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套装全3册）》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套装全4册）》纪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检自杀。编者把这近三百年间他们所认为的重要史事，选编成八十个专题，每题为一卷，叙述了这些事件的始末。各卷后面几乎都附有“谷应泰日”的史论。

《古泉汇考（套装1-8册）》分为八卷。前六卷叙述历代钱币，自上古到明朝，卷七为其他国家和不知年代品，卷八为撒帐、吉语、压胜等钱。《古泉汇考（套装1-8册）》资料比较丰富。

正面披露日军侵华铁幕秘闻，百万侵华日军亡命实录。日本侵华战争历时十五年，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十五年间，五百余万日军，近百万亡命中国。本书以战争时序为经，以人物命运为纬，以纪实的手法，呈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战争轶事、宫廷秘闻，再现了臼本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将士、军妓在战争中的命运沉浮。战争场面血腥惨烈，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实为一部血迹斑斑的日本侵华战争史和日军人物命运史。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创建。纪事本末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此以前，史书已有编年、纪传、典志（政书）三种体裁——即编年体有《春秋》、《左传》等；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典志体有《通典》等，以这三种体裁记录了中国历史事实。编年体史书的长处，在于按年代编纂史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

全书除了绪论、小结，分为十九章，凡64万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第二章，述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在南洋及广州等地传播情况及特点。第三、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重点解剖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第九、十章，述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解剖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两个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重点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的情况。第十四至十六章，论述传教士中传播西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即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贡献。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时间都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纪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人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全书章节编排，兼顾到历史逻辑与西学传播内在机制两个方面。书中附有35份统计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播西学录要、受西学影响伪明清学者录要、不同时期西学书刊目录和数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等机构出版西书目录、不同时期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目录等。 作者在西学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阅收藏晚清西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利用出国作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兰雅的私人档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关于来华传教士的图书和档案资料，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东方带回英国的各种图书，上海亚洲文会发起人伟烈亚力在中国搜集并带回英国的大批中译西书，使得此书的资料基础非常扎实，也使得建立在这样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书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介绍了此书的研究对象与学术界研究概况，对这课题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学术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阐明了本书的研究重点。书中认为，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史这一课题，学术界对此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说来，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少，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段、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对每一阶段西学传播的机构、人物、西学书刊的数量、西学内容、传播特点，都有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对于西学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走势，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书中指出，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年均1种；第二阶段，年均6种；第三阶段，年均14种；第四阶段，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人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本书对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传播西学的研究，对五口通商初期西学传播的研究，对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格致书院、《格致汇编》、广方言馆等人物、机构、杂志的研究，或填补了重大空白，或对此前研究有重要推进。作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传播主体、受传对象（受众）、传播媒介、译书方式等因素对西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对晚清西学东渐的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了讨论；对于传教士与西学传播这一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认为，传教士与西学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对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更要具体分析。 本书的绪论部分，曾被译为英文，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翻译学研究》杂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发表；关于五口通商时期的内容，曾被译为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 本书获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奖；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奖；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

本书所收银币，上讫先秦，下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止，共计币图1170余枚。

《鹰爪下的羔羊：德军闪击波兰》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三帝国的勃起、第二章慕尼黑的悲剧、第三章格莱维茨电台的枪声、第四章闪电战：目标——华沙、第五章不可靠的盟友、第六章回天无术。

一、本词典是一部中型专科词典，共收词5000余条。凡历史上西域——新疆的重要部落、民族、山川、地理、人物、事件、宗教、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文献典籍、考古遗存等均予收录；与新疆历史有一定联系的周邻地区与外国人物亦酌情收录；属于通史范围的一些名词术语．因有其他工具书可资参阅，一般不予收录。二、本词典所收词目截止于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此前在新疆历史上有过一定影响，虽然逝世于解放之后的人物，亦酌情收录。三、本词典按词目字（凡书名中冠有“钦定”二字者均予以删节）的笔画排列，笔画数相同者，按起笔笔形的顺序排列；二者均相同者，以《辞海》排序原则排列。字相同的词目，按词目字数排列；字数相同的，按下一字笔画和起笔笔形排列。四、所收词目中，凡有多名、多译者：以常见者为正条，其余酌列参见条；凡属一词多义者，用①②③等分项释义。五、历史纪年，凡使用年号者，用汉字书写，表示阴历。旧历纪年括注公元，民国年间所示月份与解放后改用公元，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表示阳历。六、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族名、人名、地名，一般采用约定俗成的译名。　七、古地名一般加注今地名。凡在新疆境内的地名，一般不注明“新疆”二字。　八、本词典一般使用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对少量容易引起混淆的异体字或历史上或历史上的人名、地名等专门名词，酌情予以保留。　九、本词典前面有词目表，后面列有词目首字拼音检字。

前言《后汉书辞典》是一部专书辞典，为“二十五史辞典丛书”之一。编写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后汉书》提供方便。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为南朝宋范晔撰；八志三十卷，为晋司马彪撰。由于本纪和列传中某些内容较多的篇章，又分为上下卷，实际上该书是一百三十卷。《后汉书》记事，上起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下讫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共计一百九十六年史事。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生于公元398年（晋安帝隆安二年），卒于公元446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年四十八岁。范晔出身官僚世家。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父范泰，任宋侍中。晔因出继给堂伯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侯。后历官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后汉书》就是在这时开始撰写的。后又历宁朔将军、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元嘉二十二年（446），有人告发他与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为帝，于是以谋反罪被杀。本来元嘉二十二年为公元445年，因他死于十二月，当时合公历已是446年了。范晔生活的时代，距后汉已有二百余年，在他以前，已有不少学者撰写了后汉一朝的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就有东汉刘珍等的《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薛莹的《后汉记》、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八家之多。对于诸家之作，范晔都不满意，于是他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各家所提供的丰富史料，再加以斟酌去取，写成了九十卷只有纪传的《后汉书》。本来志的部分也计划写，“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由于死得过早，这一部分未能完成。另据《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谢俨传》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腊以覆车。”今本《宋书》无《谢俨传》。但从这段记载也可以说明范晔《后汉书》缺志的原因之一。由于范晔的文才和史学修养都比较高，他所撰的《后汉书》文笔流畅，叙事简明周详，结构严密，书中很少重复和疏漏。范书一出，大家争相传诵，而其他各家后汉书，就逐渐被淘汰了。范书既受到社会上学者们的欢迎，因而学习和研究的人也就比较多。在南朝梁时，著名学者刘昭和吴均，都给《后汉书》作过注释。刘昭看到范书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认为是一个缺陷，于是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加以注释，分为三十卷，以补范书之缺。刘昭虽为范书补了志，但纪传与志并未合并，仍各单行。直到宋真宗乾兴年初，孙爽建议把二者合刻在一起成为一部分，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刘昭的《后汉书》注大部分都已散佚，只八志的注保存下来了。因而今本《后汉书》中，范晔纪传部分的注，是唐章怀太子李贤等所作，司马彪八志的注，则为刘昭所作。司马彪，字绍统，为晋宗室。父司马睦，为司马懿之侄，晋初封为高阳王。彪以出继故，未能袭爵。彪少笃学不倦，博览群籍。历官骑都尉、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惠帝末年卒，时年六十余。彪以汉氏中兴，尚无全史，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其书，作八十三卷。彪书早已散佚，唯其八志三十卷，赖刘昭取以补范书之缺，乃得以保存下来。范晔本拟照《汉书》之例，撰写十志，未成而卒。司马彪的八志与班固的十志比较，没有《沟洫》、《食货》、《刑法》、《艺文》四志，是很可惜的。尤其是无《食货志》，对东汉一代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发展情况没有系统的资料，给史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新增的《百官》、《舆服》二志中，《百官志》即是《百官公卿表》的继作，而《舆服志》记载的车马、冠服等制度，以表明封建的等级关系，史料价值也不是很高的。《后汉书》本纪列传部分，史学界一向认为是写得较好的。十个本纪中，《光武帝纪》和《皇后纪》因内容较多，均分上下卷，实际上本纪是十二卷。《史记》、《汉书》只将吕后入本纪，其他皇后均入《外戚传》。范晔将《外戚传》之皇后改为本纪，是有独到看法的。范氏认为东汉一代，皇后或皇太后把持朝政的时候比较多，所谓“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主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见《皇后纪序》），因此从当时历史实际考虑，把皇后全部归入本纪是恰当的。列传部分，《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但范晔根据后汉的历史特点和自己的见解，创设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新的类传。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两个集团曾长期把持朝政，排斥名士官僚集团，曾两次大兴党锢之狱，以镇压名士官僚集团的反抗。《党锢传》和《宦者传》就是记载这方面的斗争情况的。特别是《列女传》，范晔把才行高秀的妇女收入传中，不只注意节操一个方面，是很有见地的。如传中所载有女史学家班昭，女文学家蔡琰。我们知道蔡琰是两次改嫁，侍奉过三个丈夫的人，如果按照封建的节烈观，是不应收入《列女传》的。范晔却不为旧的思想所束缚，充分体现了他具有的进步史学观点。《后汉书》是研究后汉一代历史的主要资料，价值很高，历来为文史学界所重视。自《后汉书》问世以来，研究注释其书的人是很多的。唐朝李贤等人的注释，可以说是集唐以前各家注释的大成者。现在通行本《后汉书》，都是带有李贤注的本子。至清末王先谦，又将唐以后研究《后汉书》的成果，特别是清人研究的成果，如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等各家之作，收集起来，撰成《后汉书集解》一书，成为第二次总结性的著作。建国以后，于1965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校点本《后汉书》，对广大读者来说，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与之相适应，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大繁荣。从而学习研究历史文化典籍的人，也就会日益增多，因此编辑一套阅读二十五史的工具书，当是今天社会上广大读者所需要。有见于此，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人力，进行了这套辞典丛书的编写工作。我们在完成《三国志辞典》以后，现在《后汉书辞典》又编撰完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参考一些有关辞书，由于涉及面较广，未能一一注明，谨此申明并表示感谢。由于本书成于众手，彼此之间抵牾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后汉书辞典》编委会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