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缺简介...

西域文化的特点是在多层次文化积淀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穆斯林文化。这种文化丰富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各民族的精神内涵。本书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意勾勒出西域文化的大致轮廓。

本配套教材所选评的作家与作品，面不够宽、量不够大，很难全面反映当代优秀作家与作品的成果，为了给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全貌和社会效应，特参阅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辞典》有关条目，辑录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获奖篇目，以供参考。

名门望族的历史，或变幻着政治风云，或凝绪着人世沧桑，或负载着文化的传继，焕发着异常的色彩……本丛书以叙述纪传的笔法，真实、生动地展示了中华名门望族兴衰荣辱的曲折经历，将理性的思考，融入形象具体的家族生活的演绎之中。本书主要内容有寻根探源，绚丽多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家难流离，盛名北朝、中原著姓，门庭荣耀、好学不倦，文武双全、洋洋大唐，李氏天下、皇室宗族，节者长存、志怀忠义，强直能干、经史传家，四世相唐、忠于事君，长于应变、万世界良相，数代显光、吴苑宫闱，樱桃落尽、世居辽东，镇守边塞、国破家存，与清俱兴、外产辱国，洋务坎坷、附录历代李氏望族64家。

一、主要内容：10-13世纪是两宋和辽朝、西夏、金朝等政权对峙的时代，也是中国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宋朝和西夏前后有一个半世纪的直接接触，期间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时间较短。正是如此，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刀光剑影的厮杀以及充满人情味的民间友好往来，构成了复杂而悲壮的宋和西夏关系的历史篇章。全书39万字，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朝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而结论和尾论则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二、主要观点：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偏偏然，惟恐其盗边也。"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撮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对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80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为何西夏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该书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80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未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的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的道德至上主义的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该书出版后，聂鸿音、罗炳良、朱瑞熙等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给予较高的评价。

暂缺简介...

《刘庄百年》是罗先生以随笔形式来表现刘庄百年历史的史学读物，该书以刘庄为中心，把与刘庄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串连起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20世纪中国百年史，从一座庄园的诞生与历史变迁，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刘庄的主人刘学询，光绪十二年考中进士，却没有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他在吏部“待分配”好几年，见没有升官的希望，便毅然包办“闱姓”（“闱姓”是晚清两广地方利用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一种方式），从此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时声名鹊起，被人称为“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刘学询为名将后裔，且颇有壮志雄心，他一心想反清复明，由自己来当皇帝，这与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实属南辕北辙，可他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想推翻清朝，因而两位香山同乡便在政治上结成了联盟。刘学询自命为朱元璋、洪秀全，却视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中山对此似乎也毫无异议，他在致刘学询的信中白纸黑字地写着：“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兵政一人弟自当之”。不管孙中山这里是出于谦虚，还是出于策略，都可见刘学询当时是颇有势力的。可惜历史与刘学询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孙、刘联盟的密谋，都胎死腹中。刘学询不仅不能坐上皇帝的龙椅，而且不能算作辛亥革命的功臣，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刘学询只是在刘庄做他的隐士。刘学询的政治主张与孙中山迥然相异，与保皇党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根本不同，他们虽然都拥护帝制，可康、梁保的是光绪皇帝，而刘学询则是要反清复明，自任皇帝。因而刘学询千方百计想借慈禧之手杀死康、梁，后来虽没能遂愿，却亲临南海监督，把康氏祖坟挖得七零八落。这下可惹恼了康、梁，梁启超不断写信给保皇党专管两广军事行动的澳门总局：“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刘豚即刘学询）。”结果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州时，“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枪对面打中胸部”。刘学询虽没被打死，可也知道了康、梁的厉害，没有再轻举妄动。刘学询曾一度做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只把李鸿章当作他反清复明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八国联军攻北京时，国内一片混乱，他建议李鸿章联合孙中山，策划两广独立，进而建国，李鸿章心有此意，却含糊其辞，静观时局发展。1900年6月15日，清廷电令李鸿章“迅速来”，担任议和大臣，李鸿章经反复权衡，决定赴任，以便将大权揽回自己手中。刘学询眼看自己精心策划的“两广独立”将付之东流，便通过香港参议局唯一的一名中国议员韦玉，转告港督卜力，暗示他乘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时将李扣留，逼他反清。正当这一计划就要实现时，卜力收到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不准扣留李鸿章”。刘学询的妙计又告破产。刘学询几次谋事不成，遂心灰意冷，他决心急流勇退，把全部精力投向在杭州西湖畔建私家别墅，这就是刘庄。建国后，刘庄被政府接管，称“西湖宾馆”，80年代改建为“杭州西湖宾馆”。作者在书中还写了刘庄被查封，康有为“猖狂”进刘庄，毛泽东与刘庄，刘学询后代的命运等。书中还附有许多未曾公开的图片，使人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刘庄的历史变迁。罗以民先生遍查史料，到处走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那些残缺的史料断片，融合成一部有机的《刘庄百年》，相信读者朋友可从这部书走进一段独具魅力的历史。

明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自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大明帝国东临关外寒风，西闻秦晋惊雷，犹如一辆疲敝的马车向深谷滑行。崇祯皇帝，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天子，他的一生比起前任几位皇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可算是励精图治，奋发向上，颇有中兴之志。但他一直生活在帝国无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伤心地目睹着祖宗的基业被蚕食的全过程……...

本书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日本家族制度的延续与变化、日本文化教育的发达与人的现代化等方面阐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本卷地域划分为中国西北的青海省、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辖境。介绍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宁夏的黄土高坡上，曾留下氐人、羌人、吐谷浑人的足迹，党项人在这里建国，回回人在这里落脚。这里是一个文化大走廊，从远古到近代，孕育了质朴浑厚的西北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