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注（繁体竖排版）》是作为研究北宋汴梁的重要资料而收入《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的。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鄧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繁体竖排版）》，到目前为止，是这部书唯一的注本，它提供了不少可以和原著相互印证的参考资料，因此，《选刊》决定采用鄧注本。在印行前，除对鄧注的个别条目作了删除以外，其它皆未改动。《东京梦华录注（繁体竖排版）》北宋梦元老撰。他从靖康丙午南徙居东京二十三年，至淳熙丁未始有刊本。全书对北宋汴梁描述颇为详细，对街道、河道、民俗皆有涉及，是研究城市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资料。

本书是建国后编辑的第一部以海军为专题的史料汇编，广泛搜集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和衰败的大量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近代海军史、海防史具有重要价值。史料真实地展现了我国海防建设中这一段辛酸悲壮的历史过程。今天，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斗争中，研究历史上的这一教训，对于我们加强海防建设是会有教益的。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套装共2册）》是出版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名著，它体现了德国历史编纂学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优良传统。几百年来，德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1524-1526年的农民战争极尽污蔑之能事。本书以历史为武器向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德意志各邦封建君主所进行的一种战斗。本书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资料，而且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中译本序言 一　1715年，本书的中心人物路易十四去世。他留下一个经济崩溃、民穷财尽的法国。继位者路易十五无论在智慧、才干和魄力上都大为逊色。旧制度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宫廷生活糜烂不堪，国王不擅治政，大臣们勾心斗角，各自为政。专制统治却变本加厉，密札捕人、严刑拷打、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发生。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出版物动辄被查禁，大部分政治和哲学著作不是无法出版，就是被焚被抄。　本书就是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酝酿的，那时正是1732年，伏尔泰已是三十七岁，处于成熟之年。可是，在人生的征途上，他已经遭受一系列厄运：因写讽刺诗，1716年被逐出巴黎，次年再次被捕，投入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1719年，又因诗文之祸被放逐，软禁于絮利。1725年，因与一贵族口角，重被囚于巴士底狱。1726年被押解到加莱，流放到对岸的英国，两年后才获准返回。　伏尔泰在本书的漫长写作期间，因逃避政府通缉，1734年逃往西雷，1737年逃往布鲁塞尔。到1751年本书脱稿时为止，著者在二十年间被放逐五次，被囚禁二次。虽然遭到多次如此残酷的打击，伏尔泰仍不屈不挠，始终不渝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成果是丰富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著者五十七岁以前的文学生涯。在流亡英国期间，他接触到迄今为止的先进哲学思想，会见了文史哲和科学方面的名流，考察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向法国公众介绍了牛顿和贝克莱。　随后，他又拿起犀利的战斗史笔，讽刺了一位穷兵黩武、愚蠢自大的北欧国王，这就是他的三部著名史书之一的《查理十二史》。1744—1750年，伏尔泰同进步的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一起，为新时代的号角《百科全书》的出版，作出重大贡献，这也就是为启蒙思想运动做了极有意义的前驱性工作。　至于他的史诗（如《亨利亚特》）、悲剧（如《凯撒之死》、《穆罕默德》）、小说（如《查第格》、《如此世界》），在本书完成以前都已出版，并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伏尔泰虽然已是遐迩闻名，但却免不了司法机关的残酷迫害。如前所述，在他酝酿、执笔和完成本书以前，他早已饱尝人间的辛酸悲苦。面对着如虎的苛政和糜烂的社会，他的心情是抑郁、暴躁和痛苦的。据阿尔弗雷·雷贝留的见解，对当时现实的严重不满使伏尔泰更加怀念路易十四的光辉业迹，使他以对前朝的讴歌来讽喻当前的政局和社会状况，这是不无道理的。　如本书导论所示，著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写路易十四个人，而在于写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在伏尔泰心目中，路易十四时代并不意味着路易十四的一生，而是略早和略晚于这个人的寿命。因此，以路易十四命名那个时代决不意味着伏尔泰全盘肯定这个时代和这位君主的一切。伏尔泰在1731年8月24日给奥利维的信中明确说过：“营、连的战斗，战败、城池的得失，历来的历史都是如此。路易十四时代在战争和政治方面，丝毫不优于其他史书，甚至远不如联盟和查理五世时代有趣。删掉艺术和人类精神的成果，就找不出足以引起后人注目的杰出东西来。”在另一处，他又说，书中的重点是“值得一切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的才智和风俗，足以起教导作用，引人热爱道德，学术和祖国的事情。”　所以，着重描绘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技艺的日臻完美，是本书的宗旨，或者说，写作的动机。二　伏尔泰出身于一个公证人家庭。父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上流社会人士有广泛的来往。他从小就从父辈的朋友口中听说到前朝许多辉煌事物，耳染目濡，印象很深。二十岁那年，他结识了圣昂热侯爵。他常常到枫丹白露后者的邸宅中去听讲路易十四朝的典故。　佥信本书酝酿于1732年。此后，伏尔泰陆续出版了很多文学、哲学著作，有过撰述《查理十二史》的经验，这样，既有生花妙笔，又有敏于思维的头脑和勤奋的天才，由他来执笔叙述路易十四时代史显然是再理想不过了。　著者开始写作时离路易十四的死期不远，文字和口头材料易于寻求，这是伏尔泰所处的年代上的优越条件。他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勤勉和一丝不苟始终贯穿这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在定稿以后也是如此。从准备伊始，他就阅读当若侯爵的著名回忆录手稿四十卷，即后来出版的《路易十四朝廷日记》（1681—1715）。当若是路易十四的宠信，下棋结交的好友，任副官，国王外出必偕同，曾数次衔命出使外国。此回忆录翔实可靠，圣西门写回忆录时也曾参考过。　1745—47年，伏尔泰任王家史官，因与军机大臣达让松相友善，得以在军机部和外交部不间断研究各种文件档案，达六个月之久。后来他又研究了罗浮宫所藏国王给大使的训令和他们发回的外交报告。1700年，国王为教育王孙勃艮第公爵而编写的回忆录、路易十四的书简，伏尔泰由于担任宫内侍从而得以看过。维拉尔和托尔西元帅的回忆录，他都查阅过。对于《曼特农夫人回忆录》，他更是细心地研究过，多次指出文中附会和虚构之处。　他还很重视见证人和目击者的口述。他从前朝遗臣和显贵的口中获知很多重要史料。曾经辅弼过路易十五的枢机主教弗勒里曾请他到伊西去谈话，特意给他讲述前朝遗事。此外，他还同从国外归来的使节、贵妇、巴士底狱医生、国王的宠臣、卢瓦的家奴那里得到很多有用材料。　伏尔泰曾到荷兰、英国和法国游历，沿途对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都不大留心，却喜欢到人群之中找人交谈。这一点很象马丁·路德为翻译《圣经》而广泛熟悉市井之言。不过，伏尔泰更注意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动态，自然也忘不了为他的史书搜集材料。他在里尔搜集参加过1709年和约谈判的荷兰代表回忆的材料。在海牙，他同熟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英国大使斯泰尔斯过从甚密。在英国，他会见了各界有识之士。此外，他还求助于其他有关人士，其如黎世留公爵元帅、普鲁士王太子等。　要取得他所需的史料，他就得克服种种障碍，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腕，或甘言劝诱者，或晓以大义者，总之，礼貌和语言都要周到而有分寸。　由于有这种亲身经历，他下笔时就写得真切，令人信服。有时他在书中就以第一人称出现，现身说法，写一些亲身耳闻目睹的事情。这使人们不禁联想到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自己就出现在小说中，作为见证，把情节写得活灵活现。这种笔法有独到之处，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全书出版后，他仍继续搜集史料，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1752年初，发现久已搜求的路易十四亲笔所写的回忆录在诺阿耶元帅手中，本书的第二版因此推迟。这个回忆录有助于领会和把握路易十四的为人和性格。　1756年版增添了疯神父圣皮埃尔的手稿材料，圣皮埃尔尖锐地批评了路易十四的处事和施政。为了补充西班牙战争，伏尔泰又研究了瓦伦西亚主教达尼尔·达·柯苏阿尔的回忆录，等等。本书的修订持续达十年之久。　对于时人的意见，伏尔泰也是虚心听取的，不客气的批评他也耐心倾听。三　本书既是路易十四的传记，又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著者在许多地方都很强调写整个时代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对路易十四怀有好感，衷心敬慕，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很大的偏颇。路易十四成了唯一的英雄，其他人物全都黯然失色。伏尔泰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而忽略了开明君主也有反动残暴的一面。溢美之词近于恭维，过分的颂扬使说服力减弱。著者未能摆脱他的先入为主之见。对于路易十四在征战中的成败得失也有所论述，但不是本书的重点。　描写有史以来这一开明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进步是本书有别于前人之处。但是，把文化的昌盛归功于君主个人的提倡和保护，是不妥当的。人才荟萃，文物鼎盛，岂是君主独力所能创造？路易十四显然不会有法术把他们从历史中呼唤出来。在伏尔泰以后，这样的认识屡见不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就是如此。可见，这种错误认识带有时代的性质。　伏尔泰对于他所写的时代的评价也有言过其实之处。“这些杰出的作家的美好时代过去以后，很少再出现伟大的天才。将近路易十四逝世时，大自然似乎休闲了。”“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如果它在某些方面被超过，它仍然是它行将产生的那些更加幸运的时代的榜样。”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事实否定了这种看法。十七世纪在法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但是，十八世纪却无可比拟地更加伟大。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思潮蓬蓬勃勃，势不可挡。文史哲方面，群星灿烂，不可胜数。仅举其中荦荦大者，以见一斑：贝尔、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博马舍……以致法国竟然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　本书的主要缺点已如上述。至于史料的审核、取舍、失真、遗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但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本序言第二节所陈述的，伏尔泰的治史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四　1740年，伏尔泰在给哈维勋爵的信中说：“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伏尔泰又曾解释他以路易十四命名这个时代的原委，因为路易十四赞助文艺，同时在位很长（在别的国家已经更换了三代君主），而在这个时期人类精神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样明确的历史观，无疑比他的前人有极大的不同。他的主观愿望在实践中仍未能贯彻得很好。相反地，他却把这个中心人物刻划得很生动，很形象。凡读过本书的人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路易十四英明伟大、仪表威严、慷慨大度、谦逊有礼……　在伏尔泰以前，史学家多半效法希腊和罗马的楷模，以纪传体为主。传统的写法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兼论当时的帝王将相，伏尔泰却一反以前的写法，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范围内来评述。在本书里，除了政治、军事以外，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艺、科学都说到了。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因此，本书是阐述人类文明的最初尝试，开世界文化史的先河。　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代法国新史学派则把历史放在迄今从未有过那样广阔的范围内去考察。它不仅跨学科，而且把现代科学（如地理学、社会学、计量经济学等）的方法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他们提倡写“全面的历史”，反对孤立地研究历史事件。政治和帝王的作用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该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着重描写的也是拉伯雷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当然手法、范围和内容已大为变异。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受了伏尔泰历史思想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国新史学派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伏尔泰。　本书对于启蒙思想运动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著者主张尊重事实，尊重良心，否认冥冥中有神意在指导历史的运行。他不厌其详地叙述并坚定地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理性必然战胜迷信和谬误。他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纷争。在最后四章中，他指出无谓的神学争论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的反宗教思想还应当同他的其他哲学论著联系起来认识，才是完整的。由于出身、教育和社会条件使然，他的反宗教思想仍然是有局限的。但是，作为启蒙运动先驱者，他这一历史著作将永放光芒。　几乎每一本法国文学史都提到本书。它的文学价值也是很明显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和朗松都欣赏《路易十四时代》。“每一章都是一篇明晰畅达和才思充溢的杰作。他[伏尔泰]把许多材料缩写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入胜。”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把伏尔泰这本历史名著介绍到我国来是有益的。二百多年以来，各国论述路易十四及其时代的书已经多得很。伏尔泰这本书当然不是唯一可读的，但却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旧典备徵》和《安乐康平室隨笔》，是近人朱彭寿所著的两种较有价值、带工具书性质的清代史料笔记，对文史爱好者、尤其是对清史研究工作者，会有相当的帮助。《旧典备徵》被时人称誉为“于先朝国故人物，详稽博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凡诸纪载，既备且确，其体例与《弇州别集》相近，而精核过之”（见刘承干跋），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各省状元人数”条，记录了起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讫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的二百数十年间共一百十二科各省状元的姓名、籍贯、科名等，可与清代进士题名碑录和馆选录等记载互相参照比较，“浙江鼎甲考”条，则专记起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约二百五十年间的浙江籍状元、榜眼、探花的名籍。“武鼎甲考”条，记录起顺治三年讫光绪二十四年的武科鼎甲姓名、籍贯，可以弥补进士题名碑录中记文不记武的不足。又如著者仿傚《归田琐记》记载闽籍得谥者例，在“浙省人得谥者”条中，按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严州、处州八个地区记录了浙江人得谥者的姓名、县籍、官职、谥号和得谥年代，可以和“一家人得谥者”条互参，起到一种谱牒的作用。其它如“世家”等条，均属此类。《安乐康平室隨笔》六卷，撰成於民国己卯（一九三九年），並先於《旧典备徵》在一九四○年排印问世。此书按事列条，不加标题。据著者称，他在撰写《寿鑫齐丛记》以外，“隨时纪载者，或谈近事，或溯旧闻，或述家风，或抒己见，兴之所至，信笔即书，虽雅俗兼陈，漫无体例，顾其间零星考订，稍有发明，且於生平身世所经，时亦誌其雪泥鸿跡，凡所缀辑，似与渔洋山人诸笔记意趣略同，爰命儿孙辈别录为卷，而以隨笔名之。”“安乐康平”四字，是光绪丁未岁（二一十三年）除日，清廷颁赐朱彭寿春联中语，因即以此名其室，並称其书。《隨笔》就其内容而言，比《旧典备徵》所记题材更为广泛，除典章、人事以外，还兼及诗词、文字音韻、版本目录、古钱、画卷等方面的记载、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起光绪二十八年讫宣统三年冬亲郡王得谥情況，在卷四中便有较详细的记载，可以补《皇朝谥法表》和清代职官年表之类工具书的不足，卷五中则就一些王公大臣的谥号和《皇朝通志》、《清文献通考》、《八旗通志》中有所歧異之处，提出质疑或纠缪。卷二中对清代考试制度中的某些情況，也有可资参考的叙述，如介绍补应殿试者的考卷，考试官按例在卷面加盖“补”字红戳，此种试卷不入进呈的前十名考卷内；著者自己曾擔任过考试各省孝廉方正阅卷官，在卷三中记述殿试阅卷大臣在阅卷过程中的规定、程式情況（卽所词“转桌”），亦颇可。

暂缺简介...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风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

《檐曝杂记》为清人赵翼所撰零散笔记文字的汇辑，记述作者京城官场见闻交往，出仕两广、云贵经历闻见，以及读书心得等，共计六卷、续一卷。《竹叶亭杂记》为清人姚元之所撰，历记朝廷掌故、礼仪制度、地方风情物产、石刻印章、古籍文物、人物轶事、读书杂考、花虫木石等。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清秘述闻三种（套装上中下册）》是“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的一种，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合《清秘述闻》、《清秘述闻续》、《清秘述闻再续》而成。《清秘述闻》为清法式善所撰，是记载清代科举考试的专著，其乡、会考官类和同考官类，记载了清初顺治至嘉庆年间历科考官、试题及省、会殿元的姓氏籍贯出身等，学政类记叙清代各省学政一职的演变及其姓名、字号、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该书记载截至嘉庆四年，因此后人又作《清秘述闻续》和《清秘述闻再续》，两书体例均如前，所叙时间分别为嘉庆五年至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三十年。

三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即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的历史大致经过了九十年，也就是说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始至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南方止。但也有不少史学家以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算起。如果仔细考察三国的历史，还是以公元190年算起更为科学，因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之前，确有一段形成过程。三国是东汉王朝的继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加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朝廷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声势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汉灵帝为之恐慌，先后派兵围剿黄巾军，首先以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军屯驻洛阳近郊，派卢植赴河北讨伐张角，派皇甫嵩、朱携赴颍川（今河南禹县）讨伐以波才为领袖的另一支黄巾军。在颍川战场上，波才领导的黄巾军英勇奋战，拼杀顽强，朱携和皇甫嵩屡遭失败。后来皇甫嵩利用火攻，借大风天气，搅乱了农民军的队伍，致使农民军几万人牺牲，波才最后战死。在河北战场上，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和卢植的军队战斗了相当一段时间，相持不下，汉灵帝以卢植无能，又唯恐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洛阳，便先后派董卓、皇甫嵩替换卢植，大规模地向张角进行攻击。皇甫嵩用计麻痹农民军，在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由于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没有足够的防备，致使起义军一下子牺牲了八万余人。农民军无奈退至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继续与皇甫嵩作战，由于双方各方面条件的悬殊，农民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张角、张梁和张宝先后阵亡、病死。黄巾军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朝廷军队剿灭了，主要领导人也牺牲了，但并没有彻底失败，不少黄巾军的余部仍在不同地区坚持战斗，一直到公元192年，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东北）的黄巾军还有三十多万。公元205年，黄巾的友军黑山军尚有十余万人。总共四十多万农民军，后来还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黄巾军大起义失败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它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加速了它早日崩溃。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立。当时因宦官的权势太大，大将军何进为控制宦官的权势发展，召引盘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的董卓进京，加强外戚的权势。但事情泄露，何进反被宦官所害。袁绍带兵报复，宦官两千多人被杀。不久，董卓进入洛阳，废了少帝，令汉献帝即位。董卓对人民更为残暴，把汉朝群臣完全不放在眼里，大有取代汉朝之势。对此有不少政治野心家以讨董卓为名，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于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随时用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汉朝从此名存实亡，三国时期从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曹操急于早日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但袁绍在北方占据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及辽宁大部）一带，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公元200年，曹、袁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了战略性决战。最后，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消除了一大障碍。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曹操彻底肃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实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统一。在官渡之战前后，孙权在南方，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自称汉家宗亲的刘备，这期间也没有等闲视之，而是积极策划，准备力量，待机行动。暂寄身于荆州（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及河南西南部）牧刘表。公元208年，也就是在官渡大战之后，曹操雄心勃勃，亲自率军南下，攻打荆州，追击刘备。并威胁孙权，开始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刘备和孙权采纳了鲁肃和诸葛亮的建议，联合作战，一致抗曹。担任吴军主将的周瑜，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境）长江南岸火烧曹军战船数十艘，孙、刘联军乘曹军混乱不堪之际，分头发动猛烈进攻，以总数不足五万人的兵力，战胜了拥有二十余万人的曹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致使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稳固，刘备也乘机占据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又往西取得了益州（今四川省等），到此三分天下的形势大致已定。公元220年，曹操死，儿子曹丕继位，废了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也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历史上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2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各自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政治区域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内零散的分裂割据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魏国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着手于农业，在许昌一带办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后来称霸一方战胜对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曹丕称帝后，发挥曹操的兴农思想，扩大屯田的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辟了水稻田，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曹丕也吸收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物，在三国人才云集的时代，曹家人才最多。孙权统治的吴国也在江淮一带大规模屯田，在今浙江省境内广泛兴修水利，还从北方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不仅如此，孙权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促使吴国的兴盛和发展。刘备建立的蜀国，任诸葛亮为丞相，在四川积极发展生产，派得力人员管理都江堰，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他为了安定后方，努力改善了跟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汉族跟西南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其文化、外交上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就其总体来说，魏强于蜀、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蜀联合，对抗曹操。但是到了后来，吴、蜀为了争夺荆州，发生了矛盾。公元220年，吴利用关羽对魏作战的机会，突然进行袭击，奇取了荆州，杀了关羽。为此，刘备于公元222年亲自率兵讨伐吴国。蜀吴两国军队在夷陵（今湖北宜都北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夷陵决战，以吴国胜，蜀军败而告终。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积劳成疾，生病而死。诸葛亮依照先主之命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即位，继续推行联吴抗魏的原则，一心想要北上奇取中原，重振汉家大业。但是他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公元234年，蜀军又一次北伐，魏派大将司马懿前去应战，两军在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展开了智勇相兼的历史大战，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胜负难断之际，蜀军军师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无力再战，无奈只好撤军。从此，蜀国的势力日渐衰落，而魏国大权慢慢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架空了皇帝。公元263年，蜀国终于被魏国所灭。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帝，建立了晋朝，后称晋武帝，建都于洛阳。公元280年，司马炎调集重兵攻打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灭了吴国。从此结束了东汉以来几十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西晋的建立，代替了三国鼎足的历史，出现了短期的中国统一。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曹操可谓是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代表。在三国尚未形成之前，军阀混战之中就显露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消除了不少军阀势力，改革东汉以来不适应自己政治需要的弊端，吸收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的谋划，网络人才，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坚持统一，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在军事上，诸葛亮可谓是三国时代的典型，在蜀国形成前后，他是一位能够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性的军事家。他在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雄霸一方、建立汉蜀、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七擒孟获”、“五出祁山”中，都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哲学上，以魏国最为发展，开了清淡玄学的风气。《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是当时玄学家的经典。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是玄学的创始人。他在《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中，极力宣扬“贵无”的理论，以非物质性的“无”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客观唯心论者。从现实意义来说，主张任其“自然”的“无为”，把封建的道德规范压低到次要地位，这便为当时封建上层的贪欲制造了理论根据，也可以说是某利颓废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文学艺术领域，更应首推曹氏父子。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他的代表作，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自明本志令》等，在中国诗史和散文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曹操是一代文风改革的大师。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曹植的五言诗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还有“建安七子”，他们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另外在科学和医学上，也不乏人才，张仲景、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大师，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等。他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承。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其时间来说，长短不一。孙权建立的吴国时间最长，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至公元280年孙皓降西晋，共经历了五十九年。其次是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曹奂建立了西晋，共计四十五年。蜀汉国生存时间最短，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至公元263年刘禅亡于曹魏，共计四十三年。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为后来的史学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加之史学家的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过谁是“正统”之说。有的扬魏抑蜀，以魏为正统；有的扬蜀抑魏，以蜀为正统。诚然，事实上魏、蜀之间确实有过彼此图谋吞并对方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战争，谁都未能吃掉对方。吴国在彼此吞并的过程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正统”之说没有涉及它。其实，三国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夺得全国的统一领导权，不必要有什么“正统”之说。三国历史错综复杂，杰出人物风起云涌，事件众多。《三国志》便是记录三国历史全过程的一部史书。《三国志》记载了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起，前后共计九十年的历史。《三国志》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则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全书叙事脉络分明，文字简约明畅，写人写事，时见文采。《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职。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晋王沈著的《魏书》，魏鱼豢著的《魏略》；吴韦昭著的《吴书》。陈寿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撰《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由于他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从小即注意研读史书，留心蜀国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最后又写成《蜀书》十五卷。这六十五卷三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三国志》。陈寿是晋臣，奉命修史，自然以魏为正统，称魏的君主为帝，叙人“纪”中，而对蜀、吴的君主，只是立为“传”，而且对晋的统治者难免有隐恶溢美之辞。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揭露的态度相比，显然略逊一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处境不同所决定的，也是一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致。《三国志》以文笔简洁著称，但因叙述过简，在史实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就比不上《史记》、《汉书》那样传神、形象、生动。因此，清人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应该说李氏从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评论是客观的。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志》作注的。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