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借鉴、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历史是一幅斑斓多彩的辉煌画卷，其自身内涵的深邃和丰厚，决定了对它的展示与欣赏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国史、方志、谱牒、家乘，乃至于回忆录和口述史，无疑都是历史的载体，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令人心驰神往的历史，不仅是一种“过去”的客观存在、史官的秉笔记载，更是恒存于人们心中对祖先的敬意和解读。敬重祖先，本来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之一。“数典忘祖”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它意味着背叛传统。《中华名门才俊》丛书的出版，为当今的读者开启了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欣赏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领略历代名门才俊的旷世风采。从书的性质而言，它应该属于传统的“谱牒——姓氏之学”的范畴，但编著者谋求突破与创新的意图，是每位细心的读者可以感受到的。借用宋代大名士辛弃疾《水调歌头·赋松菊堂》的词句“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来表述本人先睹为快之后

《俗语图说》原名《上海俗语图说》，由民国时期著名办报人汪仲贤撰文，画家许晓霞绘图，是一部通过语言来解读社会的通俗读物。它收录的226个俗语词条，都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形成的，老上海十里洋场的下层民众最常使用的话语。作者以其渊博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的演绎能力，发掘出这些俗语词汇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信息，并加以形象、生动、诙谐、风趣的解说。其中类似“揩油”、“瘪三”、“敲竹杠”、“拉皮条”、“拍马屁”、“三脚猫”等俗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演变成具有民间特色的全国通用语。

李叔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法名演音。作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著名高僧，他被尊为南山律宗大师，律宗第十一世祖，享誉海内外。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圆月耀天心。” 本书从李叔同的俗世尘缘、结缘弘法和艺术人生等三方面，就李叔同生平和文化成就中的研究热点、难点和疑点，在依据可靠的资料进行合理辨析的基础上，对李叔同的一生进行了全面而又精练的勾勒，展示了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奇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吴祖光作者唐瑜，所造之屋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戏称“二流堂”，其亦被封为“二流堂堂主”，自此，一生荣辱皆与“二流堂”密不可分。何物“二流堂”？原来在抗战期间，一些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没有住处，临时寄居集会在“一个公认的好人”唐瑜先生家里（一九七九年八月，新华社所发文化部为“二流堂”平反的通知消息中称，这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因为没有门牌，由夏衍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书“依庐”（一说“碧庐”）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经常在这里往来的，有吴祖光、吕恩、丁聪、方菁、张正宇、郁风、黄苗子、张光宇、盛家伦、萨空了、沈求我、戴浩、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等人。这些当时的青年同志，因无固定职业，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人笑说他们是“二流子”，住的地方戏言为“二流堂”（还请郭沫若题写了“堂名”）。不想十几二十年后风云变幻，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吴祖光语），从此不得安生。凡住过或去过那里的人无一幸免，且株连无数毫不相干的人。这些在“文革”中先期（或再次）被送上祭台的文化界精英，在这场浩劫中吃尽了苦头。随着粉碎“四人帮”后各类冤假错案的平反，一些“内幕”的逐被“解密”，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包括“二流堂”在内的一些冤案和人物被迫害的真相。一九九七年四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唐瑜先生的回忆录《二流堂纪事》。这是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所企盼的。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一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原则，主张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是被毛泽东提到的少数几位不应当忘记的近代中国人之一。这本小书，将依据历史文献资料，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告诉你张之洞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升迁之路和他一生主要做了哪些事。

历史良籍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知。本书就秦桧、岳飞之仇、宋江投降、曹操、曾国藩、诸葛亮等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独辟蹊径，另有一番解读，让人读后不仅不禁换一种思维去重新审度历史……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古希腊《通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本书还对张居正所诠释的帝王之道，以当代人的视角进行了独特评论。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唐史纪：尧命羲和，敬授人时。羲仲居嵎夷，理东作；羲叔居南交，理南为；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逆易。又访四岳，举舜登庸。唐史上记：帝尧在位，任用贤臣，与图治理。那时贤臣有羲氏兄弟二人、和氏兄弟二人。帝尧着他四个人敬授人时。使羲仲居于东方嵎夷之地，管理春时理夏时变化的事；使和仲居于西方昧谷之地，管理秋时收成的事；使和叔居于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时更易的事。又访问四岳之官，着他荐举天下贤人可用者，于是四岳举帝舜为相。那时天下贤才，都聚于朝廷之上，百官各举其职。帝尧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虽以帝尧之圣，后世莫及，然亦必待贤臣而后能成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方股肱具而后成人，良臣众而后成圣，意亦为此。其后帝舜为天子，也跟着帝尧行事，任用九官二十牧，天下太平。乃与群臣作歌以记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所以古今称尧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贤图治之效也。

偷窥同治大婚、目击西太后葬礼、鲜为人知的晚清汽车拉力赛、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洋街坊的杭州日记、北京城墙的攻破、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等等，我们通过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到了用画笔、相机记录下来的这些难以看到的珍贵历史瞬间。西方人的视角、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独到之处。本书是作者关于老照片的第一本集子。沈弘教授现住在北京，他的家庭曾于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读书藏书状元户”。本书前言写在前面的话沈弘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曼德拉是奇特的，而这本书就更为奇特——它是在监狱里写成的，并且经历了更为不凡的书写与保护的故事。片段：黑色也是一种光辉（代序）黄福武《圣经·雅歌》中唱道：“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从美学上看，黑的极致是一种浑厚浓重的亮色。黑色是非洲的颜色，沉郁、刚劲、肥沃。黑色又是劳动的颜色，朴实、勤劳、勇敢。所以，在现代文明的熏染与催化下，阅读黑色就是一个追求极致、发现本色、寻找真谛的思想旅程，一如《漫漫自由路——纳尔逊·曼德拉自传》题目，这也是一条“漫漫自由路”。长期以来在我的意识中，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乃是一片不毛之地，充斥着杀戮、战乱、死亡与血腥。即使是有着古老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埃及，也只有那里的金字塔和尼罗河能唤起一缕沉睡和静穆的思绪。但是，随着一个史诗般人物的出现及其随之创造的奇迹，这幅完整的画面完全虚化了，继而凝聚为一幅质地厚重、色彩鲜明的油画。这个人就是纳尔逊·曼德拉。应该说，广大的中文读者对于曼德拉近乎传奇的经历并不陌生，许多人都能叫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蹲了几十年监狱后当选南非总统的政治家，一位对结束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作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领袖。但是，作为一个凡人特别是一个黑人，曼德拉的童年生活、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传奇经历和政治辉煌的背后，是一个平凡、孤独的行者，一个顽皮的孩童、追梦的少年、忧虑的家长和繁忙的领袖。我有幸略读了该书英文原版。掩卷深思，曼德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在监狱里写下这部自传？书中的曼德拉与我过去的想象相去甚远。他有自由、愉快的童年，像其他非洲儿童一样，他没有任何远大的抱负和梦想，以肉体自由和享受作为最大满足。他在自然的状态下成长，热衷于各种原始的游戏。谈到他的第一位妻子艾韦琳，他充满了深深的爱意。在曼德拉生命中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的第二位妻子温妮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战友。曼德拉长期的奔波与牢狱生活使夫妻两人离多聚少，就连见一面也成了梦中的奢求，甚至结婚也是利用监狱当局开恩给予的四天假期完成的。因此，曼德拉对于既是妻子又是同志的温妮怀有深深的爱意和愧疚。在监狱里，他一直没有放弃斗争，一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斗争技巧，另一方面则坚持锻炼身体，磨练斗争意志，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现实，时刻准备迎接更严峻的挑战。他的沉稳性格、组织才能和斗争技巧，为狱友们争得了许多权利。从一个黑人孩子成长为一个自由战士，曼德拉经历了一个普通人的所有感情和思想变化。他是平凡的，但正是这种平凡铸造了一种真正的伟大。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的平凡，只有这种伟大渗透进司空见惯的平凡之中，才是一种高山仰止的伟大。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就是机遇面前的普通人。对于曼德拉来说，只有到了大城市特别是进了大学之后，竞争的舞台才锻炼了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知识的积累才使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正义的力量才把他推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对于全世界来说，曼德拉的真正奇特之处在于，他是在监狱的烈火中熔炼出来的真金，新南非的诞生可以说是一部由一系列悲剧情节演化出来的喜剧。曼德拉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一位坚持和谈、推进和解的非暴力主义者，一位热爱人民、热爱土地的自然主义者。西方把新南非称为“和平的新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的确是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曼德拉是奇特的，而这本书就更为奇特——它是在监狱里写成的，并且经历了更为不凡的书写与保护的故事。这本自传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艰难和艰险，它出人意料的结尾（当然是出狱后补全的）——作者本人由一名囚犯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总统。这个结尾是如此辉煌，以至于每当人们提及新南非的奇迹时，往往使人首先想到发生在曼德拉本人身上的奇迹。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囚犯作传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并且对囚犯本人也并非荣耀之举。随着南非黑人多数民主政权的建立，这部自传的出版反而成了人民庆祝新南非的欢呼声的余响，与它所经历的种种“苦难”相比，人们阅读的喜悦显得总是有点勉强。对于一个自由战士来讲，监狱生活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财富。作为一个囚犯，你必须要过一种非常的生活，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思想却往往比普通的自由人更为广阔、更为深邃，远远驰骋于监狱的一方蓝天之外。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一直力争过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并为此进行了坚定而又十分策略的斗争。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铸就了一代伟人应具备的全部素质。他坚持锻炼身体，热衷于亲近自然的体力劳动；他坚持学习，在恶劣的环境下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学著作，包括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论著；他积极思考，注重行动，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写下了这部不朽的自传。正是由于这本自传是在艰难的条件和非常的环境下写成的，这种“非凡”的经历使得它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均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分量。正是由于这种“非凡”，使得这部传记的内容更加“非凡”；也正是由于这种“非凡”，使得它的文风并无多少“非凡”之处。然而，文句上的缺陷并不能掩盖作品本身的光辉，而只能映衬出种族隔离制度的黑暗。“黑，却是秀美”，这就是“黑色”的性格，这就是曼德拉——温和而坚毅；这就是这本书——沉静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