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提出了新颖看法，震动了舆论界。它明确指出：法国“革命不可避免”。米涅在此书中以阶级斗争观点叙述了法国历史的巨变。他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法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年代。“两个敌对阶级在准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米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认为“不可能回避革命”，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之间必然展开生死搏斗。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作者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他指出：“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的胜利。”“在革命时期，旧社会被摧毁了，而在帝国时期，则建立了新社会。”这是“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米涅对于雅各宾时期的政策有所保留，他认为“吉伦特派的政策比山岳党的政策更合乎道义”。热月政变后“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相反的运动将从这一天开始”。此后的“特点是放弃自由。……在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是自由放任时期，在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是行政和军事时期”。米涅赞扬拿破仑·波拿巴的立法“高于所有的社会”。拿破仑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基础被彻底动摇”。《法国革命史》的作者明确指出，波旁王朝重新统治法国是历史的“倒退运动”，今后必须“满足引起法国革命的需要”，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在19世纪初欧洲的历史条件下，米涅对于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的这种鲜明立场，毫无疑问是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

准确简明的历史年表，不但是从事研究教学历史、地理、考古和其它学科的必要工具书，也是文物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文化馆工作者、编辑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书。万国鼎先生从前编印的“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是一本简明易用的小册子。原编的“公元甲子检查表”也已作了必要的补充与修正，加入了南诏、大理、渤海、东丹等的年号。这个年表供大体上对照查检之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拿破仑时代（套装上下册）》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乔治·勒费弗尔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拿破仑时代（套装上下册）》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

本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包括中国大陆出版的考古学书目、报刊所刊载考古学论文索引、论文集所载考古学论文索引，以及台湾和香港的考古学书目、报刊和论文集所载考古学论文索引。共计五个部分。后附《引用期刊、报纸、论文集和资料集一览表》。本目录包括书目和报刊资料索引两部分，收中国考古学及有关论著共537种，收文献7000余种。本文献目录所收论著资料的编排，在各种分类项下，也尽可能按内容以类相从，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文章的排列，大体上全面性论述在前，专题性探讨在后。调查发掘资料的排列，在地区为纲，地区之下再分时代。跨越省区的，置于全国性综述之后。各省区中跨越时代的，置于该省区的总述之后。各省区的不同时代项下，按遗址地点或县市编排。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共3）》是索检明、清两朝人物史料的一种工具书，内容包括两朝考中的进士51624人。用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加以校订补充后，按照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藉此可以迅速地索得两朝进士的考中年份、名次和他们的籍贯。其考中年份，可以确定他们开始参与当时上届社会活动的主要年份；据其籍贯，可以向相应的地方志等资料追索传记。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史工作者，是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第八卷，以补公元前51至52年的空缺。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封面及书脊题名：1972美国实录。

据纽约西蒙-舒斯特公司1960年英文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亚历山大远征记》正文系以笛杜所编杜勃纳抄本为依据，而杜勃纳抄本是以巴黎手抄本为依据的。前者一般简称A抄本，后者简称B抄本。B抄本，即十五世纪巴黎古抄本（1753格令）和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稿本（一般简称C稿本），几乎可以肯定是直接根据A抄本原稿而来。而且因为其脱漏（卷七12.7）实际上是A抄本的一整页，所以罗斯认为A抄本是最原始的抄本。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A抄本，即十二世纪或十三世纪初的温杜包尼西斯古抄本，后曾有人校正，于是又产生了A2抄本，或称K抄本，亦即格罗诺的“最好的佛罗伦萨古抄本”，这个抄本杜勃纳也曾利用，他极重视B和K两种抄本的一致。由于纸页散失或毁损，A抄本有脱漏；而所谓“第二批”手抄本一般也有许多小脱漏。因此，只有将B、C及K（由A2而来）合并使用，才可避免脱漏（只有卷七中的共同漏页除外）。A和B两种抄本的“印度”一卷最好。阿里安企图仿效希罗多德的格调，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有时也有错。因此，编辑“远征记”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通常的校订方法。应当指出，编者往往发生一些偏向，其中有两个是主要的：其一是，尽量使阿里安“典范化”，这是很自然的。

本书概括地叙述了从古希腊开始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的欧洲文化发展的历史，向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知识。全书除绪言外，共分五章。每章的概论综括了一个时期欧洲文学的轮廓，并注意到文学同时的历史（包括经济发展和整治情况）与思潮（包括哲学思潮和社会学说等）的关系。然后，每章又分别叙述这一时期若干国家的文学发展，着重论述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从而构成本书作为文学史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