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学术账、知识账、逻辑账、语言账。《清算品三国》，从学术、知识、逻辑、语言四个方面对易中天的《品三国》一书进行了全面清理。天行健是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专攻三国史的知名学者。他以史实为依据，对易中天《品三国》存在的问题做了疗伤式处理，也对易中天现象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近半年来，围绕着易中天《品三国》所展开的争论，堪称是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奇观。一方面是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是嘘声不断。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易中天现象”，不仅人们在茶余饭后唧唧喳喳，也成为各种媒体的热门话题，尤以网络上更为活跃，出现了“人人争说易中郎”的奇观。人们都说了一些什么？那可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不能按照“语录”和“主旋律”统一认识。除了粉丝们那种虔诚狂热的“一边倒”倾向外，质疑、批评、嘲讽、拷问之词也不绝于耳。什么如此“品”法，算是学术吗？是“品”三国还是“嚼”三国？是通俗化还是庸俗化？过分的趣味化，是否会亵渎学术的尊严？是否会使学术异化？还有人提出这是学术的商业化，娼妓化等等。然而，《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究竟是一部什么样品质的书，是好得不得了，还是坏得不得了？它对读者，对社会，对学术研究有没有价值呢？

明史乱弹：一本融会了我们思想、思考、情感和体温的读史笔记。从朱元璋的洪武年到朱由检的崇祯年，大明朝已历经十七朝十六位帝王，历时二百多年。作为朱明王朝新接任的大掌柜，十七岁的崇祯皇帝只是被他接手的烂摊子弄得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似乎从来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得全无章法。文死谏，武死战，天地经义成了历朝历代文臣武将各死所死死得其所的千古宿命。在某种程度上打败崇祯的，其实就是崇祯自己。同样的，打败李自成和他的大顺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一个王朝结束了，又一个王朝也就是又一次轮回开始了……好像从登上皇位的第一天起，崇祯就发现自己差不多是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按他的话说就是：“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崇祯的慨叹实在是一个被现实困境折磨到身心俱疲的人的苍凉心境的表述。但造化弄人，他又不得不硬起头皮强打精神，面对他不得不应对的局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满洲人的天下有一半是吴三桂的功劳。如此卖命，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取新主的欢欣和赏识，在心灵深处，他的确是想将和前明有关的一切都从这个世界抹去，抹得不留一点儿痕迹。尽管李自成堪称一代枭雄一代豪杰，但他的难成大气还是表现在方方面面。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最终没有当成皇帝，不论是对李自成本人，还是对于他的文臣武将乃至天下百姓，都未必全是坏事。自视甚高的崇祯肯定是怀着天大的遗憾大行西去的，那才真叫死不瞑目呢。就在吊死煤山之前，他还先逼着周皇后自尽，又叫来太子和永、定二王，嘱咐三个儿子隐姓埋名为他报仇；然后他又持剑挥向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和只有六岁的昭仁公主，并且没忘了到西宫手刃袁贵妃及遇到的嫔妃数人。他哪来的那么大邪火？！

本书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这是一个美国著名刊物《时代》杂志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这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本书将带你回忆从1923年到1946年陆续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面孔：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重温这些旧闻旧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从1923年到1946年，在2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作者先后选择了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

本书汇集8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从他们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后现代、文学界的“问题意识”等命题进行阐述，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本书旨在表达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我们应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同时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拓展创造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独立”途中的变奏、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形成与“她”字位置之确定、文字何以成狱等。

一部最全面最系统展示苏德战线的史诗巨著一幅最真实最客观体验战场搏杀的宏图伟卷库尔斯克会战按其军事政治结果和参战兵力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这一会战是苏联人民战胜德国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其中包括7个坦克师。德军损失官兵50余万人，坦克1500辆，飞机3700余架，火炮3000门。德军奥廖尔基地和别儿哥罗德：哈儿科夫基地均被清除。但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贬低库尔斯克会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中有些人极力为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恢复名誉，掩饰其失策，把库尔斯克会战失败的过错全部推给希特勒。另一些认为库尔斯克会战是大战中的一个小插曲，避尔不谈这次会战。实际上，德军夏季进攻的失败，埋葬了德军宣传机构编造的苏军战略有所谓"季节性"和苏军只能在冬季进攻的谎言。德军的进攻战略遭到了完全破产，带给德国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使其从此丢失了战争主动权。进一步改变了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巩固了苏军统帅部手中的战略主动权，为苏军展开战略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和苏军进逼第聂伯河，完成了战争进程中的根本转折。从此，德国被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争区转入防御，这对大战的后期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德军重兵在苏德战场被击溃，为英美军在意大利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役，苏联有10万余名军人荣获勋章和奖章，180多人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更为重要的是，苏军统帅部顺利地解决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方面军之间战略协同的组织，最高统帅部赖以改变不利兵力对比的战略预备队的使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在决定性方向大量集中兵力兵器，取得了新的经验。新编制坦克集团军第一次用作扩张战果的梯队。在库尔斯克会战的空中交战中，苏军航空兵最终夺取了战略制空权，并一直掌握到战争结束。在库尔斯克会战，苏军战略领导的特点是高度集中，仍现实地考虑形势特点和善于选择适当的斗争方法。　总的来说， 库尔斯克会战是德国走向灭亡的最重要的一步，在自己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关键的一颗钉子。而苏联却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战胜了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战胜了他们自己，为最终战胜德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解说中国人权力游戏的巅峰之作汲取古代人生存智慧的不老之泉说故事，论人物，侃八卦，纵论古今，参破《资治通鉴》的珍珑棋局．是非纷纭，和司马光一起看一出跳脱飞扬、热闹非凡的历史大戏。司马光和他的助理们以渊博的学识和风流的文采将1300多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写得条分缕析、异彩纷呈，然而，今天的菜乌们却在看到满篇的之乎者也时却步不前。本书变文为白，举重若轻，将一部《资治通鉴》变成一本穿越历史迷雾的闯关秘笈，处处有景致，处处是故事。在这里，历史不再仅仅是隔岸观火的铁马冰河、杀戮遍地。不论是你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还是雾里看花怎么也看不透的小小阴谋，作者都为它找到了就在你身边的生活细节。于是历史的黑洞在现实的观照下，变成一条任你来去自如的时光隧道。在你为历史的诡谲和作者非凡的洞察力拍案时，不禁也会为生活的巧合和作者嘻哈俏皮的语言会心一笑。

《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是以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所做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其讲座以“不戏说，不歪说，不臆说”为原则，融知识性、启迪性与思想性为一体，给人以回味和启迪。巍巍秦宫，风云变幻；千秋功过，谁人评说？吕不韦与李斯，成就秦始皇帝业的两位功臣，在秦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始皇显赫一世的功绩中，吕不韦和李斯功不可没。从一个商人到大政治家的吕不韦，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介布衣的李斯，他凭什么赢得了秦始皇的信任？又是什么，让他这个堂堂的一国之相，最终成为宦官赵高的刀下之鬼？孙立群教授以第一手史料《史记》为依据，条分缕析，为读者探寻历史中的人物，

李开元教授，历史学界的福尔摩斯，刘邦与秦始皇，是两代人吗？陈胜的大军为何在戏水止步不前。赵高，真的是太监吗……李开元教授，如同老练的侦探，穷搜史料，亲历现场，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让久远的历史一一复活起来。阅读之前，没有真相。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李开元《行走在历史当中》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在秦始皇手里诞生。但是，十五年后它就崩溃了。在历史的行进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秦始皇、赵高、李斯、陈胜、刘邦、项羽……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带领我们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揭开历史尘封的帷幕，体验历史的复活。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见自己；当代，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清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伟人，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二千多年以来，秦帝国成为中华帝国的象征，秦始皇也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伟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秦始皇突然死去，戍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叱咤风云；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这一段秦失其鹿、群雄竞逐的历史突然而猛烈，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谜团，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断言残迹。　断言可以解读，残迹可以修复。最不可思议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只要看到它们，你就会确信历史曾经存在；只要触及它们，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坠入欲知往事的诱惑；只要体察它们，你就会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正在复活。　历史能够复活吗？历史怎样复活？复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本书选取秦末群雄竞逐的这一段历史，检索史料，考察实地，体察文物，以期复活当时的历史。历史的复活，需要大家一起参与。下面提供四种不同的历史情景供读者朋友浏览，而历史复活的过程，就浓缩在这里。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相较于《非常道》一书，在显现近代历史复杂面相的同时，《常言道》将这种近代资源的学术化运用更加具体，它的主题更鲜明，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实用性，更面向大众，它是借重新定位与申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使其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读史为用，正是作者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作者余世存最新转型的一次努力。本书条分缕析出三十三个大类，计有：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今天的最宝贵的财富。《非常道》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或为之浇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为此“无端狂笑无端哭”。吾人以史为教，西人更有所谓读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说，历史既为材料，又为形式质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凿可以成全有质地之新人。是以教化教育教学革新之道，莫过于回向历史：《非常道》出版后，跟风不断，可谓明证。余既始作其俑，难免龙种之望，而打扮历史无知历史之投机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场，感慨系之，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吾人近代史再三复意。读家或可哂察。通者，有不可言言则非常之道，则必有老生常言言则平易悠远之道。道可常言者，则可以致精微，可以通广大。小德川流，大德软化（冯友兰语）。此本书所以用心者也，存鉴揽照，目击心悟，所谓证道，无处不在。通之体，可以为经，为史，为传统；道之用，则惟务在人。我国人向来视大等为大人成人君子之教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代教育之关键，同样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一以贯之，则任持绝学，人格高标，如何做人，如何警君子，如何做学问，历历在目。又，或则培育现代识见及训练（蔡元培语），或则助学生走路（梁漱溟语），或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要之，则又如竺可桢所倡通才教育，惟有通中国语文，通此随处流衍之人文精神，方可接续烟火，方可拯危难于既颓，方可于非常之时，有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语）。读书治史，感同身悟，见不及此，实乃蠹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