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意在通过对文学现状进行分门别类的追踪与考察，清点年度文学成果，描绘年度文学风貌，记录年度文学足迹，梳理年度文学脉络，特别是通过对一些倾向性文学现象的捕捉，更为内在地把握年度文学的宏观走向与主要问题。该书通过对文学现状进行分门别类的追踪与考察，清点年度文学成果，绘描年度文学风貌，记录年度文学足迹，梳理年度文学脉络，特别是通过对一些倾向性文学现象的捕捉，更为内在地把握年度文学的宏观走向与主要问题。这样的一个即时又连续的文学考察，近可成为年度文学的一份忠实报告，远可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份历史记录，无疑是有其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的。读者对象：大学中院校师生，各图书馆及广大读者。

本书从“文论走向”、“文化观察”、“专题研讨”、“批评论坛”、“问题思考”、“文学史论”等十二个专题，收入文章一百二十余篇。

思维与物质的二元对立终于酿成了一场人性灾难，许多队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在这场大分裂终流失了，比如对于痛苦、暴力、疯狂、羞耻、爱情以及贪婪的理解。本书的作者批驳冷漠乏味的现代理论，以贪婪为基点重新正和思维与物质、意义与本能、理性与欲望。从贪婪的字面意义，到哲学理论，到现实的农民问题，到企业和政府，作者展开了宏大的论述和批判。为家庭积累更多的食物，为国家争得更多的财富，这些光荣的野心是不是就可以逃脱贪婪的指责？我们到底是因为现代而变得贪婪了，还是因为贪婪才变得现代了？成长可以作为贪婪的合理借口吗？公司或政府真的超越了人类感情冲动的左右了吗？它们可以因此而免受贪婪的指控了吗？贪婪就这样不怀好意地蹲伏在从兽到人的门槛上，拆剥着现代理论用“合理利己”、“个人主义”等概念缝制的粉饰外衣。这部生动新颖的作品广泛探讨了贪婪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以及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中运转的。西方哲学已经把人类激情学术化了，它把我们的扩展欲望解释为“理智的自我利益”而加以辩护。然而，对贪婪本能力量的审视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理论的冷漠乏味。这向我们显示出，在生物角度和历史角度之间制造虚假和埋藏道德危机的种种区别时，我们对成长的意义已经变得多么混淆不清。这本书以贪婪为向导，思索这些意义如何可以重新获得整合。

"岁月催人老，一句嘴边老话，说多了也无益。我们从草鞋底又引申出关于养鱼的话题。高欢说钱湖一带渔夫们经常向湖里倒大粪喂鱼，我说好恶心。难道鱼都是吃屎长大的么？又想起前几天报纸上说广东人用鸡屎养鱼，南京怎么还有人用人屎养鱼，听来实在恶心。我就问高欢“你说人屎喂鱼的事情是真的吗？”高欢说“这还能有假”？我喜欢吃鱼，鱼却喜欢吃人屎。这世界真他妈的也太奇怪了。于是就转换话题，夸耀老马福气好，一粪勺子下去竟然也能够捞起一条鱼，一条会吃屎的鱼，怪哉。老马说这鱼未必有吃屎的福气，因为它是野生的。我们看着江水，放着风筝，风筝在天空，风筝下是流淌的江水。然后我们又抬起头来看着天空，什么也不说了。"

《希腊神话故事》讲解了：神人篇，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普路同和珀耳塞福涅的故事，阿波罗的故事，阿波罗和阿德墨托斯，阿波罗和法厄同，人类的五个世纪等。

本书从介绍工具书与工具书学入手，论述了工具书的性质、类型、结构、编纂法、使用法，以及计算机与工具书等。

后记：本书是探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问题的。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发展？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裹挟的西方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文化人侵”，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如何承继与创新？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与回答的问题。中国的伦理文化发展，要有一种理性的民族文化自尊。包括中国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特质，自己的优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生活方式急剧变迁的今天，其价值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增强了。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中华文明诞生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传承与发展。正是独特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使“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平和、宽容、幽默、节制、忍耐、讲究公正等优秀品质正是现代社会最最需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我们汲取中国传统伦理智慧，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的伦理文化发展，需要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在世界正成为小村落的今天，中西文化的有益交流和优势互补，能使中国的传统伦理精神获得新的思想材料和刺激因素。罗素曾说：“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使双方受益。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当今世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的强势发展，客观上造成西方文化强势与霸权。一些中国人在反思中国传统伦理弱点时，产生了一种“西方强势文化崇拜”和“中国传统文化自虐”心理，这是需要我们警觉的。西方伦理文化中重视竞争、开拓、进步与效益，推崇个性自由、人权平等、所有权和自我维护等包含了值得现代中国伦理吸取的有益因素，但其片面追求个人至上、强权迷恋、侵略好战、放纵欲望、无休止的变化等等又必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究竟怎样的伦理文化能真正增进人类的进步、和谐与幸福？这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罗素这位20世纪的智者认为，“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优点珠联壁合的灿烂成果。”常常记起罗素的告诫对我们是有益的。本书是我二十多年来在大学伦理学教学岗位上学习与研究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点小小心得，力图从内容宏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尽力提炼出一些精要的、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有价值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东西，反映中国哲人有关道德和人生的一些主要智慧。在本书的写作、修改过程中，我先后得到了夏乃儒教授、陈卫平教授、朱贻庭教授、朱敏彦教授等人的热忱鼓励、指导和帮助。苏建军讲师、苏令银讲师为个别章节的补充做了资料收集工作。申浩助理研究员为本书的电脑文字输人付诸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忱。限于笔者的知识水平，本书的不当之处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完善。王正平2004年3月于上海师范大学本书前言汲取中国固有道德之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遭德传统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作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铸造中国人特有的道德品质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来中国讲学和考察之后，曾认真探讨过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他发现，这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道德特质有关。正是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和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使“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罗素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明确提出要学习中国人“善于沉思的明智”和“中国人的某些无以伦比的优秀品质”。他指出，“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而古往今来所有中国思想家“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目的是求善。“彰善痒恶”（《尚书·毕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使命。在中文里，“善”具有吉、美、良、好的含义，而“恶”有凶、丑。坏、害的含义。“善”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基础。孔子倡导“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乃至全部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善人”，即有“善德”的“君子”，《周易·大有》中早就有“君子以遏恶扬善”之说。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见。”（《论语·述而》）《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日：“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就是求善的学问，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则是培养“善人”的学说。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包括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内容宏富，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人伦、品德、修身、养性的种种见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善的智慧”，是人类文明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道德理论是中国先哲们探讨人们生活的价值目标、行为准则、从善方式、个性完善的重要智慧。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则包含着人类合理生存的道德真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美德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智慧。”目前，我国正在迸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应当积极汲取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鲁迅先生也提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当“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摩罗诗力说》）。但是，我国解放以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只强调批判，不注意继承，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态度，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道德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每一民族的道德建设，都有独特的历史继承性。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创造出来的全部道德智慧“合乎规律的发展”。道德为什么具有历史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方面，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各个时代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在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着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一定的性质。”③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把尺度，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在总体上是进步着的。每一社会的道德思想往往既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历史性，需要后人加以批判、改造、更新，又有人类的共同性，表现出人类共同的道德智慧，需要后人加以汲取与继承。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不同的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是各国人民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文化教育等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复杂积淀而形成的，构成每一个国家、民族不同的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道德传统成为新道德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历史基础，即使是具有崭新思想内涵的新道德，也只有从本民族的道德传统中找到“思想支撑点”，才有益于新道德的普及、推广和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国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体系，应当建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道德文明基础之上。今天，以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投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人，在加速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正日益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建设新型的民族道德精神的急迫性，认识到汲取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加强全民和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认真探讨中国传统道德论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分析中国历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基本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翟去旧见，以来新意”，大胆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塑造新型的理想道德人格，加强和改善学校与社会的道德教育服务。

代序这些文章大都是十几年以前写的，拉拉杂杂发表在各种杂志上，也有的曾收入1996年出版的文集《觅魂记》。有一天我拿出这些文字来读觉得自己重新回到了十几年前采风考察的乡村。记忆中的乡村，天空比现在更纯洁，大地比现在更干净，人比现在更朴素，而我自己也的确比现在更年轻。一双年轻无知的眼睛，能从纯洁、干净、朴素的背景中看出些什么来呢？肯定是多浅显、少深刻。从第一次采风起，我不断地到乡村生活，并没想到“再见”的词语，一度梦想着传统会与我相伴。十几年过去，翻看采风的笔记和照片，又读这些文字，我猛然意识到：我去乡村的每一次都是“再见”，我离开的每一次也都是“再见”，与我相伴的，其实是现代民众匆匆忙忙“奔小康”的脚步。啊啊，我悔恨当时自己看的每一眼不够真切，听的每一句不够细微。从这些旧文中，我企图读出更多当时的情景。时至今日，传统民间与乡土文化成为时尚，更多的年轻人渴求对它进一步地了解。但是，今日中国乡村已经由我采风时渗透传统的土地向着“现代化”的场地迁徙了十几年，昔日的泥土围城不是人去楼空，就已改成了繁华的旅游景点……于是，我宁愿露出我的浅显，也让今天的人们多感受一些乡土中国的传统景观。我最初把民间艺术的传承人称为“艺术的母亲”，是把她们当成自己的母亲——母亲哺育儿女成长，而我的艺术正是在民间艺术的滋养下渐渐成熟。我的母亲姜永贞是个乡间巧手，但她活着的时候，我并没有从她那里接受民间艺术滋养的主动。因此，艺术上更多的营养补充，来自于更多“艺术的母亲”，我曾和这些母亲们亲密相处，但如今她们大多已经离开人世，她们是：王兰畔、张林召、曹佃祥：祁秀梅：段月英、库淑兰……我会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我会在心中为她们设置永远的祭坛。其实，这些艺术的母亲并不属于我自己，她们是传统民间文化最后的传承人，她们代表着传统乡土中国把积淀千百年的文化遗产交给了现代。现代，你该动情了吧？还不快对她们说一声：母亲，你放心。然后把这份遗产轻轻地接过来。

《中华文化与汉语语用》一书着意阐发了作者的独特语境观之后，紧接着论这了西方语用学界也只是近年才提出来研究的热门话题：话语标记语或语用标记语。作者将话语标记语视为汉文化语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述了这种语用现象的功能、类别，并通过一个翔实的附录具体地分析了五组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实例，其中内容隽永、实用，颇具启发性。本书紧密结合汉文化和汉语语用特点来谈语用学理论，将普通语用学理论与汉语文化糅合在一起来讨论汉语的语用问韪。本书还有作者自己的心得和创见。刘伯奎，1948年出生，祖籍安徽萧县。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93年获评外国文学副教授，1999年获评应用语言学教授。1984年起开始汉语口才交际训练实践与理论体系的创建研究，至今已出版《辩论学》、《口才与汪讲技能训练》等专著和教材多种，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翻译英语小说等已达200余万字。现为上海科技学院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本书是刘伯硅教授20年来在从事口才交际技能训练与理论创建研究的基础上，潜心进行民族文化与语用研究多年的结晶。本书以汉语在口语构成方式、口语交际形式，以及如何适应汉民族生活交流等方面所形成特点总结为起点，以汉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精神文化特点为研究背景，同时以中外文化与语用特点的对比分析为交叉参照，展开汉语文化语用的多角度、综合性论述。书中关于交际场合六大分类的阐释、交际语用规则的确立、汉语标记语的文化含义，以及怎样实现言语交际中的语境调控与语用保证、怎样把握语用差异与语用冲突等等。作者均有不少独立的见解。本书理论系统，叙述全面，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并且尽量用史实、事例交叉映证。这是一部研究汉语语用的学术专著，又可视为一部了解汉民族文化与汉语语用的通俗读物。

死令人畏惧，而死的历史却扣人心弦。对死亡和对死亡史的研究必然在新的思想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沃维尔引领我们从死亡出发；回顾自 1300年以来西方死亡历史的发展；探究面临死亡的集体态度的变化，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走向死亡这一途程上的各种反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死亡体制去判断或评价一个社会。自1983年出版以来。本书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作为一部综合性研究著作，它集人口学、医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文学研究之大成。在丰富资料的佐证下，作者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西方死亡史图景：从中世纪黑死病肆虐开始．人们对死亡的认识经过了巴罗克式的大规模仪式的死，自然哲学的”明智”的死。复古派的”英雄”式的死，立遗嘱的“市民阶层“的死，最后进入现代的对死的禁忌。在本书的最新版本（2000年版）中，作者新写的序言又总结了近20年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