去打听回音。这时，街上锣鼓喧天，到处扎着五彩缤纷的牌楼，许多人在欢天喜地迎接国庆。悲鸿被雨淋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当他站在恽铁樵面前时，雨水沿着他浓密的黑发直往下流淌。恽铁樵先生见到悲鸿，便立即快活而兴奋地说：“事情已经办成了！商务印书馆同意让你担任给中小学教科书画插图的工作，日内便可以搬到商务印书馆宿舍里住宿。”一阵温暖的感觉顿时涌到悲鸿的心里，他觉得呼吸变得均匀了，血液又开始在他身上畅流。当他踩着湿漉漉的街道走回旅店时，虽然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寒风卷着冷雨扑打着他的头发、面孔和全身，但他却满意地、几乎是快乐地望着这风雨的帘幕，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他已暂时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在旅店的昏暗灯光下，他兴奋地给母亲写信，详细叙述他已找到职业，希望母亲不要挂念。他也给北京大学的徐子明先生写了同样的信，感激他的厚爱。然后，他冒雨将信投进了邮筒。当他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到旅店，正打算脱衣休息时，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叩门声。他慌忙打开门，看见恽铁樵先生站在门前，手里拿了一个纸包，神色仓皇地说：“事情绝望了！”悲鸿接过纸包，急忙打开，只见里面除了自己的画以外，还附有一个名叫庄俞的人的批札：“徐悲鸿的画不合用。”悲鸿感到全身都在颤栗，心好象突然裂开了，血不断地涌出来。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和失望强烈地攫住了他，他不顾一切地狂奔到黄浦江边。沦落上海的苦闷，找不到职业的烦恼，饥寒交迫的痛苦，已经把悲鸿折磨得精疲力竭；而这一次，突然降临的希望又这样突然的破灭，使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再也忍受不了。他濒于绝望，准备在这滚滚不息的黄浦江里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奔腾而混浊的江水汹涌地冲击着江岸，发出沉重的响声。外国商船和兵舰遍布在远近的江面，汽笛尖锐地吼叫着。悲鸿感到呼吸困难，浑身象着了火，有一种燃烧般的痛楚。他猛力扯开衣襟，让无情的风雨打在他的胸脯上。当一阵寒冷的颤栗从他的脚跟，慢慢传布到全身时，他才清醒过来。他想起了父亲临终时的教导，想起了自己的责任和曾经有过的壮志，也想起了母亲和弟妹……他低声对自己说：“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呵！”于是，他挪动沉重的脚步，又忧郁地返回旅店。精明的旅店老板从悲鸿的神情上，料到他已没有找到工作的希望。老板没有忘记，悲鸿已经拖欠了一星期的房钱，他摇摆着那十分肥胖的身子，走到悲鸿面前，闪着那双唯利是图的眼睛说：“年轻人，我今天已将你的床位租给别人了。”悲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抱歉地向他说明，自己实在无力偿付拖欠的房钱，愿将自己的行李卷作为抵押，请他收下。这使旅店老板大为高兴。从旅店出来，他徘徊在潮湿而阴冷的街头，异常苦恼地想着：现在，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茫然四顾，包围他的，只是一片沉沉的黑夜。他的脚步本能地向故乡走去。屺亭桥畔那所小屋依旧顽强地屹立在风雨之中，就象它当年的主人那样。但是，这个家却更加贫困了。弟妹们都失学，在田地里劳动，母亲那裹在粗布衣服里的身子也更加瘦削了。她象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那样，默默地将痛苦咽在肚里，不对儿子吐露。悲鸿也不愿对母亲说出自己的苦恼，他们互相隐忍着。然而，悲鸿那颗年轻的心没有屈服，犹如路边被践踏的小草一样，它仍旧要向广阔的天空，向着阳光和雨露探出头来。他把自己的悲哀和忧郁，向镇上一位和善的民间医生法德生先生倾诉。善良的医生十分爱惜悲鸿的才华，有心资助他。但一个以行医糊口的民间医生，哪里拿得出一大笔钱呢？法德生先生慰勉悲鸿，劝他不要着急。然后，他邀集了镇上的一些朋友，那些朴实的小手工业者，集腋成裘地拼凑了一笔钱，送给悲鸿。悲鸿含着眼泪接过这笔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深知这些乡亲们的生活也十分艰难，但是为了扶植他，都慷慨地伸出了援助的手，他应当怎样刻苦努力，才能报答乡亲们的关怀和爱护呢？他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本书是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荷兰航海家威·伊·邦特库所著的《东印度航海记》，详细记录了他从荷兰起航直至中国沿海的海上历险过程。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史料性及可读性，对于了解中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大的帮助作用，非常值得一读。本书为荷兰人威廉·联邦特库在东印度群岛及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航海日记，比较真实地记载了十七世纪荷兰殖民者在这一带的侵略和海上劫掠活动。本书为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十七世纪中西海上交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亦可与我国历史载籍互相比勘，以补我国史籍之阙。同时，此书也可当作冒险故事书来读，书中的惊涛骇浪也许会给读者带来某种特殊的感受。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分二编和三个附录。第一编讲述史学理论，着重阐明历史与编年史、自然史与历史的不同，有二章专门论述“假历史”、“历史哲学”，还讲了“历史的人性”，“历史的选材与分期”以及“专门史的差别与划分”。第二编叙述史学史，分别论述了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的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的史学、浪漫主义的史学、实证主义的史学等。[前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意大利文第一版序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1912年到1913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图宾根默尔出版社1915年出版。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东京梦华录注（繁体竖排版）》是作为研究北宋汴梁的重要资料而收入《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的。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鄧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繁体竖排版）》，到目前为止，是这部书唯一的注本，它提供了不少可以和原著相互印证的参考资料，因此，《选刊》决定采用鄧注本。在印行前，除对鄧注的个别条目作了删除以外，其它皆未改动。《东京梦华录注（繁体竖排版）》北宋梦元老撰。他从靖康丙午南徙居东京二十三年，至淳熙丁未始有刊本。全书对北宋汴梁描述颇为详细，对街道、河道、民俗皆有涉及，是研究城市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资料。

中译本序言 一　1715年，本书的中心人物路易十四去世。他留下一个经济崩溃、民穷财尽的法国。继位者路易十五无论在智慧、才干和魄力上都大为逊色。旧制度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宫廷生活糜烂不堪，国王不擅治政，大臣们勾心斗角，各自为政。专制统治却变本加厉，密札捕人、严刑拷打、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发生。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出版物动辄被查禁，大部分政治和哲学著作不是无法出版，就是被焚被抄。　本书就是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酝酿的，那时正是1732年，伏尔泰已是三十七岁，处于成熟之年。可是，在人生的征途上，他已经遭受一系列厄运：因写讽刺诗，1716年被逐出巴黎，次年再次被捕，投入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1719年，又因诗文之祸被放逐，软禁于絮利。1725年，因与一贵族口角，重被囚于巴士底狱。1726年被押解到加莱，流放到对岸的英国，两年后才获准返回。　伏尔泰在本书的漫长写作期间，因逃避政府通缉，1734年逃往西雷，1737年逃往布鲁塞尔。到1751年本书脱稿时为止，著者在二十年间被放逐五次，被囚禁二次。虽然遭到多次如此残酷的打击，伏尔泰仍不屈不挠，始终不渝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成果是丰富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著者五十七岁以前的文学生涯。在流亡英国期间，他接触到迄今为止的先进哲学思想，会见了文史哲和科学方面的名流，考察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向法国公众介绍了牛顿和贝克莱。　随后，他又拿起犀利的战斗史笔，讽刺了一位穷兵黩武、愚蠢自大的北欧国王，这就是他的三部著名史书之一的《查理十二史》。1744—1750年，伏尔泰同进步的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一起，为新时代的号角《百科全书》的出版，作出重大贡献，这也就是为启蒙思想运动做了极有意义的前驱性工作。　至于他的史诗（如《亨利亚特》）、悲剧（如《凯撒之死》、《穆罕默德》）、小说（如《查第格》、《如此世界》），在本书完成以前都已出版，并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伏尔泰虽然已是遐迩闻名，但却免不了司法机关的残酷迫害。如前所述，在他酝酿、执笔和完成本书以前，他早已饱尝人间的辛酸悲苦。面对着如虎的苛政和糜烂的社会，他的心情是抑郁、暴躁和痛苦的。据阿尔弗雷·雷贝留的见解，对当时现实的严重不满使伏尔泰更加怀念路易十四的光辉业迹，使他以对前朝的讴歌来讽喻当前的政局和社会状况，这是不无道理的。　如本书导论所示，著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写路易十四个人，而在于写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在伏尔泰心目中，路易十四时代并不意味着路易十四的一生，而是略早和略晚于这个人的寿命。因此，以路易十四命名那个时代决不意味着伏尔泰全盘肯定这个时代和这位君主的一切。伏尔泰在1731年8月24日给奥利维的信中明确说过：“营、连的战斗，战败、城池的得失，历来的历史都是如此。路易十四时代在战争和政治方面，丝毫不优于其他史书，甚至远不如联盟和查理五世时代有趣。删掉艺术和人类精神的成果，就找不出足以引起后人注目的杰出东西来。”在另一处，他又说，书中的重点是“值得一切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的才智和风俗，足以起教导作用，引人热爱道德，学术和祖国的事情。”　所以，着重描绘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技艺的日臻完美，是本书的宗旨，或者说，写作的动机。二　伏尔泰出身于一个公证人家庭。父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上流社会人士有广泛的来往。他从小就从父辈的朋友口中听说到前朝许多辉煌事物，耳染目濡，印象很深。二十岁那年，他结识了圣昂热侯爵。他常常到枫丹白露后者的邸宅中去听讲路易十四朝的典故。　佥信本书酝酿于1732年。此后，伏尔泰陆续出版了很多文学、哲学著作，有过撰述《查理十二史》的经验，这样，既有生花妙笔，又有敏于思维的头脑和勤奋的天才，由他来执笔叙述路易十四时代史显然是再理想不过了。　著者开始写作时离路易十四的死期不远，文字和口头材料易于寻求，这是伏尔泰所处的年代上的优越条件。他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勤勉和一丝不苟始终贯穿这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在定稿以后也是如此。从准备伊始，他就阅读当若侯爵的著名回忆录手稿四十卷，即后来出版的《路易十四朝廷日记》（1681—1715）。当若是路易十四的宠信，下棋结交的好友，任副官，国王外出必偕同，曾数次衔命出使外国。此回忆录翔实可靠，圣西门写回忆录时也曾参考过。　1745—47年，伏尔泰任王家史官，因与军机大臣达让松相友善，得以在军机部和外交部不间断研究各种文件档案，达六个月之久。后来他又研究了罗浮宫所藏国王给大使的训令和他们发回的外交报告。1700年，国王为教育王孙勃艮第公爵而编写的回忆录、路易十四的书简，伏尔泰由于担任宫内侍从而得以看过。维拉尔和托尔西元帅的回忆录，他都查阅过。对于《曼特农夫人回忆录》，他更是细心地研究过，多次指出文中附会和虚构之处。　他还很重视见证人和目击者的口述。他从前朝遗臣和显贵的口中获知很多重要史料。曾经辅弼过路易十五的枢机主教弗勒里曾请他到伊西去谈话，特意给他讲述前朝遗事。此外，他还同从国外归来的使节、贵妇、巴士底狱医生、国王的宠臣、卢瓦的家奴那里得到很多有用材料。　伏尔泰曾到荷兰、英国和法国游历，沿途对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都不大留心，却喜欢到人群之中找人交谈。这一点很象马丁·路德为翻译《圣经》而广泛熟悉市井之言。不过，伏尔泰更注意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动态，自然也忘不了为他的史书搜集材料。他在里尔搜集参加过1709年和约谈判的荷兰代表回忆的材料。在海牙，他同熟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英国大使斯泰尔斯过从甚密。在英国，他会见了各界有识之士。此外，他还求助于其他有关人士，其如黎世留公爵元帅、普鲁士王太子等。　要取得他所需的史料，他就得克服种种障碍，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腕，或甘言劝诱者，或晓以大义者，总之，礼貌和语言都要周到而有分寸。　由于有这种亲身经历，他下笔时就写得真切，令人信服。有时他在书中就以第一人称出现，现身说法，写一些亲身耳闻目睹的事情。这使人们不禁联想到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自己就出现在小说中，作为见证，把情节写得活灵活现。这种笔法有独到之处，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全书出版后，他仍继续搜集史料，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1752年初，发现久已搜求的路易十四亲笔所写的回忆录在诺阿耶元帅手中，本书的第二版因此推迟。这个回忆录有助于领会和把握路易十四的为人和性格。　1756年版增添了疯神父圣皮埃尔的手稿材料，圣皮埃尔尖锐地批评了路易十四的处事和施政。为了补充西班牙战争，伏尔泰又研究了瓦伦西亚主教达尼尔·达·柯苏阿尔的回忆录，等等。本书的修订持续达十年之久。　对于时人的意见，伏尔泰也是虚心听取的，不客气的批评他也耐心倾听。三　本书既是路易十四的传记，又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著者在许多地方都很强调写整个时代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对路易十四怀有好感，衷心敬慕，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很大的偏颇。路易十四成了唯一的英雄，其他人物全都黯然失色。伏尔泰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而忽略了开明君主也有反动残暴的一面。溢美之词近于恭维，过分的颂扬使说服力减弱。著者未能摆脱他的先入为主之见。对于路易十四在征战中的成败得失也有所论述，但不是本书的重点。　描写有史以来这一开明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进步是本书有别于前人之处。但是，把文化的昌盛归功于君主个人的提倡和保护，是不妥当的。人才荟萃，文物鼎盛，岂是君主独力所能创造？路易十四显然不会有法术把他们从历史中呼唤出来。在伏尔泰以后，这样的认识屡见不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就是如此。可见，这种错误认识带有时代的性质。　伏尔泰对于他所写的时代的评价也有言过其实之处。“这些杰出的作家的美好时代过去以后，很少再出现伟大的天才。将近路易十四逝世时，大自然似乎休闲了。”“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如果它在某些方面被超过，它仍然是它行将产生的那些更加幸运的时代的榜样。”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事实否定了这种看法。十七世纪在法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但是，十八世纪却无可比拟地更加伟大。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思潮蓬蓬勃勃，势不可挡。文史哲方面，群星灿烂，不可胜数。仅举其中荦荦大者，以见一斑：贝尔、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博马舍……以致法国竟然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　本书的主要缺点已如上述。至于史料的审核、取舍、失真、遗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但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本序言第二节所陈述的，伏尔泰的治史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四　1740年，伏尔泰在给哈维勋爵的信中说：“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伏尔泰又曾解释他以路易十四命名这个时代的原委，因为路易十四赞助文艺，同时在位很长（在别的国家已经更换了三代君主），而在这个时期人类精神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样明确的历史观，无疑比他的前人有极大的不同。他的主观愿望在实践中仍未能贯彻得很好。相反地，他却把这个中心人物刻划得很生动，很形象。凡读过本书的人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路易十四英明伟大、仪表威严、慷慨大度、谦逊有礼……　在伏尔泰以前，史学家多半效法希腊和罗马的楷模，以纪传体为主。传统的写法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兼论当时的帝王将相，伏尔泰却一反以前的写法，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范围内来评述。在本书里，除了政治、军事以外，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艺、科学都说到了。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因此，本书是阐述人类文明的最初尝试，开世界文化史的先河。　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代法国新史学派则把历史放在迄今从未有过那样广阔的范围内去考察。它不仅跨学科，而且把现代科学（如地理学、社会学、计量经济学等）的方法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他们提倡写“全面的历史”，反对孤立地研究历史事件。政治和帝王的作用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该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着重描写的也是拉伯雷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当然手法、范围和内容已大为变异。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受了伏尔泰历史思想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国新史学派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伏尔泰。　本书对于启蒙思想运动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著者主张尊重事实，尊重良心，否认冥冥中有神意在指导历史的运行。他不厌其详地叙述并坚定地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理性必然战胜迷信和谬误。他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纷争。在最后四章中，他指出无谓的神学争论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的反宗教思想还应当同他的其他哲学论著联系起来认识，才是完整的。由于出身、教育和社会条件使然，他的反宗教思想仍然是有局限的。但是，作为启蒙运动先驱者，他这一历史著作将永放光芒。　几乎每一本法国文学史都提到本书。它的文学价值也是很明显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和朗松都欣赏《路易十四时代》。“每一章都是一篇明晰畅达和才思充溢的杰作。他[伏尔泰]把许多材料缩写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入胜。”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把伏尔泰这本历史名著介绍到我国来是有益的。二百多年以来，各国论述路易十四及其时代的书已经多得很。伏尔泰这本书当然不是唯一可读的，但却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