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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吃》以笔记的形式对我国历史上各地风味饮食以及烹饪方法进行考证、诠释、在引证大量的典籍文献的基础上，从各地的饮食习俗、烹饪技法、烹饪特色和饮食典故等方面着手、刻意表现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以饮食文化精髓折射出华夏文明的发达程度。作者博采广征，用通俗简练的文字，生动活泼的语言对饮食文化进行形象的描绘、赏读之余，回味无穷。\t\t

作者王新生 1956年生，山东济南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合著有《日本政治概论》、《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等及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现代日本政治》是一本探讨和论述战后日本政治的专著，它为观察和了解日本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本书结合基本上是按照日本政治过程的顺序进行论述的，分别从“选举与投票”、“利益集团”、“行政省厅与执政党”、“在野党与国会”、“行政指导”、“对外政策”、“大众传播媒介”、“事例分析——销售税的政治过程”等八个方面对当代日本政治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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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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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通晓禅学，其文笔乃神乎技矣，他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使读者是以一窥禅学的奥秘。

龚书铎我国藏书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即以秦汉以来而言，皇室、官府、书院、寺院、私人等藏书先后出现，构成古代藏书的多样系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藏书事业也发生了变化。近代藏书，从性质、使用到地域分布等许多方面，都与古代藏书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古代藏书以封闭性私藏为主要特征；近代则以公共藏书为主导，私人藏书为辅，化私秘为公开、公用成为近代藏书的发展趋势。古代藏书偏重于图书的购藏、校雠、抄刻，使用率较低；近代的公共藏书则更为重视图书的分类、使用与传布，公私藏书机构对书籍的保护和利用所肩负的责任也更重了。古代藏书事业先以长安、开封等地为盛，后向江南转移，明清时形成以江浙为藏书中心的局面；近代的藏书事业则从江浙向南北扩展，南方的广东、湖南和北方的京、津地区又形成了新的藏书中心，等等。中国藏书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其原因除去藏书事业本身的因素之外，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藏书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其盛衰变化必然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对藏书文化的研究，既要在藏书事业本身下功夫，又要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好地阐明近代藏书文化的变化。李雪梅同志在研究中国近代藏书文化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不是就藏书谈藏书，而是把它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藏书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书中着重以从传统藏书的私秘性转变为近代藏书的公开、公用性为主线，论述了公共藏书意识、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完善，以及公藏与私藏的并存等问题，大致反映了近代藏书的基本面貌。她对近代藏书文化的研究，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的，但又注意把图书馆学史、目录学史、藏书史三个互有关联而研究对象不尽相同的领域放在“藏书文化”这样一个视野下进行观察，展开研究，很具有开拓性。对于中国近代藏书文化，以往学术界还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弥补这一薄弱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作者自1989年以来即有志于收藏史和收藏文化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藏书文化是收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收藏史和收藏文化的研究。书的出版，不等于研究的结束。中国近代藏书文化涉及的方面很多，由于学识的限制，书中难免会存在不足，这有待今后的继续研究来加以弥补。1997年年终

片断：文学观念的变化之二：改变了中国文学自我优越感的偏见，自觉地以欧美和日本文学为榜样，进行文学革新。鸦片战争后，士大夫看到清王朝在军事上吃了败仗，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就当时士大夫普遍的文化心态而言，他们认识西方有一个过程。开始认为西方只是声光电化、机器制造等自然科学发达；继而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学说的先进；但对于西方文学则认为并无可观。曼殊（梁启勋）说：“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①南社诗人冯平在《梦罗浮馆词集·序》中又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士，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之诗，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姜夔）诸先哲远甚也。”②这还是处于封闭环境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优越感的旧观念，他们只知中国有司马迁、韩愈，有李白、杜甫，有曹雪芹、蒲松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并不了解外国文学，更缺乏对外国文学思想内容和美学价值的研究，因此对西方文学先进的思想与卓越的艺术技巧缺乏认识，从而形成了一种夜郎自大、夷不如夏的思维定势。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生活在封闭状态下的知识分子自身知识结构和艺术视野的局限所致。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西方文学的真谛。如所周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能读外国文学原著的人很少，初期的文学翻译又只是注意故事情节的叙述，作品中大量的艺术精华（如心理描写、自然环境描写、肖像描写等）被删掉。就连这样的被误译、被删节的作品，一是他们并非都能读到，二是受传统审美趣味、审美习惯的影响，许多读者也未必能欣赏其艺术奥妙。一句话，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并不大了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翻译文学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冲破封闭的文化环境，放眼世界文学。他们逐步认识到西方文学的思想光辉和艺术力量，开始发现西方文学也有优于中国文学的地方。较早认识到这点的是梁启超、林纾和周桂笙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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