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是贵州作家符号的小说集，包括三部中篇和一部书信体中长篇。四部小说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相互之间有一定联系而又单独成篇。《远逝的恋情》《都是爱情惹的祸》《非典时期的爱情》三部中篇小说，以作家的生活经历阅历为原型，专门描述了主人公陈帅的一系列连贯性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陈帅像一道阳光那样，贯穿了这三部中篇小说，故事离奇古怪、妙趣横生。书信体中长篇小说《那些年的爱情》直接就是一部纪实小说，以鸿雁传书的形式，描写了作家与彭玥在那个交通、通讯极为闭塞的年代里，通过三年的书信往来，互相倾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互相鞭策、互相进步，不断完善和充实他们两颗年轻而又卑微的生命。四部小说，均体现了一种两情相悦，不计金钱、地位和权利，只注重人品和才华，宣扬了一种青春健康积极向上的爱情观.

《大克鼎小克鼎》一书为“金石名品”丛书之一册，本书展现了西周中期的金文静中有动、大小错落的特点；没有西周早期字形的跌宕起伏，大克鼎中的铭文用笔多用线条取代修饰性的肥笔与波磔，小克鼎中的铭文为典型的西周金文，随势布形，参差错落中不乏典雅稳重之姿。本书于书法而言，是学习金文的优秀范本该书旨在促成人们熟悉金文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以此普及金文。

本书以门西的杰出人物、普通百姓、民居建筑、街巷风貌、民风习俗为主要关注点，记录老门西的过往，以非虚构的记叙、配以珍惜图片，展现门西市井或个人，或集体，或城市的记忆，有较强的资料性、可读性，可弥补史、志、谱等所不能顾及的方方面面。

该书对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精品和重点文物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馆藏的少数民族乐器精品37种61件。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乐器有500余种，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少数民族乐器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吸收和借鉴了其他民族乐器的精华，进而不断发展，成为中华乐器的瑰宝。这些乐器种类繁多，形制各异，洋溢着浓郁的民族乡土气息，广泛运用于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娱乐社交、婚丧嫁娶、节庆聚会、宗教祭祀等各种活动中，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乐器卷》中，我们一共辑录了51个少数民族的278件（套）馆藏乐器，这些乐器分别来自我国境内19个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有来自天山脚下的冬不拉，有来自海南岛的竹洞箫，也有来自青藏高原的扎木聂，还有来自怒江峡谷的达比亚……

本书分“先贤伟士”“人文名胜”“古村古镇”和“民俗风情”四个篇章，内括包括：善吏宰辅刘沆；文坛宗师欧阳修；抗金忠烈杨邦义；刚正名臣胡铨；诗坛巨匠杨成里等。

本套书选取陕西各地具有代表性的12家红色主题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依托，以馆藏革命文物为特色，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革命故事和革命精神，着眼讲述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抵抗史、图强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史、解放史。馆内蕴藏大量的革命文物，其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本套书的出版发行，为广大读者学习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生动有力的教材，为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乾隆《太原府志》的编纂，一依其《凡例》。其特点，一为在《沿革》中增加“表”，以补沿革之未尽。二为于府境全图下，各县也绘一图，使“山川形势，指掌了然”。三为“祀典”中删节古帝王将相、神仙高士，专以表扬忠烈。四为于《水利》之后，附设“堤堰”“津梁”，以利农事。五为在“人物”后，增加“辨证”，用以分辨“不官于此”或“不产于此”而列入“人物”的特殊情况。六为增加“关隘”，分类志之。七为有关晋阳“掌故”，广采于《太原边事杂记》等有关太原历史的图书，使失传的图书藉以流传。乾隆《太原府志》也有一些缺失，如卷十五“物产”内，没有记载矿产及开采，而先此永乐《太原府志》，却有“坑冶”一类，记载了太原各县的矿产，内容很丰富。这对以矿产丰富着称的太原，是不应有的缺失。尽管如此，乾隆《太原府志》其内容之多，已经超过前五部同类府志的总和，记载内容的丰富是可想而知的，可称古代太原的百科全书。在今日而言，可宝贵的，是它保存了当代其他文献已经缺失的古籍、失载的人物以及名胜古迹的记载等等。如“关隘”所载太原与忻州交界的石岭关，在冷兵器时代是太原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志中对此关的建置、军事价值、重要战事等等，记载详细，且有清人李光辉的《重修石岭关碑记》，而今过关，沿大运高速奄忽而穿越，不知有关口之存在，读此。遂使人怀想不已。有关晋祠的记载更多，有诗词、游记、古迹等等内容，可以看作一部晋祠的发展史，是今人研究和开发晋祠重要的参考资料。明清时，太原有许多书院，太原府内有晋阳书院，书院中有三立祠，祭祀着王通、司马光、薛瑄等山西既往的乡贤。三立祠已经毁坏不知多少年，但是，傅山先生写过有关三立祠的文章，使今天的文人对三立祠有一番向往。恰巧这部《太原府志》就有王道行所撰《三立祠记》，于建祠多所记载，大可备考。他如太原及所辖名胜古迹，亦记述详赡，可供一一细考，颇具研读价值。

本书以时间为轴，将先秦至当今河北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分九章、三百个选题依次呈现。从远古到近代，从熹微到绚烂，从分裂到统一；王朝的起落更迭，王朝的兴亡盛衰，人间的悲欢离合……五千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世事沉浮，皆是娓娓而述，一一道来。在秉持历史真实和表述精准的前提下，本书力求打造具有浓郁燕赵风范的人文科普读本，让读者在相对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掌握河北历史脉络，感悟河北人文精神，收获更多启示。

本书图文结合，插入中英双语解说的400余幅高清照片和手绘线图，通过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都城遗址、陵墓遗址及出土文物的识读，展现地跨欧亚非的波斯“第一帝国”的扩张、融合历史；结合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辨识和确认波斯帝国各郡国贡使浮雕，为东西方文明的早期交往提供确切的实物证据；对比研究中外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梳理出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轨迹，为研究前6至前3世纪世界文明交往提供第一手文物资料。

方志是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它是国史的基础材料，犹如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它是时代的毛细血管，可窥见大众百姓的脉膊跳动。方志文本分门别类，取材真实，内容丰富，剪裁得当，保存了相当复杂多样的社会信息，是研究历史，特别是地方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我国历代地方志八千二百多种，每种都注明卷数、版本、纂修者及藏书单位等信息，便于使用者参考阅览。历代《涪州志》即是中国方志的组成部分。涪陵地处长江、乌江交汇处。地连五郡，舟会三川，百物辐辏，人文畅茂，自古为水陆要冲，商贸名城。《禹贡》记载属梁州之域，战国为巴子国都，秦置枳县以来，历代王朝都在此设郡、州、县等治所。具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的涪陵，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历代的涪陵地方志都有较为详细的辑录。涪陵的地方志书，可考的始于北周。散见于史册的有北周的《涪陵地图记》，唐代的《涪州图经》，宋代的《涪州新图经》《涪陵记》《龟陵志》《龟陵新志》等八种。明代有《涪州志》两种。清代有官修《涪州志》五种。可惜由于朝代更迭和其他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动荡，清康熙之前所修的地方志书皆已散佚，对了解、研究涪陵地方史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中国有盛世修志的传统，历朝历代帝王对修国史相当重视。一方面，新王朝建立，即修前朝史，一朝一朝延续下来，成为惯例。另一方面，各地方官员对修方志也异常热情。康熙以来，先后担任涪州知州的董维祺、郭宪仪、多泽厚、徐树楠、德恩、吕绍衣等就亲自主持过《涪州志》的修纂工作。据文献记载，涪陵自明嘉靖以来，已有明嘉靖三十年《涪州志》，清康熙二十二年《涪州志》，清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清乾隆五十年《涪州志》，清道光二十五年《涪州志》，清同治九年《涪州志》，清光绪三十一年《涪州小学乡土地理》（又名《涪乘啟新》），民国十七年《涪陵县续修涪州志》等八种方志。但长期以来这些宝贵的地方史志资料因印数有限，藏本奇缺，已经作为古籍文物加以保护，极少与广大读者见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历代方志也只是极少数修志人员有条件参阅，因岁月流逝和保护手段有限，加之古籍图书纸张发黄易碎，有些古籍孤本几近毁损。这一方面有可能造成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又对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本土历史知识，增加历史学养，培养爱国爱乡的情感造成了无形的隔膜和障碍，方志的赓续文脉、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