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发现（2022）》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22年度考古报告集。收录发掘简报及鉴定分析报告22篇，先秦时期遗存包括彭州市隆兴社区遗址、梅花村遗址，成都市青羊区上汪家拐街遗址、新都区杏花村遗址、青白江区标准化厂房地点、青白江区双元村东周墓地；唐宋时期遗存包括成都市温江区红桥村墓地、青白江区三星村墓地、锦江区柳江街道和银杏大道东侧墓地、青羊区红碾墓地，都江堰市胥家社区6组墓地，崇州市冯家墩墓地；明清时期遗存包括成都市青羊区正府街东口遗址、天府新区梅家凼墓地，崇州市聚源村窑址、付家园墓地、西五间遗址；科技考古类报告包括利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对成都市青白江区双元村墓地墓葬的绘制分析，双流区清河村遗址、温江区惠民社区5组遗址、青白江区天星村11组遗址、青白江区和平村2组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

“小溪（鄞江）”问题曾是宁波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为著名也*为复杂的历史公案。根据南宋以来部分志书记载，宋时小溪镇（今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一带）曾在东晋隆安四年（400年）或五年（401年）至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相继或同时设置过句章县治、鄞州州治、县县治和明州州治及其下辖附廓县县治。但这一说法历来争议不断，难有定论。2011～2015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主持对鄞江镇及其周边持续开展了四年多的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发掘和遥感考古、地球物理探测，以实证的角度和科学的辨析，否定了“小溪（鄞江）”之地曾经设有县级以上治所的说法，纠正了部分志书记载的谬误，还原了宁波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真相。

《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用汉文编纂，是书凡五册四卷，附地球沿革图。首总论，分上世史和中世史。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自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自五代至金章宗末年。采用章节体例，每卷后载历代世系，又卷末载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级表。此书和刻原本已很少流传，较多见到的是1899年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罗振玉（由王国维代笔）作序，始在中国有广泛流传。此书被誉为“世界第一步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极大的影响。

《苏州出土文物精粹》所录出土文物基本按照时代排列，即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六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每一时段下面再以遗址为单位，按材质选择代表性器物逐一介绍，同一遗迹单元出土器物集中介绍。一些精美的、难以割舍的单件文物，集中置于每一个时段的最后。受篇幅制约，在文物选择方面，详前而略后，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文物较多，而元明时期仅选择了苏州地区有代表性的几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予以介绍。《苏州出土文物精粹》收录的文物大多未发表，如已发表简报，在每个遗址的说明文字部分均已注明，以供进一步研究。当然，重要遗址的发掘简报、报告仍在紧张地整理撰写之中，届时应以正式报告为准。

江山如何定，草蛇灰线见玄机；国家这么治，汉宫月下话得失。西汉自刘邦定鼎以后，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从制度路径的选择到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折射出大国之治的艰难历程。本书着眼于“大国之治”这一主题，聚焦西汉200年的政治与学术，重点揭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秦朝为什么昙花一现，而作为继统者的西汉却能跨越三个世纪。探究西汉的政界，传统视角是从西北的长安，也即黄河的上游来审视。本书以新颖的视角，从南边的楚国和东海之滨的齐鲁来审视，从而得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

本书共收录了148件（套）织绣类藏品，是中心库存织绣类文物艺术品的精粹，每件藏品都配有彩色图片及文字说明，书末附有研究人员分工撰写的藏品研究论文。这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深化基础学术研究的成果。既是对库藏重要织绣类文物梳理的记录，为文物研究专家和学者提供参考借鉴；也是指引和启发文物爱好者继续发掘和追寻更多宝藏的线索，旨在进一步推动和丰富中国织绣的研究和普及。

江苏地区是六朝考古的重镇。近些年来，江苏的考古工作者围绕建康城、铁瓮城、溧阳古县城等六朝重要城址展开了系列探索与研究，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着六朝社会生活、葬地空间、佛教寺庙、石窟寺、运河交通、中外交流等六朝文化体系，深化了六朝文明及其文化辐射力的认知。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文化大发展，民族大融合，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证实六朝时期的华夏文明进程。南方地区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南移改写了中国空间发展的格局，文化结构与区域社会的重组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六朝文明，其文化风格对当时的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波及。六朝城市与文明研究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江苏溧阳吉县遗址系我院主持发掘的重点项目。2019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溧阳古县遗址连续多年开展发掘工作，取得了诸多重要收获。首先，明确了六朝古县城的规模布局，厘清了城址四至和城门、道路的分布。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工作始终秉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坚持发掘信息“一张图”的城市考古思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在整体思路中逐步探索，发掘工作精耕细作，关键局部细致解剖，逐渐明晰了古县城的城墙与城门分布，揭示了城内“十”字干道、城外环城路网及排水系统，首次较为完整地揭露了六朝时期县城遗址的结构布局，确认为六朝“永平”“永世”县治所所在。第二，揭露城址内外的重要建筑遗存，细化了六朝县城的功能区划。建筑是城市属性的重要标志，不同级别的建筑遗存代表了不同属性的城市内涵。六朝县城作为当时政治体制下的重要基层治理机构，城圈范围、城门和道路设计、建筑规模等县级行政配套设施当与其时规制相符。同时，不同地域的建筑材料或风格又会有一些区域性的特点，如吉县遗址的建筑遗存多用木桩地钉加固基础、蚬螺壳当石灰使用等，这应是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产物。城内中北部揭示的六朝建筑遗存多期叠压，说明城中方位的重要性；建筑堆积中出土建筑构件以青砖、筒瓦、板瓦、瓦当居多，建筑等级颇高。城外西北部高地揭示的六朝“外圆内方”建筑形制特殊，基址解剖面透露的信息说明，“方圆建筑”至少存在三期营建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礼制意义。城外东北部发现的南朝院落建筑遗存布局规整、规模颇大，体现了城外建筑空间的营建布局。此外，调查与钻探揭示出临河码头类遗存、城内外联通的路网及水网遗存、城址南侧的水坝遗存、城址外围山地上的墓葬遗存等，由此组成的六朝县城功能空间逐渐清晰而明朗。第三，遗址内出土了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的六朝时期生产生活器物，包括瓷器、陶器、铁器、青铜器、石器、木器、建筑构件等，涵盖了其时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瓷器尤其丰富，器形多样，窑口众多，涵盖越窑、德清窑、洪州窑、岳州窑等多个窑口产品。这为我们科学探索六朝县城的生产生活、技术工艺、文化交流、商品贸易、水运交通等提供了翔实且难得的实物资料，为深入解读溧阳古县遗址的重要历史文化内涵打下坚实的物质信息基础。以六朝县城遗存的发掘揭示为依托，逐步开展六朝物质技术、水运交通、文化交流、县城与都城、大一统国家形成等方面的课题探索，将会进一步推动六朝考古的深入研究，并为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突破进展提供动力支撑，把江苏地域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积极推进江苏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细化六朝县城遗存的考古研究，还可为探索六朝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一体文化、中华统一格局形成等提供重要参考，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裴文中先生在法国求学期间自己采集和购买了一批石器，有400件之多，包括从阿舍利、莫斯特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梭鲁特与马格德林等法国旧石器不同阶段和文化类型的典型标本，是学习和研究法国及欧洲旧石器很难得的系统材料。先生不远万里将其带回国内，并捐赠于北京大学，供学生学习和比较研究。本图录选取其中的精品进行展示，分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石制品”三部分，希望能够为更多读者带来旧石器考古学习与研究的方便，推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不断向前。

《印学研究》第二十辑以玺印姓氏研究为重点，并对新见及传世玺印文字资料进行了新的考释。共刊发《战国齐文字中的“攸”与“均”》《战国秦汉玺印所见複姓考析》《新见齐複姓考二篇》《秦汉玺印姓名考析（续十五）》《任丘新出土秦陶文校释》等论文。

黄岗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徐杨乡黄岗村。2018年6－12月，南京博物院和淮安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0余平方米，该遗址时代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并有西周、汉、唐、宋、元、明时期遗存。这次发掘清理出大量不同时期的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烧土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石器等标本。初步可将遗存分为两个时期，二者虽有承续关系，但文化面貌差异性突出，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黄岗一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中北部，灰坑、烧土堆积及洞类遗迹等分布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陶器器类主要有陶釜、鼎（锥状足）、钵、罐、壶、盉、豆、支脚、陶拍等，玉器、石器、骨器数量不多，骨器主要为鹿角靴形器、锥等。黄岗二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局部叠压于一期遗存之上，陶器与一期相比器类差异明显，新出现了匜、三足钵、杯和大量彩陶，另有少量石器及骨器。黄岗遗址的发现是近60年来该区域史前考古重大的突破，为重新认识青莲岗文化以及距今7000至5500年的淮河古道沿线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